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兩個歷史文化淵源深厚的鄰邦，中印兩國在過去很多年因為邊界等問題愛恨交加，近期關系剛剛回暖。在大國博弈加劇的時代，如何正確處理雙方復雜的對外關系？在全球秩序動蕩的當下，中印兩國如何發(fā)揮積極作用？近期，印度第26任外交秘書（2004-2006）、前印度總理核事務和氣候變化特使以及印度駐印度尼西亞、緬甸和尼泊爾大使薩仁山(Shyam Saran)，做客【思想者茶座】，就以上問題與我們坦誠交流。

我們從中印關系的回暖談起，談及兩國關系歷史、2005年以來兩國關系由暖變冷的原因，以及當下為什么中印之間以及南方國家都需要團結。作為印度前政治家，薩仁山的一些看法與中方有分歧，不代表觀察者網支持該立場，請讀者注意甄別。

1月10日，在觀察者網·2026答案秀現(xiàn)場，作者與我們深聊當前的中印關系 觀察者網

【對話/觀察者網 高艷平】

中印關系正常化正在緩慢推進，印度希望這一進程能持續(xù)下去

觀察者網：我們知道，中印關系正在回暖，天津上合組織中印領導人會晤握手，定位“中印是伙伴而非對手“，意義重大。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的中印關系一直令人擔憂，邊界沖突，民間敵意，中國軟件應用大量被禁等等，這與二十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您親歷了中印關系數(shù)十年變遷，也曾代表印度與中國舉行戰(zhàn)略對話。回顧往昔，您認為哪些時刻或事件對塑造當今中印關系具有轉折性意義？

薩仁山：這段歷史非常悠久，因此很難完整講述印中關系的全部故事。但我想說，在印度為擺脫殖民統(tǒng)治進行艱苦卓絕的自由斗爭時，中國也正在進行解放戰(zhàn)爭。1947年，印度獲得獨立。1949年，解放后的中國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解放斗爭和印度自由斗爭期間，兩國人民實際上相互抱有深厚的同情與支持。因此，在中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也成為共和國之后，兩國關系實際上有了一個非常良好、積極的開始——印度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之一。

此后，例如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印度發(fā)揮了作用；在解決越南沖突時，印度也扮演了角色。那段時期印中兩國實際上合作非常緊密。那時人們都說“印中人民是兄弟“。

這個積極的雙邊關系一直持續(xù)到1959年。1959年，發(fā)生了一些非常不幸的事件：西藏出現(xiàn)了動蕩，這在中國引起了非常負面的情緒，盡管在此之前就已經發(fā)生了一些邊境摩擦。但1959年事件之后，邊界問題呈現(xiàn)出不同的性質。它不再僅僅被看作是局部的沖突，而是被解讀為印度試圖顛覆中國在西藏的統(tǒng)治，因此兩國關系從1959年開始走下坡路。

如您所知，我們在1962年發(fā)生了一場非常不幸的邊境沖突。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印關系在當時完全凍結了。直到1973年，那是在時隔14年后，我們兩國才重新恢復了大使級關系。我國大使首次重返北京時，我就在北京。那是一個非常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從那時起，中印關系開始逐步改善。我認為在這段特定時期，并不存在非常強烈的相互猜疑或不信任。雙方同意必須通過談判來解決邊界問題，于是我們在1980年啟動了兩國的邊界談判。

總的來說，印中關系的軌跡大體上是向上的。在1988年，時任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了北京，會見了你們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非常有趣的是，鄧小平對印度總理說，中印兩國不發(fā)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fā)展起來，才算到來。之前（1982年），他還說過， 中印兩國之間的問題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國對印度的威脅，也不存在印度對中國的威脅，無非就是一個邊界問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他認為，印度和中國需要再次攜手，才有希望和未來；中印兩國應當共同為亞洲復興做出貢獻。

那個階段是中印關系的積極改善時期：經濟關系在改善，政治關系也在改善。雙方有很多代表團互訪。當時雙方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維持邊境和平與安寧的措施。在解決印中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和規(guī)范達成一致時，我本人正擔任印度外交秘書。

中印關系又一個高潮出現(xiàn)在2005年4月左右，雙方達成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xié)定。兩國領導人同意，建立中印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兩國認為，印中關系已經超越了雙邊范疇，具有了全球意義。為什么？作為兩個發(fā)展最快的新興經濟體大國，如果印度和中國攜手合作，那么我們就能在改革現(xiàn)有全球治理機構和塑造未來規(guī)則（例如氣候變化或多邊貿易等）方面發(fā)揮更大的影響力。

