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歲末的一個深夜，臺北松山機場本該一片寂靜，可一架美式私人飛機的引擎卻突然發(fā)出了震耳欲聾的轟鳴。

在壓根兒沒接到起飛指令的情況下，這架飛機猛地加速，對著跑道盡頭就沖了過去。

塔臺那頭兒當場亂了套。

調度員的聲音里透著藏不住的恐慌，對著麥克風嘶聲力竭地喊話：“趕緊落地！

快回來！

只要你肯降落，咱們把話說明白，絕對沒人會難為你！”

這動靜聽著可一點兒不像在發(fā)號施令，倒更像是在低聲下氣地求饒。

沒別的，就因為那架飛機的尾翼上印著特殊標志——它是蔣家二公子、也就是那會兒的“裝甲兵司令”蔣緯國的私人座駕。

駕駛艙里的那位飛行員壓根兒沒打算理會地面的鬼哭狼嚎，他兩手死死攥住操縱桿，真切地感受著機身離地那一刻的劇烈顫動。

直到飛機徹底扎進那片黑漆漆的高空，他才慢條斯理地扣下通話鍵，扔出一句讓臺灣空軍指揮部集體石化的話：“記住了，老子叫韋大衛(wèi)！

老子走了，不陪你們這幫慫包玩了！”

過了一個來鐘頭，這鐵鳥穩(wěn)穩(wěn)落在了福建。

這邊接應的人頭一回見這陣仗，起初還納悶是不是那位蔣家公子親自“起義”了，結果艙門一開，跳出來的卻是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伙子。

整件事最邪乎的地方還不在這兒，而是個邏輯上的謎團：在那個到處是密探、審查嚴到骨子里的年頭，一個被掛了號的“逃兵”，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覺地混進空軍，甚至還摸到了老蔣次子飛機的操縱桿？

這背后，藏著一個年輕人長達七年的硬核博弈，也扯掉了當時那個組織最后的一塊遮羞布。

韋大衛(wèi)這樁買賣，得從1949年那個滿是坑蒙拐騙的碼頭聊起。

那會兒他在桂林，是個滿腦子想報國的熱血青年。

家里三個叔叔都是抗戰(zhàn)時殉職的飛行員，這種血脈讓他一心想上戰(zhàn)場。

正趕上國民黨在廣州招收軍校學員，說是給官做、給前途。

他信了這套鬼話，二話沒說就交了錢，通過體檢，滿懷壯志地登上了那艘南下的船。

誰知道在海上晃蕩了好幾個晝夜，等船靠在臺灣基隆港時，這群年輕人才發(fā)覺自己被賣了。

哪有什么軍校？

純粹是人口販子設的局。

招人的長官早就卷款跑路，這幾百號學生被當場充了軍，成了最底層的“苦力”。

韋大衛(wèi)被發(fā)配到了一個彈藥營，每天的任務就是搬運那沉甸甸的炮彈。

換做別人可能就認命等死了，可韋大衛(wèi)從落腳的第一秒起，心里就在盤算：怎么飛回去？

擺在他面前的第一道坎就是：逃還是不逃？

彈藥營那地界兒，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全是荒地。

要是跑的時候被逮住，一排機槍掃過來命就沒了。

但他算得明白，在這兒待著，這輩子只能是爛在島上的零件。

趁著看守兵喝斷片的當口，他偷出大門鑰匙，一頭扎進了一人多高的甘蔗林。

接下來的二十個晝夜，簡直是老天爺在考驗他的意志極限。

他在那密不透風的林子里鉆了二十天，餓了就啃兩口甜桿，渴了就舔露水。

等鉆出來的時候，整個人邋遢得跟野猴子似的。

可他居然沒被抓回去，因為那會兒軍里逃兵多如牛毛，長官根本沒把一個搬炮彈的小兵放在眼里。

成功脫身后，他面臨第二個難題：選什么交通工具？

靠劃小船回大陸？

那純粹是給海里的魚送外賣。

他琢磨出個門道：想跨過海峽，必須得掌握某種“重型載具”。

他發(fā)現(xiàn)海軍在招人，于是改名換姓混了進去。

在軍艦上折騰了兩三年，他表現(xiàn)極佳，還成了個小軍官。

可他轉念一想：大船跑得慢，目標太顯眼，而且一艘船得幾十號人配合，他一個人根本說了不算，還沒等轉向就得被船上的督戰(zhàn)隊一槍斃命。

于是，他整了個更狠的計劃：棄海投空。

趁著休假，他直接去了空軍辦公室。

他也沒藏著掖著，就把家里三個飛行員叔叔的事兒一擺，說自己骨子里就有開飛機的基因。

空軍那會兒正缺技術骨干，當場就把他留下了。

這時候，那個組織的荒唐勁兒就顯出來了。

海軍發(fā)現(xiàn)這人“曠工”，立馬發(fā)了通緝令。

可那會兒臺灣各部門之間內斗得厲害，空軍為了留住人才，愣是把通緝令給扣下了，還放出話：這人我們要了，你們海軍少在那兒指手畫腳。

這就是典型的組織內耗。

因為部門利益的博弈，一個通緝犯居然堂而皇之地穿上了空軍制服。

進了空軍，韋大衛(wèi)一點兒沒急。

他冷眼旁觀，發(fā)現(xiàn)想溜回去的遠不止他一個。

上頭也精，開始搞各種“精神折磨”：任務結束得熬到半夜，凌晨四點又得把你薅起來，就是不讓你睡踏實。

打的主意就是讓你疲勞駕駛，最后死于事故，美其名曰“殉職”。

韋大衛(wèi)看透了這層邏輯，心里那桿秤更穩(wěn)：你折騰我，我就拼命練。

只要命還在，絕對機會早晚會來。

他甚至被軟禁過一個月，可因為同伙里有硬背景，最后全被放了出來。

這下韋大衛(wèi)明白了，普通的教練機沒戲，他得等一架性能拔尖且自帶“通行證”的飛機。

他后來調到臺北當了教官，這地方更自由，能碰到大人物的座駕。

最后，他盯上了那架從老美那兒買的高級貨——蔣緯國的私人機。

這飛機不僅油總是滿的，最關鍵的是，它是二公子的座駕，雷達發(fā)現(xiàn)了第一反應是愣神，而不是攔截。

為了摸清底細，他成天跟警衛(wèi)稱兄道弟，請喝酒、扯閑篇，把飛機啟動的所有細節(jié)和換崗的幾分鐘真空期摸得清清楚楚。

1956年那個晚上的行動，壓根兒不是腦子一熱，而是折騰了整整七年的收網(wǎng)之戰(zhàn)。

當他重新坐在福建的土地上，對著地面人員大喊“我是韋大衛(wèi)”時，他完成了一個普通小兵到起義英雄的驚天逆襲。

回過頭看這段往事，韋大衛(wèi)贏在極度理性。

他始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吃透了對手的軟肋。

他利用了軍種之間的地盤之爭，玩轉了基層管理的腐敗漏洞，甚至借用了權貴的特權作為跳板。

蔣介石聽說這事后估計臉都綠了，但他更該想明白一件事：當一個組織靠欺騙拉人、靠恐懼管人、靠特權運行，那它防守最嚴的地方，其實到處都是漏風的墻。

這種攤子，不輸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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