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張至真

（作于2026年2月23日）

窗外的知了躲在樹蔭里一聲聲地叫著。

1983年6月底的南京師范學院，梧桐樹蔭掩映下的中文系教學樓里，我們79級的畢業(yè)生正襟危坐，聆聽最后一場畢業(yè)動員。系黨總支書記站在講臺上，推了推眼鏡，說出了一番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話：“咱們中文系的學子平時對數(shù)字沒概念，今天就來算筆賬。本科畢業(yè)工資51塊5，到本世紀末國民經(jīng)濟翻兩番，咱們不敢指望工資翻四倍，翻三倍總可以吧？那就是150塊左右。呣——足夠了！”

掌聲雷動，熱血沸騰。我們這些即將奔赴全省各地任教的中文系學生，眼睛里閃爍著對未來的憧憬。那時，一斤粳米一毛四，一斤豬肉七毛三，一盒火柴兩分錢，雞蛋兩分錢一個——不對，書記說的是兩分錢一枚？可能是口誤，我記得小店里是五分錢兩牧。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十七年后，我們每月能拿到150塊錢！那該是怎樣富足的生活啊。

我們口袋里揣著各種票證：糧票、油票、布票、白糖票、豆制品票。憑票供應的日子，我們精打細算，卻從不覺得困苦。因為我們相信，未來是確定的，是可以計算的——就像書記在黑板上列出的算式一樣清晰。

誰能預料到今天的景象呢？

當新世紀來臨，我們的工資早已突破一千元，翻了二十倍不止。當年憧憬的“150塊”，現(xiàn)在看來像個善意的玩笑。更可笑的是，畢業(yè)那會兒，我最大的愿望是買輛自行車，能帶著老婆孩子回趟老家，就覺得光宗耀祖了。這個愿望實現(xiàn)得很快——工作第二年年底，我推著嶄新的永久牌自行車走出商店時，那種自豪感，不亞于今天有人提回一輛奔馳。

可沒等我享受夠騎車的愜意，摩托車就闖入了生活。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和許多同事一樣，跨上了轟隆隆的摩托車，風馳電掣地穿梭在縣城的大街小巷。那時的摩托車，是身份的象征，是財富的展示。誰能想到，又過了十年光景，連我們學?？撮T的老王，兒子都開著小轎車接送他上下班了

更令人驚嘆的是出行。當年我們去省城開會，擠一天一夜的綠皮火車，還覺得挺享受。如今呢？動車、高鐵、飛機，想去哪兒抬腿就走。那些當年的師范生，如今都已是各校骨干——朋友圈里曬的，不是在三亞吃海鮮，就是在雪鄉(xiāng)看霧凇，要么在新疆的沙海里拍胡楊。他們用手機直播，讓老家的父母實時看見遠方的風景。這種“觀世界”的方式，我們年輕時做夢也想不到。

其實，真正“觀世界”的，是我們的祖國。

新中國建立才七八十年，在歷史長河中不過一瞬，中國卻從“一窮二白”走到了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當年我們學《政治經(jīng)濟學》，老師說“趕英超美”，聽起來像天方夜譚。如今，我們不僅在聯(lián)合國舞臺上成了砥柱中流，對美利堅也能坦然說“不”。這種底氣，這種自信，不是喊出來的，是干出來的。

有人說，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我想說，它改變的不僅是命運，更是我們對“可能”的理解。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經(jīng)歷了最劇烈的時代變遷；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趕上了最澎湃的改革浪潮；而我們這些七十年代末的大學生，剛好站在新舊交替的門檻上，親眼見證了一個民族如何從溫飽走向小康，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追隨走向引領。

回頭看，最不可預料的，其實是“預料”本身。我們這代人，習慣用過去的尺子丈量未來，用已知的框架想象未知。但時代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它總是跑得比我們的想象更快、更遠、更精彩。

如今，每當夕陽西下，我站在窗前看車水馬龍的街道，看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總會想起1983年夏天那個禮堂里的掌聲。書記用粉筆寫下的“150元”，和今天銀行卡上的數(shù)字之間，隔著的不只是時間，更是一個民族的奮力一躍。

我們成了時代的趕海者。潮起時，我們在灘涂上拾貝，潮落時，我們看見整片大海。

人啊，真是不可預料。奮進的時代啊，永遠不可低估。

我們昂首闊步，邁向了一個個不可預料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