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光石法學苑

前言

1977年，全國傳來恢復高考的消息。同年12月，在重新拾起書本的僅僅兩個月后，各行各業(yè)的人走進已經塵封10年的高考考場。其中，有那么一些人通過考試，走進北京大學、吉林大學、湖北財經學院，這是當時僅有的三所開設法律系的學校，學員總數不超過200人。這批人因為高考走進大學，共同走進了法律神圣的殿堂。他們，成為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專業(yè)大學生。

在前幾天的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我們了解了被譽為“法律界黃埔一期”的北大77級。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再來了解一所學校法律系77級的傳奇，這所學校在當時還被叫做湖北財經學院。當然，日后的它有了一個更為響亮、為大眾所熟知的名字，那便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江山代有才人出

在1977年首次恢復高考后，一代青年才俊踏進了時名湖北財經學院的大門，踏進了法學的殿堂。這個班級不大，全系只有50多名同學。但正是這不起眼的五十多名青年，踏出校園后逐漸成長為政法界耀眼的明星。

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77級誕生了10多名學識淵博的法學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一度9名法學委員有4名出自這個班；在政界，這個班還誕生了2名省部級領導干部，10余位廳局級領導干部。

王利明是新中國的第一位民法學博士，更是我國著名的民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法學研究會會長......這些金光燦燦的榮譽在他看來不過是某種外在的頭銜，他最為醉心的還是遼闊神秘的民法世界。

黃進是新中國第一位國際私法學博士學位獲得者，在國際私法方面有著極為深厚的造詣。他曾在中國政法大學擔任過校長一職。在法大某次全校教職工大會上，黃進向臺下發(fā)出邀請：“只要沒有客人，我辦公室的門向所有老師敞開，隨時可以推門進來?！睅熒劾锏睦闲ｉL，是那么的具有親和力。

吳漢東是知識產權學界不可不仰望的法學大師，被譽為“中國知識產權事業(yè)的見證者和推動者”。他曾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帶領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知產學科快速發(fā)展。

不僅是以上幾位在學術界如雷貫耳的大家，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77級還培養(yǎng)出了許多法學家。如曾經擔任過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的余勁松；曾擔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合校后首任法學院院長、湖北省委黨校副校長的方世榮；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湖北省司法廳副廳長李仁真等等。有人把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77級稱為“法學大家的搖籃”，那么“茶山劉”就是法學思想萌芽的沃土，見證了一代法律人的成長和發(fā)光。

卻笑人間舉子忙

1978年3月，在湖北財經學院的開學典禮上，當時的校領導對這群新生說：“不管你們做過什么小書記、小主任，進校后就是大學生，都得遵守學校規(guī)章制度?！?/strong>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們走進了湖北財經學院，成為法律系77級本科普通班的學員，年齡最大的已經邁進而立之年，最小的才剛滿18歲。

在上世紀70年代，19歲的吳漢東還是一名郵遞員。閱讀和寫作只是他奢侈的愛好，他每日的工作便是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送信，有時郵包的信件摞起來比這個剛剛成年的小伙子還要高。在得知中央作出恢復高考的重大決定后，吳漢東激動不已，沒有絲毫的猶豫，他立刻報名并開始了備考。

當時的備考沒有復習課本,沒有考試范圍,基本上處于“兩眼一抹黑”的狀態(tài)。吳漢東就利用在郵電部門的工作便利，如饑似渴的讀書看報，從上面汲取關于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識。通過沒日沒夜的復習，他以初中生的“低學歷”、27歲的“高年齡”成功考取了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

接到湖北財經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前身)錄取通知書時，吳漢東正在襄陽縣峪山公社“抓革命、促生產”。因為工作踏實、做事認真，公社里50多歲的老組長始終不舍得這位優(yōu)秀的基層人才。但吳漢東早就堅定了要到大學讀書的心，他渴望通過知識來改變命運，從而看到更為廣闊的世界。

吳漢東在校期間部分成績登記表

1977年，21歲的麻愛民還是一小小的炊事員。9月中旬的一天，兩個高中同學興沖沖地告訴他：恢復高考了！相比于驚喜，麻愛民更多的是憂愁。中國的高考畢竟是停了11年，沒有復習大綱，缺乏復習資料，也沒聽說過哪里有高考補習班。他，能考上嗎？