如果印度和中國想在世界上扮演這樣的角色，不僅為了自身利益，也為了更廣泛發(fā)展中國家群體的利益，兩國就必須盡快解決邊界問題。這是2005年兩國的共同愿望。但遺憾的是，2005年之后，我們在解決邊界問題上并未取得太多實質性進展，盡管我們也維持了一段時間邊境的和平與安寧。

過去十多年，中印兩國在兩位新領導人的領導下，有了一個充滿希望的開端。但正如您所知，盡管兩國關系取得了一些非常積極的進展，2020年邊界問題再次成為主要的刺激因素。直到現(xiàn)在，我們仍在努力克服當時兩國軍隊不幸沖突遺留的問題。

如今已過去近五年了。開頭您提到了兩國領導人在天津的會晤，但實際上中印兩國關系改善始于前一年，即2024年的喀山會晤。那是五年來他們首次舉行雙邊會晤，天津是他們的第二次會晤。自那時起，關系正?；倪M程在緩慢推進，我們希望這一進程能持續(xù)下去。

印度電子與信息科技部部長公布2026印度AI峰會的logo等信息

中印關系回暖是兩國努力的結果，與第三國無關

觀察者網：我們也有同樣的期待。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兩國過去十多年來的關系惡化除了邊境沖突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比如美國制衡中國的因素？您知道的，印度、日本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常被解讀為“制衡中國”，或者是受西方所謂“中國威脅論“影響？

薩仁山：要知道，印度和中國都是大國。養(yǎng)一頭大象當寵物可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從本質上看，我們這兩個國家都不可能成為另一個國家的附庸。

印度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如您所知，它曾是一個不結盟國家。在當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冷戰(zhàn)對峙的時期，印度表示，我們不會與某一國結盟。后來我們走了一條獨立的道路，這就是不結盟政策。

那時的印度比現(xiàn)在要弱小得多。今天的印度擁有了更強的經濟能力和軍事實力。為什么它現(xiàn)在反而要成為另一個國家的附屬盟友或附庸呢？印度一貫遵循我們稱之為“戰(zhàn)略自主”的政策。也就是說，我們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我們確實與美國等許多國家保持著關系。為什么？因為如果這些關系有助于印度的發(fā)展、有助于印度的轉型，那就是一件好事。

畢竟，在某個時期，中美關系也非常緊密。這在吸引投資、引進技術方面促進了中國自身的發(fā)展。印度今天與美國所做的一切并無不同。我認為，中國不應透過與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關系的棱鏡來看待中印關系，這一點至關重要。

中印關系本身就是獨立存在的，有其自身的演變邏輯。因此，評判中印關系應當基于這種內在邏輯，而非考慮其是否與美國、日本或其他國家的合作意愿相關。當然，我們與各國都保持著密切合作。但如果認為這些合作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是針對第三國的，那恐怕是誤解。

觀察者網：在與巴基斯坦的專家交流時，談及巴基斯坦境內“一帶一路”項目遇襲或印巴緊張局勢等問題時，話題時常會談到印度對美國的傾斜。甚至有人認為，去年中印關系緩和是印度對特朗普政府大幅加征關稅的直接回應。能否請您坦誠談談：長期而言，美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其對華政策，對印度自身的對華策略產生了多大程度的影響？

薩仁山：正如我此前提到的，在印度與美國的利益重合或一致的領域，我們自然會開展合作；而當我們的利益不一致、不相符時，我們就無法攜手合作。即便是現(xiàn)在，各位也看到印度是特朗普關稅戰(zhàn)的主要目標之一。如果印度真是如此親密的盟友，我不認為美國會采取這樣的行動。印度有自己的尊嚴，也有自己獨立的立場，這一點我已經強調過。

與美國合作的某些領域確實對我們有益，特別是在發(fā)展目標方面，因為我們仍處于需要資金和先進技術來推動自身發(fā)展的階段。而美國及西方國家總體上仍是資本和技術知識的重要來源。因此，基于印度當前的發(fā)展階段，與這些伙伴合作是合乎情理的。這不應被過度解讀。

至于巴基斯坦，情況則有所不同。長期以來，印度一直是巴基斯坦跨境恐怖主義的受害方。中國也清楚，我們之間的一些分歧正是源于某些在巴基斯坦境內活動的恐怖組織。這些組織曾被提上聯(lián)合國恐怖主義名單，但有時中國因與巴基斯坦的關系而有所保留，未予支持。對我們而言，來自巴基斯坦的挑戰(zhàn)確實主要源于恐怖活動。盡管印度方面做出了許多努力，試圖改善關系、建立更積極的建設性互動，但迄今為止恐怕尚未成功。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xiàn)實。

