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八國聯軍侵華與辛丑議和中，列強既聯手侵華，也各懷鬼胎，互相牽制。其實，清朝內部也有幾分相似，一致對外，抵制侵略，挽回利權的共同努力固然不少，因地位、利益、政見不同而激烈爭執(zhí)，引發(fā)內耗的情況也所在多有。

01

議和大臣和東南督撫聯手讓中樞“易主”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兵臨城下。次日清晨，慈禧太后偕光緒皇帝倉皇出走，北京陷落。8月17日，饑寒交迫的兩宮終于趕至直隸懷來縣，這才換了衣服，吃了便飯，驚魂稍定。

隨后，年邁的軍機大臣王文韶坐騾車追至懷來會合，相見之下，君臣難免老淚縱橫。尤其至關緊要的是，王文韶攜來了軍機處大印。“行在朝廷”這才有印可憑。（注：行在指古代帝王離開京城后暫住之所。）

此時敗局已定，停戰(zhàn)議和刻不容緩。1900年8月25日，議和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致電“行在朝廷”，請?zhí)砼蓱c親王奕劻、軍機大臣榮祿、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同為全權大臣，參與議和。

奕劻任總理衙門大臣多年，主持外交工作，且系皇家代表；榮祿主管畿輔軍政；劉、張系東南督撫領袖。李鴻章這一提議，既顯示其不愿“獨任其難”，也照顧到了方方面面。清廷隨后下令奕劻、榮祿回京，會同李鴻章辦理議和，劉坤一、張之洞則授權隨時函電會商。

然而，身在保定的榮祿不欲入京參與議和。一方面，戰(zhàn)敗議和本非“美差”，而且交涉也非其所長。另一方面，榮祿因有攻打使館的嫌疑，見了洋人難保無生命危險。因此，榮祿屢次奏請馳赴“行在朝廷”效力，只不過均被否決。

此時，“行在朝廷”的大權仍為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勛、軍機大臣剛毅、趙舒翹等人把持，這些人在“庚子事變”中負有重大責任，與榮祿對時局的看法頗有不同，不愿其來“行在朝廷”主政。（注：“庚子事變”指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農民動用私刑處死大量西洋信徒、縱火燒毀教堂和教徒房屋，而載漪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大力推薦義和團，說義和團是忠義之民，來幫助朝廷對付洋人，大可以放心使用，最終引發(fā)了八國聯軍遠征。）

無奈之下，榮祿給袁世凱寫信，表示內廷無人主持，北京議和就必多掣肘。這引起了全權大臣李鴻章和東南督撫的高度重視。議和大臣和東南督撫隨后借用外人勢力，聯手“威脅”“行在朝廷”，既要求撤換中樞要人，同時極力推動榮祿赴“行在朝廷”主掌樞要。

在此情況下，9月25日，清廷宣布撤去軍機大臣端郡王載漪一切差使，又“議處”軍機大臣剛毅、趙舒翹，同時任命北上勤王的前江蘇巡撫鹿傳霖入軍機處學習行走。隨后，劉坤一、張之洞等東南督撫聯銜奏請榮祿赴“行在朝廷”任職。“行在朝廷”只好令榮祿“前來行在入直辦事”。

11月11日，榮祿抵達行在西安后，軍機大臣為榮祿、王文韶、鹿傳霖三位，以榮祿為領班大臣。至此，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和東南督撫借用外力，聯手促成了“行在朝廷”中樞易主，為議和能夠盡快打開局面創(chuàng)造了條件。

02

懲辦“禍首”上的各方角力

1900年9月，中外議和尚未開始，外人即放出風聲：非將慈禧太后歸政、嚴懲縱拳庇匪的“責任人員”辦到，則不肯開議。隨后，德國公使又重申，不嚴辦禍首，停戰(zhàn)議和絕無可能。

對此，李鴻章和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以及盛宣懷(注：時坐鎮(zhèn)上海，掌管電報、商輪等大權)等人頻繁電報聯絡，仔細研判形勢后，得出結論：如果主動先辦“禍首”，便可抹去太后歸政一層，并開啟和議。

9月13日，素來能斷大事、敢于擔當的劉坤一致電以上各位，希望先發(fā)制人，由全權大臣李鴻章“設法密奏，直達兩宮”，將軍機大臣載漪、剛毅、趙舒翹罷斥。

李鴻章高度評價劉坤一的提議，稱其為“存亡所系”，未等往返會商，便于9月15日將親自起草的密折發(fā)出。9月25日，李鴻章的密折遞到御前之時，兩宮尚在山西太原。時過境遷，對錯已明。久受壓抑的光緒皇帝終于“硬氣”了一次，當面斥責載漪等人誤國至此，聲色俱厲。慈禧太后也只好默不作聲。

