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武漢的長江邊已經(jīng)有了些燥熱的氣息。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國民黨高層的一場“家務事”，悄悄牽動了不少人的神經(jīng)。表面看，是一個中統(tǒng)頭子要娶一個女人；往深里看，卻撞上了黨務權力、中統(tǒng)軍統(tǒng)的暗戰(zhàn)，還有蔣介石對特務頭目的那點“私心打算”。

有意思的是，消息最早并不是從徐恩曾嘴里傳出來的，而是在重慶、武漢一帶的黨務系統(tǒng)悄悄流傳：“徐處長要娶一個女共產(chǎn)黨員，還是叛徒。”有人當場拍桌子，說這不是拿自己的飯碗開玩笑嗎？可偏偏，這個女人既不是普通黨員，也不是一般叛徒，她叫費俠，一出場就已經(jīng)站在風口浪尖。

蔣介石后來得知消息時，只問了一句話：“你駕馭得了她嗎？”這句看似平淡的盤問，背后藏著的是多年的懷疑、提防，以及對徐恩曾這個“讀書特務”的復雜評價。

一、從顧順章到中統(tǒng)崛起：徐恩曾的“成名之戰(zhàn)”

要說徐恩曾和費俠的故事，繞不開1931年那場震動中共和國民黨高層的叛變風波。

1931年春天，中共重要干部顧順章在漢口被捕，迅速叛變。這人不是一般角色，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又是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對中共中央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地下組織情況極為熟悉。他一倒戈，國民黨情報系統(tǒng)一下子像撿到一箱“現(xiàn)成檔案”。

在南京主持黨務調查工作的徐恩曾，一眼就看出了這樁“意外收獲”的份量。他非常清楚，只要把顧順章掌握的關系網(wǎng)順著梳理、擴散開去，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就可能遭到致命打擊。不得不說，他當時確實興奮，甚至隱隱覺得這是自己在特務生涯中的成名機會。

現(xiàn)實也的確朝著這個方向走去。顧順章交代的線索，使得國民黨在南京、上海等地連續(xù)抓捕中共地下黨員和有關聯(lián)人員。據(jù)當時一些資料統(tǒng)計，前后被捕者多達八百余人，部分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顧順章也因此被視作中共歷史上危害極大、影響極為深遠的叛徒之一。

不過，事情并非完全按照徐恩曾想象的那樣“順利”。武漢方面本來準備把顧順章的叛變以及線索，分多次密電上報南京。密電的內(nèi)容極為關鍵，卻在半路被人截了下來。負責截獲的，正是潛伏在南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擔任機要秘書的錢壯飛——一名隱藏極深的中共情報員。

錢壯飛將密電內(nèi)容及時轉給了上海地下黨組織。周恩來等人據(jù)此迅速作出反應，大規(guī)模轉移機關和干部，切斷與顧順章有關的各種聯(lián)系。聶榮臻后來回憶，那幾天幾乎是沒日沒夜地忙，緊張程度難以言表。這一輪快速撤離，保住了黨中央機關和不少重要干部的安全。

即便如此，損失仍然不小。許多來不及聯(lián)絡的基層組織、單線聯(lián)系點遭到破壞，一些潛伏多年的地下黨員因失聯(lián)而被迫脫黨甚至被捕。對于中共方面來說，這是沉重一擊；對國民黨情報系統(tǒng)而言，卻是一次“耀眼戰(zhàn)果”。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徐恩曾在南京的地位陡然上升。他所負責的黨務調查科，成了國民黨黨務系統(tǒng)中最被倚重的情報機構之一。這個黨務調查科，也正是后來“中統(tǒng)”的前身。

1932年，黨務調查科擴充為特工總部；1935年改組成黨務調查處。到1937年3月，蔣介石將黨務調查處與戴笠所控制的“力行社”特務部門合并，成立了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局內(nèi)分兩處：一處負責黨務調查，由徐恩曾掌舵；二處負責軍事情報和特務，由戴笠主持。