2月5日，美印就關稅削減達成協(xié)議。圖為2025年2月，莫迪訪問白宮時與特朗普會面

我認為我們對特朗普總統(tǒng)的一些說法不應過于認真，比如他如何介入并試圖結束印巴兩國的沖突。這實際上是通過雙方自身的對話達成的。我們不需要第三方來幫助我們解決這類問題。

你提到中國正與巴基斯坦推進“一帶一路” 倡議。如果巴中雙方認為這符合雙方共同利益，那是你們的事。但我們的反對立場始終明確：該項目穿越了印巴存在爭議的地區(qū)。印度主張對整個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qū)擁有主權，而中巴經濟走廊正經過該區(qū)域。因此我們曾提醒中國，在印度視為本國領土的區(qū)域推進項目存在敏感性。若能相互顧及這種敏感性，或許對各方都有助益，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觀察者網：我知道印度是全球南方國家中唯一一個沒有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是這個原因導致的嗎？

薩仁山：主要有兩點。首先，盡管印中關系存在一些緊張，但兩國畢竟曾緊密合作，共同建立了另一個多邊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

其次，印度和中國還合作設立了金磚國家新開發(fā)銀行，該行總部實際設在上海。我們既是亞投行的第二大股東，也是新開發(fā)銀行的第二大股東。如果我們與中國在建立對雙方都有利的機構方面存在合作問題，就不會有這些成果。

那為什么印度對“一帶一路”持保留態(tài)度呢？第一點，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是巴基斯坦因素。第二點，與亞投行或金磚新開發(fā)銀行不同，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印度和中國從未就此進行過事先磋商或討論——例如它將如何架構、如何融資、項目如何評估等。

這與亞投行和新開發(fā)銀行的成立過程截然不同，因為后兩者都經過印中之間非常密集的磋商與討論，以確保銀行架構能惠及兩國乃至更多發(fā)展中國家。如果中國希望印度成為合作伙伴，更好的做法或許是像成立亞投行和新開發(fā)銀行時那樣，先與印度共同協(xié)商。

印中是全球政治穩(wěn)定的兩大支柱，兩國關系具有戰(zhàn)略維度

觀察者網：如果您認為印中關系緩和是印度戰(zhàn)略自主決策，那么您認為，雙方關系突破的關鍵驅動因素是什么？這是一次短期的戰(zhàn)術性舉動，還是具備持久的基礎？原因何在？

薩仁山：首先，我真心希望這不是短期的戰(zhàn)術性舉動，我期待這預示著兩國關系能實現(xiàn)更持久的改善。正如我先前提到的，你所說的突破其實并非發(fā)生在天津，而是一年前已在喀山實現(xiàn)。這是如何達成的？經過雙方軍事和外交人員的多輪談判，我們得以在某些發(fā)生武裝沖突和對峙的區(qū)域達成脫離接觸協(xié)議。也就是說，雙方決定在這些點位撤軍。這一積極進展使得喀山峰會得以舉行，且這一進程正在緩慢推進中。

但我不能說我們已經恢復到先前狀態(tài)。不，因為目前雙方仍有五萬軍隊部署在邊境、相互對峙。所以說，我們實現(xiàn)了爭議地區(qū)軍事脫離接觸，但局勢降級尚未完成。此前的狀況是，邊境從未部署大規(guī)模部隊，軍隊都駐守在基地，只有五人、十人規(guī)模的巡邏隊會抵達這些區(qū)域。四十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著和平安寧，從未兵戎相向。考慮到這段歷史，2020年發(fā)生的事件極不尋常。

因此我認為，關鍵是我們不能止步于現(xiàn)狀。下一階段必須推動局勢降級，讓兩國軍隊撤回基地，從而消除對峙空間——這是必要的步驟。談到如何重建已受損的互信，我認為這些措施至關重要，畢竟我們曾花費多年時間才建立起相互信任。

我記得在中國，甚至曾有領導人說過：中印關系堪稱典范——即使存在分歧乃至爭端，兩國仍能以成熟方式管控分歧、保持合作。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實際上一直視印度為這樣的存在：雖有分歧，但未激化為爭端，這至關重要。我認為這也應是雙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所以當你問這是否只是短期緩和？從印度方面而言，我們當然不希望是短期的，因為印中關系具有戰(zhàn)略維度，不能以交易性方式處理。我衷心期望，在這個日益動蕩、規(guī)則秩序崩塌的世界里，雙方能嚴肅對待彼此的關系——如今連西方成熟民主國家內部都出現(xiàn)不穩(wěn)，而中印是當前全球政治穩(wěn)定的兩大支柱。在周遭一片動蕩中，唯有這兩國堪稱世界的穩(wěn)定之錨?；蛟S兩國正有責任攜手合作，以更妥善的方式引領這個動蕩的世界。