決定報考后，他主動要求去燒鍋爐。就算燒鍋爐的工作又累又臟，但是沒有其他雜事，同時也少有人打擾，這為麻愛民爭取了不少的復習時間。因為專心復習，麻愛民不負眾望，圓了自己的大學夢。后來的他也得以憑借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這一平臺，成為了湖北省檢察院一名優(yōu)秀的檢察官。

77級法律系只有50名同學，但是教授他們專業(yè)知識的老師卻超過100人，師生比甚至超過了2：1。老師常常在授課后主動找同學征求意見，及時修改教學進度。晚上還到學生宿舍答疑解惑，生怕學生有任何疏漏的地方。直到現在，老師們見到77級學生們還能直呼其名，師生關系之密切可見一斑。

勸君惜取少年時

在1977年那個年代，“大學生”一詞還沒有“通貨膨脹”，如果村里鄉(xiāng)間能走出一個“狀元郎”，那將是全鄉(xiāng)人的驕傲。

在1977那個年代，國家正值結束十年動蕩、剛剛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很多人甚至還不知道法律系究竟要研究什么。國家以絕密文件的形式在北大、吉大、湖北財經學院這三所高校秘密招收法律系新生。那批從田野、從鄉(xiāng)間重返校園的青年們只是模糊認識到，廢墟中浴火重生的中國亟需法治的安撫。

在1977那個年代，大學生的生活里還沒有KTV、沒有電影院，也還沒有如今流行的“內卷”一詞，青年們無需為績點的上下浮動而拼命，更不會因為“保研”“考研”“出國”而絞盡腦汁。他們所讀所學皆憑自己對法學的一腔熱愛，以及對“我要上大學”最原始的渴望。

邵沙平回憶起大學時光，“那時候大家都很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經常到熄燈時間還不上床睡覺?！?strong>有一次學校停電，有些同學就到武昌火車站的路燈下，借著路燈微弱的光芒照亮書上散發(fā)著油墨香氣的文字。無論是古人鑿壁偷光，還是湖北財經學院的同學們在路燈下讀書，相信每一位讀書人都會為之動容。

黃進在校期間部分成績登記表

在上大學之前，黃進在湖北利川縣涼務公社插隊。對于一個來自偏遠小城的知青來說，英語完全是新鮮事物。那時候沒有練習英語的環(huán)境，黃進就采用自己的笨方法——反復背誦《新概念英語》單詞。吃飯排隊也背，課堂間隙也背，晚上寢室熄燈了，他就在路燈下繼續(xù)背。

就這樣看似費時費力的笨方法，卻讓黃進的英語水平突飛猛進。本來英語基礎很一般的小城青年，在畢業(yè)的時候英語成績卻名列前茅。這為他日后深入研究國際法、考取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生、出國做過訪問學者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左至右為：趙中孚、佟柔、王利明、方流芳

在湖北財經學院學習時，王利明無意在一位老師處看到一本油印的《民法概論》。偶然翻開這本書，他便一發(fā)不可收拾，深深沉醉在波瀾壯闊的民法世界里。

王利明立刻提出向老師借書，但老師只答應借給他三天。王利明深知三天閱讀時間對于民法宇宙實在是滄海一粟。當晚熬夜讀完了這本書之后，仍覺得不過癮，他便用了剩下的三天三夜時間，把這本約10萬字的書一字一句抄了下來。

撰寫此書的，正是被學界譽為“中國民法之父”的佟柔教授。而后來王利明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佟柔教授的學生?！霸脚υ叫疫\”，因為對民法學的一腔熱情，燈下通宵抄書的青年人逐漸成長為了日后的民法大家。

王利明在校期間部分成績登記表

那時沒有網絡，也沒有電視，宿舍里甚至沒有訂報紙。同學們了解外界的唯一途徑，就是跑到外面公共櫥窗欄里閱讀每天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剛剛睜眼看世界的新青年在看完文章之后，經常聚在一起，就報紙上發(fā)表的文章發(fā)表自己的見解。沒有人組織學習，沒有老師的督促，大家把學習和討論當成了每日的必修課。

1978年，新中國開始了真理問題大討論，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77級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系大學生，也積極參與了這場討論。好像自那場討論之后，學生們對于法律的熱枕就從未冷卻。

這批新中國第一批接受法律專業(yè)教育的人高舉法治的火把，將法治的思想不斷傳播，與百廢待興的國家一起，度過了寂寂無聲的年代，迎來了 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們讓那團炙熱的火焰一直燒了數十年，直至照亮了今日中國法學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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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金夢洋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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