表面看，中統(tǒng)、軍統(tǒng)合流為一局，是“同心協(xié)力”?？墒煜顸h內(nèi)部派系的人都明白，這其實是在同一屋檐下擺了兩張桌子。兩張桌子上的人，既要互相配合，又在暗地里盡量搶功、搶權。

到了1938年春，蔣介石干脆將調查統(tǒng)計局拆分：第一處改為中統(tǒng)局，隸屬國民黨中央，由朱家驊出任局長，徐恩曾任副局長；第二處改為軍統(tǒng)局，歸屬軍事委員會，由陳立夫名義上掛帥，戴笠擔任副局長，實際上獨攬大權。中統(tǒng)至此正式成型。

值得一提的是，從時間順序來看，中統(tǒng)的前身黨務調查科要比軍統(tǒng)所屬的特務單位成立得早得多，且牢牢掌握在“CC系”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手中。徐恩曾又與陳立夫有表兄弟關系，自然成了CC系的骨干人物。也正因如此，他在很多時候把自己當成“正統(tǒng)”，對后來另起爐灶的軍統(tǒng)頗有意見。

他曾質問陳立夫：“我們搞特務干得好好的，為什么還要另成立一個組織？難道是領導不信任我們？”陳立夫只能勸解，說什么“調查科和特務處，是領導的兩個眼睛、兩個耳朵”。表面圓場，內(nèi)里掩不住派系博弈的味道。

二、兩種特務頭子：戴笠與徐恩曾截然不同

同樣是特務系統(tǒng)的領頭人，戴笠和徐恩曾給人的印象，幾乎是兩個極端。

戴笠從外表到氣質，都透著一股陰冷。平時少言寡笑，下手極狠。他對手下極為嚴苛，輕則辱罵、鞭打，重則關押甚至直接“失蹤處理”。在軍統(tǒng)里，戴笠是絕對權威，許多軍統(tǒng)特務見到他都會不自覺腿軟，這種恐懼并非夸張。

徐恩曾卻是另一種路數(shù)。他受過高等教育，上海大學畢業(yè)后還赴美國留學，回國當過機電工程師，說話做事比較講究“文明禮貌”。對部下雖然也有嚴格要求，但總體上重視所謂“人格尊重”，不輕易動手打罵。即便面對從中共陣營叛變過來的人，他也保持一定禮數(shù)，這點與軍統(tǒng)形成鮮明對比。

中統(tǒng)之中，很早就有一個幾乎完全由中共叛徒構成的工作圈子。諸如張國燾、徐夢秋、項乃光、袁曉軒、蔡孝乾、涂振農(nóng)、郭潛等人，都在不同時期與中統(tǒng)發(fā)生過密切關系。有的人只是配合工作，有的人則深度參與情報活動，甚至在后來的臺灣調查局系統(tǒng)中位居高位。

郭潛，原本是共青團中央局的宣傳骨干，還做過江西省委領導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組織負責人。后來叛變隨國民黨當局去了臺灣，1958年時，已是“調查局副局長”。在一個由黨務特務構成的機構里，一個中共叛徒能夠爬到這個位置，多少說明中統(tǒng)內(nèi)部的用人風格和政治邏輯。

有意思的是，徐恩曾不僅對叛徒、下屬“寬松”，對自己也毫不苛刻。在貪腐、女色方面，他一點不比別人清白。更糟糕的是，他的下屬很快“學樣”，有人甚至鬧出性命案。那次事發(fā)后，全局上下都以為徐恩曾會依規(guī)重罰，以平眾怒。他在審問時看了看記錄，只淡淡說了句：“你們不學我的長處，卻專學我的短處?！闭f完也沒見多嚴厲的處理。