觀察者網：這樣看來，您對兩國的關系改善很有信心，這令人鼓舞，您知道中印兩國有著歷史悠久的文化淵源。

薩仁山：是的，印中有著悠久的文明交往史。你看佛教文化傳入中國，我們在諸多領域都如此親近。印度電影在中國也很受歡迎，我相信這一點。

中印邊界問題為何很難解決？

觀察者網：回顧建國初期，從1954年到1960年的短短6年間，周恩來總理四度出訪印度商討邊界問題。他的話至今仍具有現(xiàn)實意義。他說，“我們絕不會侵略任何國家的一寸土地，當然我們也不容忍人家侵略我們。中印兩國人民沒有根本利益的沖突，一時的烏云是會消除的，兩國邊界的一時糾紛是能夠解決的。”

您曾稱未解決的邊界問題是雙邊關系中“最大的障礙”，但也指出中印關于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已奠定基礎，需要雙方“互諒互讓、相互調整”。在您看來，當前實現(xiàn)邊界談判真正突破的關鍵是什么？雙方又應如何防止邊界摩擦干擾更廣泛的合作議程？

薩仁山：如我先前所述，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印度和中國共同建立了一系列維護邊境和平安寧的重要措施。盡管雙方對邊界線走向存在分歧，但這些具體務實的安排確保了兩國間不會產生不穩(wěn)定的敵對態(tài)勢，且這一局面曾長期得以維持。

誠然，邊境摩擦偶爾仍可能發(fā)生——畢竟兩國擁有漫長的邊界線。但我們也曾建立起處理此類事件的完善機制：若常保持聯(lián)絡的邊境人員無法解決，可逐級上報至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印度軍隊更高層級；若仍無法化解，最終可提交至例如新德里等最高決策層面。因此，即便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前偶有分歧爭端，我們實際上已具備管控局勢的有效機制。

而這一機制在2020年似乎失靈了。那些本應運行的機制不知為何未能起作用——我們至今不完全清楚具體原因，但事實就是它們失效了。于是出現(xiàn)了中方質問“我們不理解你們?yōu)楹芜@樣做”，而印方回應“是你們先挑釁”的局面。顯然，這類互相指責的對話無助于解決問題。

值得肯定的是，正如我提到的，我們已開始重建部分建立信任的措施。這使得即使在邊界問題懸而未決的情況下，我們仍能實施有效管控。

但必須承認，若要充分發(fā)揮印中關系的全部潛力，最終仍需解決邊界問題。這正是我強調2005年兩國領導人共識重要性的原因——雙方當時一致認為，印度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機遇，中國同樣是印度經濟發(fā)展的機遇；印中關系具有超越雙邊的戰(zhàn)略意義，因此必須為更重要的合作盡快解決邊界爭端。這一共識在2010年發(fā)生了變化：當時一位中方領導人說，邊界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解決需要很長時間。2005年提出的緊迫性，在五年后似乎未能延續(xù)。

我們必須確立雙方認可的統(tǒng)一路徑，這正是2005年《關于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重要意義——它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可供遵循的解決框架。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最近雙方再次提及將這些原則作為繼續(xù)邊界談判的基礎，這確實是向前邁出的積極一步。

觀察者網：您是否認為中俄邊界解決方案的模式，可以作為印中邊界問題的參考范例？您知道歷史上中俄之間曾經也經歷過很多波折，但兩國最終朝前看，解決了邊界問題，如今兩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合作關系。

薩仁山：誠如您所言，中印雙方都需要通過一定程度的互諒互讓來解決問題，這毋庸置疑。但印中邊界的情況與中俄、中越邊界有所不同：一是爭議區(qū)域更為廣闊；二是例如在東段地區(qū)涉及定居人口，使得問題解決更為復雜困難。

不過，中俄、中越解決邊界問題時體現(xiàn)的精神——即雙方都必須敏感對待彼此的核心利益——或許我們可以借鑒這一原則。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我認為中俄邊境問題的解決，這確實是中俄兩國關系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通過解決這一長期問題，中俄得以開展更為廣泛的合作，這充分證明：若能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將為雙方開啟更緊密的合作空間提供巨大潛力。

中印邊境的軍事脫離接觸已經完成鳳凰網

問題不在于誰是領導者，而是全球南方國家今天是否存在團結精神？

觀察者網：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員，印度和中國在氣候變化、能源安全、改革多邊機構等全球議題上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兩國過去的分歧有時會成為全球南方合作機制的阻礙。當前雙方應如何協(xié)調，以推動建立一個更公平代表發(fā)展中國家訴求的全球治理體系？

