與民法典立法有關的人和事，這兩天討論的熱度重新回溫。王利明教授幾年前發(fā)在某正經法學期刊上的回顧與 梁慧星先生此前在民法典立法過程中的摩擦的文章再次受到矚目。（參見：）

2020年5月22日，公眾號“瞰法”曾推送了對梁慧星先生的專訪文章，題目為“梁慧星：國家的事，我盡了我的職責”（后不知何故又刪除了）。由于文章搭上了民法典立法的風口，而且又是民法權威學者的第一視角的講述，所以很自然地，在法律人的圈子里流傳甚廣，甚至還有“溢出效應”。

梁先生大半生的學術事業(yè)，都與民法息息相關，其學術情懷和對民法典大業(yè)數十年如一日的持續(xù)參與，在在都讓人感受到一種學術報國的拳拳赤忱。然而，我在讀這篇文章時的感受，先是驚訝，繼之是感到可惜和遺憾。

01.

我驚訝的是，記憶中那個活力四射的“學術中年”梁先生，此時竟然已經顯出了老態(tài)。

連梁慧星先生也變成了老頭子了，那一刻，我的心突然痛了一下。

我對于梁先生的印象，還停留在十幾年前。

那時候，民法典的話題就已經很熱了。

當時，梁慧星先生作為民法學中生代兩巨頭之一，在各種論壇、講座和研討會上，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豪邁身影，深深地映在了當時還是法科菜鳥的我的腦海里。

02.

在剛剛提到的這篇專訪的結尾部分，梁先生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話：

“ 國家的事，我盡了我的職責。我最擔心的是將來子孫后代說，別人不懂，你懂，別人不知道，你知道，你不敢說。 ”

我同意梁先生的前半句話，民法典這件“國家的事”，他的確盡了他的職責。

甚至，我還覺得，梁先生后半句的擔心是多余的——稍微對中國民法典的學術論爭史有些了解的人，都不會去指責先生“你懂，你知道，但你不敢說”的。

但在我而言，心里其實是感到有些可惜和遺憾的。

為什么？

因為梁先生雖然“敢說”，但似乎不太“會說”，以致在近些年與民法學界另一巨頭的較量中，屢屢處于下風，甚至有些形單影只了。

03.

事實上，梁先生很多關于民法典立法的意見是頗為中肯的。（參見 ： ）

很可惜，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即使在純粹學術的討論中，也是有聲量大小的差異的。

聲量的大小，又常常不在于你說的有沒有道理，而常常取決于一些與學術無關的場外因素，譬如：誰占有的學術資源更多，誰在學術游戲中有更大的話語權和各種直接間接的影響力。

梁先生是個學者，還是比較純粹的那種。但他在這場有關民法典編纂的世紀大討論中的逐漸失勢，也恰恰是因為他“只是一個學者”。

作為學者，他似乎并不善于組織資源、籠絡團隊，不善于長袖之舞、遠交近攻。 須知，要在學術江湖里成為一方學閥，光有學問沒有人脈是萬萬不能的，你還必須 拉起一支隊伍，人強馬壯的那種，這樣才能“聲勢浩大”。

在這方面，學者性格的梁先生似乎是吃虧的。

他是金庸江湖里的一個絕代高手，但他醉心武道，拙于造勢，門派的力量又弱小，聲威自然就漸漸被蓋了下去。

這，大約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04.

其實，梁先生個人的榮辱，我是不關心的。

我為梁先生感到惋惜，其實說白了，是為中國民法典感到遺憾。

作為新中國的第一部民法典，這部法典的意義不可謂不大。然而，在這樣一部煌煌巨典的編纂過程中，似乎并沒有與之相配的學術論戰(zhàn)。

熟悉德國民法典的人都知道，在德國民法典的立法過程中，以薩維尼和蒂堡為代表的兩派的論戰(zhàn)，其持續(xù)時間之長、牽涉問題之廣、產生影響之大，都早已成為世界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

也正因為有了這場針鋒相對的學術論戰(zhàn)，德國民法典才得以最終成為一部與法國民法典并立的大陸法系經典法典。

然而，反觀中國民法典的學術論爭史就會發(fā)現，盡管看似意見紛陳，但其中水分頗多，很多人蹭個熱點名利到手后就鳴金收兵了。

本來，作為民法江湖里的兩位中生代絕巔高手 ，梁與王是最有可能展開一場世紀大論戰(zhàn)的。一開始，大家也是這么期待的。

可惜，所有人都沒想到，民法典的立法竟然是一場持久的消耗戰(zhàn)。消耗戰(zhàn)，比的自然是門派的資源。于是，勢單力薄、資源有限的梁先生，也便吃了虧，以致到后來，聲量漸漸被壓了下去，甚至被邊緣化。

這是梁先生個人的遺憾，但，又何嘗不是中國民法典立法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