蔣介石對這兩人的態(tài)度，可謂截然不同。他對戴笠，是一種帶著侮辱色彩的“家奴式馭下”。訓斥起來說打就打，說罵就罵，有時當眾扇耳光，讓人下跪，這在軍統(tǒng)高層并不鮮見。照理說，這樣的對待很難讓人心甘情愿，但戴笠不但不反感，反而把能“挨委員長一腳”當作榮耀。

在黃埔系的軍官中，有不少人把“挨過蔣介石耳光”當作自己靠近權力核心的證明，氣氛頗為詭異。戴笠對蔣介石幾乎是無條件服從，這種奴性忠誠，反而最合蔣的胃口。

徐恩曾則不同。他要的是位置、權力，同時也要基本的尊重。他能夠接受業(yè)務上的批評，卻不習慣被當成家奴般打罵。在他看來，人格上的尊嚴是必須保留的底線。蔣介石罵過他無能、腐敗，也會因工作不力敲打他，但形式上仍有分寸，不敢用對待戴笠那一套。

這種差別，在短期內(nèi)似乎不算什么，時間一長，卻影響了兩人在蔣介石心中的分量。軍統(tǒng)幾次“露臉”的行動，恰好迎合蔣的需要，加上戴笠事事以“辦差”為先，很少有自己的政治盤算。中統(tǒng)這邊卻總讓蔣介石覺得“不那么好用”。

顧順章叛變后，中統(tǒng)的戰(zhàn)果固然耀眼，但后續(xù)年頭里，中統(tǒng)未能持續(xù)拿出令蔣滿意的大動作。徐恩曾對蔣介石的忠誠，更偏向政治上的“聽命”，而在個人生活、權力布局上，他始終還有自己的算盤和堅持，這在“委員長眼里”就顯得不夠馴服。

偏偏就在這種微妙氣氛中，顧順章案牽出的另一條支線，改變了徐恩曾此后的人生走向——那就是費俠。

三、從特科到中統(tǒng)：費俠的經(jīng)歷與“叛變之后”

費俠，1910年出生，湖北鐘祥人。小時候成績不錯，性格也頗為自信。她后來赴蘇聯(lián)留學，在莫斯科期間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共產(chǎn)主義思潮的熏陶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那時的她，對革命道路充滿熱情，幾乎對未來毫不猶豫。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chǎn)黨人遭到屠殺和逮捕。就在這期間，費俠按照組織安排回國，參與黨的秘密工作。后來，她進入中央特科系統(tǒng)，接受了一項極具風險的任務——借參加中統(tǒng)在上海開辦的無線電培訓班之機，打入對方內(nèi)部。

那時，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正是徐恩曾。局里開辦的培訓班，表面上是技術培訓，實則隱含甄別、招募特務的意味。費俠在中共方面的任務，是熟悉電訊技術、摸清中統(tǒng)的相關布置，并盡量拓寬情報渠道。后來，她不僅接觸了中統(tǒng)方面的無線電平臺，還與軍統(tǒng)系統(tǒng)有了交集，為地下黨提供過不少重要情報。

危險始終存在。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中統(tǒng)順勢開始大面積清查、抓捕。南京、上海的中共組織遭受沉重打擊，許多潛伏崗位暴露，來不及轉移的人員紛紛被捕。費俠也在這輪搜捕中落入中統(tǒng)手中。

這時，徐恩曾已經(jīng)因為顧順章案風頭正勁。他在審訊和“策反”中發(fā)揮了關鍵作用，憑借口才、心理揣摩、政策威逼利誘等手段，使不少地下黨員在高壓下動搖甚至倒向國民黨。費俠最終也選擇了叛變，對曾經(jīng)信仰的共產(chǎn)主義公開否定，并在言語、行動上大加抨擊。

值得注意的是，費俠并沒有正式編入中統(tǒng)的建制，但她參與的工作一點不算輕。她曾協(xié)助中統(tǒng)對留蘇學生進行策反，對一些進步青年進行瓦解工作，也參與了情報篩選與政治宣傳。即便在后來徐恩曾失勢之后，她仍然在中統(tǒng)系統(tǒng)中承擔著一定角色，活動范圍不算窄。