薩仁山： 我以發(fā)展中國家集團在冷戰(zhàn)時期的表現(xiàn)為例。當時他們確實能夠團結起來，在國際事務中施加相當大的影響力。例如，他們率先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為多個非洲國家完成去殖民化進程密切協(xié)作，并努力建立一種更公正、更公平的新型國際經濟秩序，還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張。

他們是如何凝聚起這種影響力的？正是通過基于共同目標的協(xié)作，尤其是那份至關重要的團結精神——我們都曾有過應對殖民主義、殖民統(tǒng)治和帝國主義的歷史經驗。在這些斗爭中，我們相互扶持，彼此同情。這在南方國家之間創(chuàng)造出一種特殊的親近感與團結意識，從而使得合作成為可能。

我可以這樣說，因為那個時期我曾參與過裁軍、發(fā)展等相關議題的工作，這些國家間確實存在著強烈的共同使命感。當時并不存在誰一定是領袖、別人必須跟隨的情況，而是涌現(xiàn)了好幾位極具威望的政治家。想想看，我們有印度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埃及的納賽爾總統(tǒng)，南斯拉夫的鐵托總統(tǒng)，等等。這些人都享有很高的信譽和威望。當他們匯聚在一起時，并非爭奪領導權，而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斗。

同樣，對于全球南方，有時人們會糾結：中國是領導者，還是印度是領導者？我認為問題不在于誰是領導者。關鍵在于，在全球南方國家之間，今天是否還存在那種團結精神？尤其是我們看到全球仍存在地區(qū)沖突甚至戰(zhàn)爭爆發(fā)的可能性，和平正在受到威脅。要知道，冷戰(zhàn)時期，這些發(fā)展中國家的不結盟運動，堪稱歷史上最大的和平運動。這些國家致力于防止戰(zhàn)爭、維護和平，致力于確保核裁軍，避免世界陷入核戰(zhàn)爭的危險境地。所以，今天缺失的，正是全球南方內部的這種團結精神，那種我們過去曾擁有的、具有政治家遠見的領導力。

因此，我認為，今天發(fā)展中國家集團團結起來，共同致力于和平事業(yè)，甚至比冷戰(zhàn)時期更為重要、更為緊迫。因為如果沒有和平，他們將是受影響最嚴重的群體，他們的和平與繁榮前景將受到威脅。因此，他們實際上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需要再次聯(lián)合起來，形成一種和平運動。

現(xiàn)在，印度和中國作為兩個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顯然可以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金磚國家是否會成為一個更廣泛群體的平臺？也許吧。正如你知道的，印度一直是金磚國家非?；钴S的成員，也是上海合作組織的積極成員。印度還將在今年晚些時候主辦金磚國家峰會。因此，印度和中國完全有機會真正攜手引領全球南方發(fā)揮更大的影響力。我堅信，全球南方在當今世界的作用已經變得比過去重要得多，也緊迫得多。

2025年巴西舉辦的金磚國家峰會上，部分國家領導人合影

觀察者網：還記得去年五月那場非常危險的沖突嗎？我們的鄰居，兩個擁核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也都是全球南方國家 ，在半個月內爆發(fā)了非常激烈的沖突。有人設想，如果美國介入幫助印度，那么中國是不是要幫助巴基斯坦？后果不堪設想，甚至可能涉及核戰(zhàn)爭。

薩仁山：這聽起來難以置信，但確實存在一些危險的推演。

我認為，外界或許對沖突的性質，以及印巴雙方無意將任何沖突升級至核層面的事實缺乏了解。兩國及其領導人都非常清楚潛在的危險，所以那是一次非常有限的行動，其初衷僅僅是針對那些長期從事反印活動的恐怖分子營地，甚至并非針對巴基斯坦軍方，只是針對恐怖分子的那些據點。

然而，一旦巴基斯坦對印度采取軍事反應，我們顯然必須自衛(wèi)。但正如你所見，大約三天內局勢就得到了控制，雙方達成了?；饏f(xié)議。有人認為?；鹗且驗槊绹深A，但事實并非如此，連巴基斯坦方面也已證實這一點。這是印巴雙方通過雙邊渠道達成的協(xié)議。因此，盡管存在緊張關系，印巴雙方在管理此類沖突方面，都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責任感。

當然，我們更希望根本沒有任何沖突。看看我們總理莫迪的角色，他在2014年就任總理時，曾邀請當時巴基斯坦總理納瓦茲·謝里夫出席就職典禮。這是他做出的重要姿態(tài)，旨在向巴基斯坦伸出橄欖枝，建立更友好的關系。此后，他多次在重大會議（如上合組織會議、金磚會議）的間隙會見巴基斯坦領導人，也在多邊場合與巴基斯坦協(xié)作，利用這些機會繼續(xù)對話。但問題是，每當印度做出此類姿態(tài)，兩國關系正常化取得一些進展時，總會再次發(fā)生某種恐怖襲擊事件。仿佛巴基斯坦國內有人不希望看到印巴關系改善。改善關系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單靠印度一方是無法建立積極關系的。