然而，當光緒皇帝意欲按照李鴻章所請?zhí)幹脮r，慈禧太后卻堅決不肯，二人齟齬良久。最后折中處理，由軍機處惟一的“好人”王文韶擬旨，將載漪等親貴及剛毅、趙舒翹、英年等人分別作了輕微處分。同時，為了安全起見，慈禧太后決定繼續(xù)西行，向古都西安進發(fā)。

這一“懲辦”上諭公布后，列強自然嫌其處置太輕，況且還有甘軍首領董福祥、前山西巡撫毓賢為“漏網之魚”。北京的全權大臣李鴻章、奕劻因停戰(zhàn)議和遲遲不能進行，也力主重辦禍首。與此同時，東南督撫又聯名彈劾董福祥，請治其罪。如此“相逼”，慈禧太后和“行在朝廷”頗不以為然，置之不理。

在懲辦禍首問題上，行在朝廷、全權大臣和東南督撫陷入了暫時的“僵局”。直到11月11日，榮祿抵達行在西安，主政軍機處，此事才有了轉機。經過榮祿的“婉切上陳”，11月 13日，“行在朝廷”再頒新令，對“禍首”加重處分，載漪等親貴遭到革爵圈禁，毓賢也被發(fā)往極邊充當苦差，只是董福祥仍無處分。

這是因為董福祥系帶兵隨扈大員，處置董福祥，很可能有肘腋之患，“行在朝廷”不得不防，而且榮祿與董福祥關系深厚，極力為之辯護。

為此，“行在朝廷”與東南督撫曾反復論爭。然而，此后縱使“行在朝廷”處死了毓賢、趙舒翹等多位大臣，甚至皇親貴胄載勛等亦未能免死，董福祥也僅止于解除兵柄，回甘肅老家而已。

03

爭廢“俄約”背后的“三角政治”

如果說在中樞易主、懲辦禍首問題上，北京的全權大臣和東南督撫更多共識，“行在朝廷”常常感到“兩面夾擊”的“苦痛”，那么，在議和過程中，尤其是圍繞“俄約”問題，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東南督撫劉坤一、張之洞幾成水火，“行在朝廷”雖然對于此中利害，實也看不清楚，但也不失時機地居中裁判，以維系權威。

甲午戰(zhàn)爭敗于日本之后，朝廷和李鴻章就在執(zhí)行“聯俄制日”的外交策略，隨著1896年《中俄密約》的簽訂，李鴻章“親俄”的傾向有時到了“執(zhí)迷不悟”的程度。“庚子事變”中，俄國人強占了中國東北。迨中外議和，俄國人極力拉攏李鴻章，以表面交還東北為誘餌，企圖在中外公約之外，先簽訂中俄協議，以此來侵占東北的各項權益。

李鴻章亟盼俄約早成，以為如此之后，其他交涉可以迎刃而解。然而，與英國、日本聯系更為緊密的東南督撫劉坤一、張之洞等人堅決反對俄約，毫不客氣地批評李鴻章的“一意孤行”。雙方函電交爭，針鋒相對。

迨至1901年3月，俄約到了是否畫押的關頭，在東南督撫的力爭之下，慈禧太后為其所動。3月24日，李鴻章奏請畫押，慈禧太后“堅不允準”。

其實，慈禧太后之所以最后未允俄約畫押，除了東南督撫反對之外，另一全權大臣奕劻的態(tài)度也是重要原因。在俄約畫押之前，奕劻曾單銜密陳，“惟盼朝廷權衡利害，慎重施行”，實際即是反對俄約。

奕劻在給榮祿的信中也抱怨李鴻章于俄約“不免過有成見”，且獨斷專行，令其“無從置辭”。

俄約未允畫押后，李鴻章和劉坤一、張之洞更是負氣相譏。“行在朝廷”終于找到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機會。3月31日，“行在朝廷”特發(fā)上諭，“調和”李鴻章和劉、張之間的“矛盾”。俄約亦終未畫押。

1901年12月8日，河南省城開封吸引著四面八方的目光。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從西安回鑾的車隊已在此停歇了25天。不久前，經過近一年的馬拉松式談判，清政府終與列強簽訂了屈辱的《辛丑條約》。此刻，兩宮準備起駕還京，雖然前路仍然布滿荊棘，但相比于去年倉皇“西狩”的狼狽相，已經從容太多。這天，慈禧太后通過光緒皇帝特發(fā)懿旨一道，為一年來使大清國轉危為安的大臣們“論功行賞”，成了當日的一個大新聞。

榮登懋賞之列的共有7位，無疑都是響當當的人物。其中，奕劻、李鴻章的功勞是“妥議和約，轉危為安”，榮祿的評語是“力主剿拳、保護使館、隨時贊襄、匡扶大局”，王文韶則“協力同心、不避艱險”，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的大功是“共保東南疆土，盡心籌畫”。

有意思的是，這道上諭不僅僅是一份“功勞簿”，同時也大體勾畫出“庚子事變”后、辛丑議和中清朝內部的政治力量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