長期工作接觸之下，兩人之間的關系發(fā)生變化。在一開始，費俠對徐恩曾，只是上級與工作伙伴的冷靜認知。徐恩曾對她，則是把握“有用棋子”的那種心態(tài)。但時間久了，彼此在工作中頻繁交流，在生活中也不斷打照面，這層關系逐漸變得曖昧復雜。

那時的徐恩曾，早已不是單純的“家庭男人”。他早年娶了張氏，浙江吳興人，兩人育有一女。起初夫妻感情尚可，后來自1928年前后開始，他漸漸不再回家，或即便回去也與妻子聚少離多。張氏是典型的傳統(tǒng)家庭婦女，同婆婆住一塊兒，盡心孝順，不問外事。丈夫變心，她也沒有提出離婚，只能吃齋念佛，靠宗教寄托度日。

徐恩曾在外面，很快又和朋友的妻子王素卿攪在了一起。王素卿是東北人，性格潑辣，身體強健，跟張氏完全兩種路數(shù)。徐恩曾的那位“朋友”出國留學時，將妻子托付給他照顧，沒想到這份托付竟成了“紅線”。1929年前后，兩人已開始光明正大同居，連舊友回國后，也只能啞巴吃黃連，沒能力翻案。

頭幾年里，徐恩曾和王素卿感情頗烈，幾乎一年一個孩子，兩人生了四五個子女。然而，兩人的矛盾也在日常中慢慢累積。王素卿不僅脾氣火爆，對錢也格外上心，日常生活中開銷巨大。徐恩曾雖然貪腐有道，但面對這樣持續(xù)的消耗，難免心生嫌隙，感情漸趨冷淡。

就在這段時期里，費俠的出現(xiàn)，讓局勢進一步扭曲。資料普遍提到，費俠容貌出眾，在蘇聯(lián)留學時就頗為惹眼，再加上言談不俗、身段得體，在男人占主導的黨政圈里，很容易成為被關注的對象。徐恩曾性情本就好色，在長期工作接觸中，很難不動心。

兩人之間，不只是感情上的吸引，還有工作上的默契。費俠經(jīng)歷復雜，對中共內(nèi)部情況、留蘇學生群體都有一定了解，是徐恩曾布局特務工作的得力助手。這種“精神與利益疊加”的關系，往往比普通男女情感更難割裂。

王素卿那里卻一點不好打發(fā)。她的性格決定了，一旦察覺丈夫另有新歡，就絕不會默不作聲。關于兩人吵鬧的細節(jié)，史料說得不多，但可以確認的是，家務矛盾已經(jīng)影響到外界風評。尤其在抗戰(zhàn)爆發(fā)、七七事變后，徐恩曾需要頻繁隨軍、隨政機關轉移，他干脆借機把王素卿和一群子女打包送往成都，由副官李子友安排照應，名義上是“避戰(zhàn)火”，實則有意疏遠。

處理掉舊情的一部分牽累后，徐恩曾終于有了“名正言順”追求費俠的空間。只是，他沒料到，自己看重的這段婚事，會引起如此大的連鎖反應。

四、“為了娶她不要官也行”：婚姻與仕途的暗涌

關于徐恩曾和費俠的婚事，傳出后首先反對的，并不是蔣介石，而是陳果夫、陳立夫這兩位掌管黨務、又與他有親戚關系的“頂頭上司”。

在二陳看來，問題不在于徐恩曾已經(jīng)有過婚姻、更有情婦，而在于費俠的“政治出身”。她畢竟是曾經(jīng)的中共黨員，還是中共特科出身。哪怕后來叛變、積極配合國民黨，身份這條線也不是那么容易抹掉的。中統(tǒng)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對付共產(chǎn)黨，一個負責共產(chǎn)黨工作的特務頭子，娶一個中共叛徒當妻子，這在政治上顯得格外別扭。