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縱觀整個南亞地區(qū)，今天我們面臨的許多挑戰(zhàn)，例如氣候變化、河流管理、過度捕撈、污染等問題，如果沒有區(qū)域內國家的緊密合作，都無法得到解決。在我看來，這其中也必須包括與巴基斯坦的合作。

因此，如果我們展望未來，當面臨氣候緊急狀態(tài)時，目前國家間的許多雙邊緊張關系都將顯得無關緊要。未來若因冰川融化引發(fā)危機，即便只是為了避免那種黯淡的前景，各國做出具有政治家風范的決策，攜手合作，也至關重要。這當然是我們所希望的。但你也看到，當前國家間的種種問題總是阻礙我們協(xié)作的能力。

我們當前面臨的一些全球性挑戰(zhàn)，這些跨國界挑戰(zhàn)的重要性已經大大增加，即使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單獨行動也無法解決。以新冠疫情為例，你無法派遣陸軍和海軍去對抗病毒，唯一的方法就是世界各國共同努力。

氣候變化問題也是如此。人們常說印度必須為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做出貢獻。目前印度對全球排放的貢獻約為7%。假設奇跡發(fā)生，明天我能將這7%降為零，氣候變化會停止嗎？不會。因為除非其他國家也加入減排行列，僅靠印度行動是無法改變局面的。

因此，全球范圍內的協(xié)作行動有其內在邏輯，這就是為什么多邊主義如此重要。因為只有通過多邊途徑，才能解決其中一些問題。我們時代的悖論在于，恰恰在我們更需要多邊主義、更需要強有力的全球治理機構之時（正如中國國家領導人所倡導的全球治理倡議），協(xié)作卻面臨挑戰(zhàn)。除非各國協(xié)作應對這類全球性挑戰(zhàn)，否則任何國家單打獨斗，或試圖通過拖延行動為自己謀利，都無助于任何人。

這就是我們時代的一大困境。我們如何才能催生那種普遍的協(xié)作精神？因為沒有這種精神，又如何應對這些挑戰(zhàn)呢？

如果政治關系改善，經濟合作自然會獲得更多信心

觀察者網：有報道稱印度財政部正考慮取消對中國企業(yè)參與政府投標為期五年的限制。這表明隨著邊境緊張局勢緩和，印度希望重啟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您對兩國貿易關系改善有多大信心？從我們的角度看，雙方公眾互信已嚴重受損。在這種回暖趨勢和經濟重啟面臨重大障礙的情況下，您認為印度政府在歡迎中國及其他外資參與“印度制造”和基礎設施項目方面會展現(xiàn)多少誠意？

薩仁山：誠如我先前所言，隨著兩國關系改善進程的推進，更大程度的互信正在重建，雙方經濟合作自然會迎來更多開放機會。我向您提過2005年兩國總理達成的共識：印度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機遇，中國同樣是印度經濟發(fā)展的機遇。這一認知早已確立。

記得中國國家領導人2014年9月訪印時曾宣布，中國企業(yè)未來5年將在印度各領域投資約200億美元。當時印中兩國對于拓展經濟關系都抱有濃厚興趣。

審視當前形勢，印度或許是最后一個仍保持擴張態(tài)勢的大型市場。由于其經濟體量龐大，大多數(shù)國家不具備印度的市場規(guī)模。目前印度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7%至8%左右，市場持續(xù)穩(wěn)步擴大，中產階級人數(shù)增加、收入提升，需求不斷增長。以智能手機為例，目前唯一仍保持市場擴張的只有印度——中國市場已趨飽和，其他多數(shù)國家亦然。如果中國企業(yè)希望繼續(xù)擴大智能手機生產和出口，當今唯一可開拓的大型市場只有印度。類似地，在其他多個領域，印度都提供了重要的市場機遇。

但我想中國也需要考慮到：當談及信任時，印度國內存在一種憂慮——倘若我們擴大與中國的經濟聯(lián)系，而中國是否會將資源當做政治武器（例如在稀土問題上對日本的做法，或應對美國貿易戰(zhàn)時候的反制措施），我們不希望陷入此類困境。這里同樣涉及信任問題。如果要拓展對雙方都有利的經濟貿易關系，是否可能出現(xiàn)這種情況：萬一未來印中關系趨緊，中國會否將此作為政治武器損害印度經濟利益？這只能通過建立互信來解決，讓雙方都能懷著“經貿合作不會淪為政治武器”的信心來拓展關系。

