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為新的一年尋找一種象征，有人會用煙火，有人會用鐘聲。而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他們選擇用“馬”——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講述時間的力量，也寄托對未來的祝愿。

但這些祝愿，并非憑空而來。它們從歷史深處走來。

一切的開端，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的青銅器——毛公鼎。

這件器物鑄造于公元前9世紀左右，是現(xiàn)存銘文最長的青銅鼎之一，內(nèi)壁刻有近五百字銘文，記錄了周王對臣子毛公的訓誡與期許。那不是簡單的文字，而是王權(quán)秩序、政治倫理與國家理想的濃縮。

青銅鼎，在周代不僅是禮器，更是權(quán)力與制度的象征。銘文中反復強調(diào)“敬德”“輔政”，體現(xiàn)的是西周“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梢哉f，《毛公鼎》不僅是一件器物，更是一份寫在金石上的國家檔案。

當我們從它“走來”，其實是在提醒自己：每一個新開始，都有歷史的根基。

時間來到東漢。

東漢四川翼馬畫像石拓片出自四川地區(qū)的畫像石。所謂“畫像石”，是漢代墓葬建筑中常見的石刻裝飾，內(nèi)容多為神話傳說、升仙圖景與現(xiàn)實生活場景。

翼馬——長著翅膀的馬——在漢代人的想象中，是通往天界的靈獸。它象征著速度、力量與升騰。漢代社會崇尚“升仙”觀念，人們相信通過修行或德行可以羽化登天。翼馬正是這種信仰的具象表達。

石刻上的線條或許已經(jīng)歷千年風化，但那股“向上”的力量仍然鮮明。這不僅是藝術圖像，更是時代精神的映照。

如果說漢代的馬承載著信仰，那么唐代的馬，則是帝國氣象的象征。

三彩馬球仕女俑，出自盛唐時期。三彩，是唐代低溫鉛釉陶器的代表工藝，以黃、綠、白三色為主。馬球運動在唐代極為流行，尤其在貴族與宮廷中盛行。

仕女騎馬揮桿，姿態(tài)輕盈而自信。這不僅是一場運動的瞬間，更是開放、自信與國際交流的象征。唐代是絲綢之路的鼎盛時期，馬球正是從中亞傳入中國，成為貴族娛樂的重要形式。

馬在此時，不再只是勞作工具，而是文化交匯的見證者。

跨越時代，我們來到近代。

阿玉錫持矛蕩寇圖描繪的是清代將領阿玉錫持矛奮戰(zhàn)的場景。畫面強調(diào)的是武勇與忠誠，體現(xiàn)邊疆戰(zhàn)事中將士的氣概。矛鋒所指，是對動蕩局勢的回應，也是對家國的守護。

而近現(xiàn)代畫壇上，徐悲鴻筆下的奔馬，則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代表作之一《奔馬》中，馬匹筋骨分明，昂首疾馳。那種力量感，誕生于民族危機與時代動蕩之中。

徐悲鴻曾以馬寄托民族振興的希望。他的馬，不只是動物，而是時代的吶喊。

清代宮廷繪畫中，西方透視與中國筆墨交融。

清代百駿圖由意大利傳教士畫家郎世寧繪制。百匹駿馬散布草原，或奔跑、或飲水、或嬉戲。寫實的結(jié)構(gòu)與細膩的光影，讓馬匹仿佛躍出畫面。

這是康乾盛世自信與開放的體現(xiàn)。

與之相對的，是唐代畫家韓干的《牧馬圖》。韓干擅畫馬，強調(diào)神韻與氣度。他曾言“師法于馬”，直接觀察馬匹寫生。畫中的馬不張揚，卻沉穩(wěn)有力。

一動一靜，分別代表兩種心境：奔騰與守望。

中國文化從不缺少象征。

竹雕馬上封侯利用諧音表達祝福。“馬上封侯”中的“猴”與“侯”同音，寓意仕途高升。這類竹雕多見于明清時期，刀法細膩，常作為文人雅玩或祝壽賀禮。

而五彩天馬紋蓋罐則體現(xiàn)了明清彩瓷工藝的成熟。五彩瓷以釉上彩繪著稱，色澤明艷。天馬紋象征祥瑞與飛升，寓意鴻運當頭。

器物的背后，是人們對未來的美好期待。

從西周青銅，到漢代石刻；從盛唐陶俑，到清宮繪畫；從近代奔馬，到吉祥紋飾——“馬”貫穿三千年中國藝術史。

它既是戰(zhàn)爭與速度的象征，也是信仰與理想的寄托；既是帝國氣象的體現(xiàn)，也是個人奮斗的隱喻。

當臺北故宮博物院以這些文物為新年寄語，其實是在用歷史告訴我們：

真正的好運，并非偶然降臨，而是在時間長河中積淀的力量。

馬躍長空，氣勢奔騰。

天馬行大運——

愿我們帶著歷史的厚重與從容，在新的一年里，跑出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