更關鍵的是，中統(tǒng)內(nèi)部叛徒不少，外界也心知肚明。負責人若與其中一位建立婚姻關系，勢必引發(fā)各種懷疑，讓人揣測背后是否有利益分配、人事傾斜等問題。陳果夫、陳立夫不得不出面勸說，希望徐恩曾“為前途考慮”。

現(xiàn)場氣氛想必不算輕松。據(jù)一些回憶，他當著二陳的面很硬氣地表態(tài)：“如果因此不能做中統(tǒng)領導人，也要同費俠歡好?！边@話帶著明顯的賭氣意味，也透露出他心里對官位與感情輕重緩急的排序——至少在那一刻，他愿意拿官職做籌碼。

二陳勸不動，只好將這事上報給蔣介石。蔣介石得知此事后，并沒有當即拍板拒絕，而是先把徐恩曾叫來，單獨談了一次。他問出的那句“你駕馭得了她嗎”，表面上像是在關心家庭和睦，實際上，問的是“你能控制住這個女人嗎？能讓她在政治上絕對安全、對我們無害嗎？”

面對委員長的疑慮，徐恩曾依舊堅持，說哪怕不做官，也要娶費俠，態(tài)度非常堅決。蔣介石顯然并不滿意，但在這種場合下又不便把話說死。加之當時戰(zhàn)局吃緊，內(nèi)外矛盾繁多，他也不愿因一樁婚事引爆內(nèi)部更大沖突。最終，他只能半推半就，默許這門婚事。

1938年春天，兩人在武漢正式成婚。這時候，抗戰(zhàn)已經(jīng)全面爆發(fā)，國民黨中央機關正在內(nèi)遷途中。從時間點來看，這場婚禮既不風光，也談不上秘密，卻在黨務圈內(nèi)引起了多方議論。

事實上，徐恩曾與費俠成婚時，還沒有和王素卿辦理法律上的離婚。王素卿性格潑辣，很快就有所反應，多次上門大鬧，甚至以徐恩曾的名義放高利貸、參與投機活動，在社會上制造出一些負面影響。蔣介石后來也不得不介入，嚴厲斥責徐恩曾“治家不嚴”，責令他收拾殘局。

徐恩曾只好加強對王素卿的監(jiān)視，控制其社會活動范圍，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撕死關系，畢竟多年夫妻，子女眾多，他多少還保持了一點責任感。這種糾纏不清的家庭狀態(tài)，使他在黨內(nèi)的形象愈發(fā)尷尬。

從1940年代中期的形勢看，徐恩曾的日子實際上已經(jīng)越來越難過。1941年，在吳鐵城的推薦下，他兼任了交通部次長一職。蔣介石在任命時特意叮囑：讓他去交通系統(tǒng)，是為了在公路、鐵路、航運等方面布置完整的調查網(wǎng)絡，把中統(tǒng)的觸角延伸進各條線路，把情報工作織得更密。

這話講得很直白，要求也不算含糊?？尚於髟睦锵氲模瑓s不再是如何把中統(tǒng)做成一張深入骨髓的特務網(wǎng)。他更多地在考慮，如何借這個兼職在經(jīng)濟、交通領域拓展人脈，為自己謀求更高位置。他甚至對經(jīng)濟部部長的職位產(chǎn)生了興趣，到處活動，希望在內(nèi)閣人事中更進一步。

蔣介石看在眼里，心里已經(jīng)有了判斷：中統(tǒng)之所以在情報、特務工作上屢屢不如軍統(tǒng)，部分源于這位負責人心思不在業(yè)務上。再加上徐恩曾在拉關系時，有刻意疏遠二陳、轉向吳鐵城之嫌，等于是挑動了原有的派系平衡。這樣一來，陳果夫、陳立夫也不再為他出頭。