當今經貿關系武器化的現(xiàn)象不僅存在于中國，也出現(xiàn)在許多其他國家，但這終將損害各方利益。如果將經貿與政治過度捆綁，國際市場的拓展將變得極為困難——若各國都只強調構建自給自足的國內市場、拒絕相互依存，貿易機會從何而來？最終將無貿易可言。

另一方面，中國在印度已擁有巨大市場，中國對印出口貨物貿易額逾千億美元（2025年為1248.34億美元，編者注），而印度對華出口規(guī)模相對很?。?025年為142.54億美元，編者注）。我們許多出口商抱怨，即使在印度具備競爭力的領域（如醫(yī)藥服務），中國仍存在大量非關稅壁壘。印度在這些領域相比其他國家極具競爭力，卻很難進入中國市場。（編者注：中國對印度藥品的準入正在放寬。2025年9月，中國宣布將印度藥品進口關稅從30%降至0%。而且，在2025年第十一批國家藥品集中采購中，有4家印度藥企成功中標。這表明印度藥品正在通過正規(guī)渠道進入中國市場。另外貿易壁壘是雙向的，印度也對中國產品設置了非關稅壁壘，比如有報道指出，印度通過質量認證（BIS認證）來限制中國產品出口印度市場。）

印度2023-2025年每月持續(xù)的貿易逆差，似乎中國又成了“罪魁禍首”？

因此，雙方必須具備互利共贏的意識。只有秉持這種精神，才能真正拓展合作。關系不應是“你依賴我，而我無需依賴你”的單向模式——這不是構建持久經貿關系的正確之道。

當然，我們都明白，政治關系會影響經貿合作的實際拓展能力。如果政治關系改善，經濟合作自然會獲得更多信心。因此我們希望兩者能相輔相成、同步推進。

觀察者網：印度是中國的鄰國。我常聽到有洞察力的中國觀察家強調，中國必須處理好與印度的關系。我們兩國仍是亞洲經濟增長的關鍵引擎，保持著令人矚目的增速。您曾表示“毫不懷疑中國將繼續(xù)進步”并期待雙邊關系改善。展望未來十年，您對印中關系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您說過“亞洲世紀”應是一種開放、自信的“心態(tài)”，而非排他性身份認同。印中兩國如何通過具體合作——例如在供應鏈韌性、基礎設施或數(shù)字經濟領域——將“亞洲世紀”的愿景轉化為現(xiàn)實，真正引領區(qū)域一體化？

薩仁山：當我們討論印中在亞洲的角色時，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中國是否將亞洲視為其擁有某種排他性影響力和權力的區(qū)域？中國常提“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這固然沒錯。但我們是否必須接受一種中國高居頂端、其他國家處于次級序列的等級制權力結構？對于印度這樣自豪且正在崛起的大國而言，這是難以接受的。

因此可以看到兩國對“多極化”理解的差異。印中都表示樂見多極化世界，認同多極化趨勢。但印度還強調：世界多極化必須建立在亞洲多極化的基礎上。即亞洲本身應是一個多極格局——不僅中國是主要力量，印度也是重要一極，此外還有印尼、日本、韓國等。亞洲是多方力量共存的區(qū)域，所以我們不能以等級制的思維看待亞洲格局，不能像美國聯(lián)盟體系那樣存在一個絕對領導者與眾多追隨者。

對我們而言，多極化無疑是構建穩(wěn)定、更公平國際秩序的唯一基礎。舊秩序已瓦解，某種意義上已支離破碎。如果印中要攜手共建新世界秩序，該如何推進？應以什么為目標？我們認為，目標應是建立更公平、更民主、更公正的國際秩序，而非權力等級體系。當然，世界上會有實力強大的國家，也會有實力稍弱的國家，但我們絕不能重蹈舊秩序的所有覆轍。新秩序若要穩(wěn)定持久，必須建立在不同的原則之上。

因此首要問題是：印中能否坐下來商討——若需建立新世界秩序，各自期待何種藍圖？印度如何設想？其他國家又如何期待？各國對建立普遍和平安全的秩序有何訴求？唯有厘清目標，并在全球秩序應具備的性質上達成廣泛共識（無需事事一致），我們才能取得更大進展。此類對話變得至關重要——除非我們相互溝通，坦誠交流彼此期待，否則如何共同塑造新全球秩序？