另一方面，軍統(tǒng)那邊風頭正健。戴笠和他的部下在抗戰(zhàn)期間做了不少動作，有的起到一定作用，有的雖爭議重重，卻被蔣介石視為“有用”。蔣為了加強對軍統(tǒng)的控制，又對戴笠極盡恩寵，即便偶有責罵，也不過是家長式發(fā)泄，事后照樣重用。

如果論私生活的糜爛程度、貪腐規(guī)模，戴笠并不比徐恩曾“干凈”。他在各地建置公館，搜羅美色，不可勝數(shù)。但蔣介石很少在此方面公開批評他。輪到徐恩曾，蔣卻總愛拿他的家務事、私生活當作敲打的借口。說到底，不是因為徐的行為更出格，而是因為兩人對蔣的“忠誠方式”不同：戴笠?guī)缀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只把自己當作蔣介石的“刀”；徐恩曾則始終懷有“向上爬”的強烈愿望，希望借中統(tǒng)這個平臺介入更大的權力布局。

在這種長期積累的嫌隙之上，費俠這樁婚事，無疑成了一個醒目的導火索。蔣介石可以暫時容忍，卻不會忘記。

1945年1月31日，戰(zhàn)局尚未結束，政治前途未明，蔣介石突然下令撤銷徐恩曾的一切本兼各職，另行安排，不再重用。第二天上午，徐恩曾就辦完交接手續(xù)，離開了曾經(jīng)的權力核心。落馬速度之快，連很多內(nèi)部人士都感到意外。

不少后來的分析認為，費俠的存在、婚事引發(fā)的爭議，固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但真正的根源，還是徐恩曾長期以來與蔣介石之間那種“既用又疑”的復雜關系。中統(tǒng)未能在對共斗爭中持續(xù)拿出壓倒性的戰(zhàn)果，在黨內(nèi)派系中又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自然難以保住原有的權勢。

徐恩曾離開中統(tǒng)前后，蔣介石還特意在軍統(tǒng)安插了孫紫峻、顧建中擔任副局長，打破了軍統(tǒng)內(nèi)部只設一名副局長的慣例。這種調整，實質上是在分割原有軍統(tǒng)的權力，同時也暗示：特務系統(tǒng)已經(jīng)不再依賴某一個核心人物，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被替換。

費俠卻在此后慢慢走上另一條路。她在中統(tǒng)系統(tǒng)中繼續(xù)活動，利用既有關系參與政治運作。1948年，她還當選為國民黨立法委員，成為在政壇上有名有姓的人物。這終究印證了蔣介石當初的擔憂：這個女人不只是“情感對象”，更帶著明顯的政治企圖心。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戰(zhàn)場節(jié)節(jié)敗退。到1949年1月以后，局勢已極其不利。徐恩曾十分惶恐，心知自己曾長期負責鎮(zhèn)壓共產(chǎn)黨，未來若留在大陸，多半難逃清算。幾個月后，他與費俠一道離開大陸，轉往臺灣。

徐恩曾到了臺灣，雖然再無昔日權勢，卻憑借多年積累的財物、人脈，生活并不拮據(jù)。晚年遠離風暴中心，在島內(nèi)顯得有些“被遺忘的前特務頭子”。1985年，他在臺灣病逝，年事已高，安靜謝幕。與許多同類人物相比，他算是得到了一個相對平穩(wěn)的結局。

費俠方面，史料記載相對零散，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臺灣仍保持一定的社會地位，繼續(xù)以國民黨體系出身的知識女性身份活動。一個從中共特科出身、在關鍵時刻叛變、又嫁給中統(tǒng)頭子的女人，最終選擇與丈夫一起遠離大陸，這其中的曲折與轉折，外人難以完全看透。

從顧順章叛變，到錢壯飛截電；從黨務調查科到中統(tǒng)、軍統(tǒng)的分合；從家務風波到官場沉浮，這些看似散亂的片段，其實扣在一條線上：權力。在那樣一個年代里，情感可以犧牲，婚姻可以布局，組織可以重組，只有權力的角力始終貫穿其中，不曾休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