這不僅是印中之間的事。正如我們討論全球南方時提到的：如果現(xiàn)有秩序令所有人不滿，全球南方的期待是什么？若要使我們的貢獻不僅對印中有意義，也對其他國家有意義，就必須開展這類對話與互動。正因如此，觀察者網組織這類國際交流、匯聚全球各地人士探討國際局勢才顯得重要——不同的人持有不同視角。有人批評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而美國也在委內瑞拉采取了軍事行動。世界其他地區(qū)沖突不斷，無論是非洲蘇丹還是中東加沙，這些沖突都造成大量生命損失和人類苦難。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因為此類沖突的影響會延續(xù)數(shù)代，受害者不會輕易遺忘，從而形成可能隨時復發(fā)的長期創(chuàng)傷。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如何構建能預防或最小化此類沖突的秩序。

當今由于科技進步，戰(zhàn)爭破壞性更強，帶來的苦難也更深重。這些都是更宏大的課題，但也亟需答案。

各國沉迷于讓自己“再次偉大”，如何應對全球性挑戰(zhàn)？

觀察者網：對中國而言，我們確實希望與各國共享繁榮，而非追求霸權。但如您所說，兩國間仍存在許多認知差異，您認為印度希望在多極化世界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薩仁山：領導地位不是自封的，必須得到他人認可才能成為領導者，否則何談領導力？我們不能自封為領袖。

我認為在領導力這個問題上，我們容易陷入誤區(qū)——總在爭論中國是領導者，還是印度是領導者，抑或是其他國家？這本身就是錯誤的問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不結盟運動時期，沒有人會說誰是唯一的領袖。當時有多位領導人，都是極具威望的政治家，比如鐵托、納賽爾、恩克魯瑪、尼赫魯、蘇加諾等，他們共同引領運動。沒有人會說“你地位低，我才是最高領袖”。我們需要的是這種精神，而不是糾結于誰將成為領導者。

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希望構建怎樣的全球秩序？正如我所說，當前我們面臨或即將面臨的大多數(shù)挑戰(zhàn)都具有跨國性質，屬于全球性議題。單憑一國之力無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我們必須合作——無論愿意與否，都必須與他人協(xié)作。同樣，新冠疫情期間也表明，“疫苗民族主義”無法戰(zhàn)勝疫情，仍需各國攜手，因為病毒不認國界或區(qū)域界限。

應對全球挑戰(zhàn)，全球南方比任何時候都需要緊密合作。圖為新冠疫情期間，緬方接收中國疫苗。 人民網記者李秉新

我們現(xiàn)在討論的挑戰(zhàn)，無論是人工智能、網絡安全還是太空資產，其影響都是全球性的。網絡安全領域目前幾乎處于無治理狀態(tài)，但我們的利益都牽涉其中；再看太空資產，我們的經濟生活、通信等方方面面都依賴在軌衛(wèi)星的安全。要確保這些領域遵循既定原則，既要看到潛力也要防范風險——尤其是人工智能，它既能帶來巨大福祉，也可能成為重大威脅。

應對這些問題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全球性方案，且必須是協(xié)作性的而非競爭性的。貿易領域可以競爭，比如在貿易談判中爭取更多利益；但網絡安全等問題不能采取“我多你少”的競爭性談判方式。因此我說的新秩序必須能應對這類挑戰(zhàn)：既要建立促進全球協(xié)作的平臺，也要形成各國共同遵守的規(guī)則。

多邊主義至關重要，而它正是當前受沖擊最嚴重的領域。如果每個國家都只從交易角度看待自身狹隘利益，沉迷于狹隘民族主義，如何應對此類全球性挑戰(zhàn)？我們需要一定程度的遠見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如何構建一個以多邊合作為常態(tài)的秩序？這才是應對這些問題的正道。這就是我對全球秩序的期待。然而現(xiàn)實正朝著相反方向前進——交易主義或許適用于爭取微小利益，但無法解決當今時代的重大挑戰(zhàn)。

印度過去發(fā)揮影響力并非依靠實力，而是憑借思想的力量。像尼赫魯先生這樣的人提出：發(fā)展中國家和新獨立國家在維護和平方面有共同利益，若發(fā)生戰(zhàn)爭它們將受害最深。基于這一理念，眾多新興國家匯聚于不結盟運動中。因此直到今天，思想力量仍比槍炮或經濟實力更為重要。

當前真正缺失的正是這種政治家式的遠見。所有人都在談論“讓我的國家再次偉大”。如果每個國家都想獨自“再次偉大”，世界其他地區(qū)將如何？因此，態(tài)度和思維方式的轉變至關重要。這需要知識分子、有遠見者去推動——不限于某一國家，而是如何形成一種能引導正確方向的輿論力量。我認為這仍是當前所欠缺的。

觀察者網：思想力量仍比槍炮或經濟實力更為重要。謝謝您跟我們分享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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