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高平之戰(zhàn)，那是后周皇帝郭榮即位后面對的第一場生死大考，戰(zhàn)場上，后周軍隊人數(shù)看起來比北漢和遼國的聯(lián)軍少，尤其是第一線部隊，顯得有點單薄，北漢皇帝劉崇一看這陣勢，信心就上來了，立刻派大將張元徽帶著騎兵沖鋒，后周這邊的將領樊愛能，一跟張元徽交手，吃了點虧，他心思就活絡了，這仗才剛開打，自己這邊似乎不占優(yōu)，加上郭榮是新君，以前沒帶過兵，很多老將心里本來就不太服氣。

戰(zhàn)前，像趙晁、鄭仁謙這些將領還因為主張謹慎進軍，跟郭榮意見不合被關了起來，這更讓軍中有些人心浮動，所以樊愛能一看形勢不妙，連報告都沒打，掉頭就跑，他這一跑，旁邊的何徽一看，主將都溜了，自己還硬扛什么？也跟著跑了，這就導致了戰(zhàn)役初期后周軍陷入了極其危險的被動局面，所以說，他們的逃跑，不光是怕死，更深層的原因是軍心不穩(wěn)，對新皇帝的指揮能力和戰(zhàn)爭前景缺乏信心。

那么，當時站在北漢那邊的遼國軍隊，為什么好像在看戲，不怎么出力呢？這得從遼國皇帝耶律璟說起，這位皇帝對南下中原興趣不大，更關心自家內部的事情，當初出兵幫助劉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劉崇態(tài)度非常謙卑，甚至自降身份，愿意當耶律璟的侄子。

遼國國內那時剛平定了一些亂子，耶律璟也就勉強派了一萬兵馬，由耶律敵祿帶領，算是意思一下，到了戰(zhàn)場上，劉崇看見后周人少，覺得自己勝券在握，對遼國援軍的態(tài)度也就傲慢起來，耶律敵祿曾提醒他后周軍可能不好對付，劉崇卻直接讓他閉嘴，這下耶律敵祿也有脾氣了，心想：你行你上啊，我就在旁邊看著。

所以開戰(zhàn)后，遼軍基本是按兵不動，坐觀成敗，等到郭榮親自率領禁軍奮勇沖殺，后周軍士氣大振，殺得北漢軍隊潰敗時，耶律敵祿才反應過來，但他手里就一萬人，本來任務就是助威而非主力，看到戰(zhàn)局逆轉，劉崇敗勢已定，他自然不愿意把自己這點家底賠進去，于是干脆撤軍回國了，遼國的這種“不上心”，客觀上給了郭榮絕地反擊、最終贏得高平之戰(zhàn)的機會。

高平之戰(zhàn)后，郭榮大力整頓軍隊，國家實力不斷增強，他接下來的重大動作就是三次親征南唐，歷時兩年多，取得了巨大勝利，迫使南唐割讓了大量土地和人口，但奇怪的是，在明顯占據(jù)優(yōu)勢的情況下，郭榮卻選擇了見好就收，與南唐議和，這是為什么呢？首先，南唐畢竟是當時南方實力最強的國家，雖然戰(zhàn)敗，但根基猶在，抵抗意志依然頑強，郭榮意識到，如果想一舉滅掉南唐，很可能陷入一場漫長的消耗戰(zhàn)，這對后周來說風險太大。

其次，北方的遼國始終是心腹大患，在與南唐作戰(zhàn)期間，遼將蕭思溫就曾多次襲擾后周邊境，郭榮必須考慮，如果自己在南方陷入持久戰(zhàn)，遼國趁機大舉南下，局面將不堪設想，所以，基于戰(zhàn)略全局的權衡，獲得實際利益后適時收手，集中力量防備北方，是更為明智和務實的選擇，議和不僅能減輕百姓的賦稅負擔，也能讓國家軍隊得到休整，為下一步行動積蓄力量。

既然選擇了與南唐議和，按說應該繼續(xù)執(zhí)行之前“先南后北”的戰(zhàn)略，逐步平定南方各國，但郭榮卻在之后突然調轉槍頭，發(fā)動了對遼國的北伐，這個轉變看似突兀，其實有其內在邏輯，一方面，在防御遼國邊境襲擾的過程中，后周將領張永德發(fā)現(xiàn)，遼軍的戰(zhàn)斗力似乎不如從前，應對后周軍隊時顯得慌亂甚至怯戰(zhàn)。

這讓郭榮判斷，當前遼國的統(tǒng)治可能出現(xiàn)了問題，軍事實力有所下滑，或許是一個北伐收復失地的窗口期，另一方面，郭榮最重要的謀臣王樸曾為他規(guī)劃了“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yǎng)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偉藍圖，其中“致太平”就包括北伐收復燕云十六州，然而，王樸的突然去世，以及郭榮自己身體狀況的日益惡化，可能使他產生了強烈的緊迫感，他或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為這個宏大的目標奮力一搏，哪怕只是取得一些進展，也能為后世打下基礎。

于是，北伐之舉就此展開，并且初期確實取得了一些勝利，可惜天不假年，郭榮在進軍途中病重，不得不班師回朝，最終壯志未酬。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郭榮為了確保年幼的兒子柴宗訓能夠順利繼承皇位，可謂是殫精竭慮，做出了一系列周密安排，他首先解除了兩位最具威望和兵權的武將——張永德和李重進的實權，將他們調離核心崗位，消除了對皇位的直接威脅，接著，他提拔了資歷相對較淺但表現(xiàn)出色的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同時讓韓通掌握一部分侍衛(wèi)親軍的權力，希望兩人能夠相互制衡。

在文官方面，他精心挑選了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幾位他認為正直、廉潔、可靠的文臣作為托孤大臣，輔佐幼主，此外，為了尋求外部強援，穩(wěn)定地方藩鎮(zhèn)，他再次與實力強大的節(jié)度使符彥卿聯(lián)姻，娶了符彥卿的另一個女兒（即小符后），希望借助符家的力量來拱衛(wèi)中央。

然而，歷史的發(fā)展充滿了吊詭，郭榮這些出于穩(wěn)固柴氏江山的苦心安排，恰恰在客觀上為趙匡胤后來的“黃袍加身”創(chuàng)造了條件，首先，搬開了張永德、李重進這兩座“大山”后，趙匡胤被提拔到了軍隊最高統(tǒng)帥之一的位子上，聲望和實權急劇上升，成為了最具實力的將領，這為他日后凝聚力量提供了關鍵平臺。

其次，他寄予厚望的姻親符彥卿，作為歷經(jīng)數(shù)朝的老牌軍閥，深諳亂世生存之道，講究的是“多方下注”，在將女兒嫁給郭榮（小符后）的同時，符彥卿也將另一個女兒嫁給了趙匡胤的弟弟趙匡義（即后來的宋太宗趙光義），這種聯(lián)姻策略意味著，符彥卿在政治上是靈活機動的，他不會無條件地效忠柴氏孤兒寡母，而是會根據(jù)時勢變化選擇支持強者，當趙匡胤勢力崛起時，符彥卿的態(tài)度自然成了不確定因素。

最后，郭榮選定的那幾位文官托孤大臣，雖然個人品德可能無可指摘，但他們或性格剛直、人緣不佳，或缺乏足夠的政治手腕和軍方根基，在“槍桿子里出政權”的五代末期，面對掌握精銳禁軍、且身邊聚集了一批能征善戰(zhàn)兄弟和謀士的趙匡胤，這幾位文臣很難形成有效的制衡力量。

郭榮無疑是一位富有遠見和魄力的英主，他在位時間雖短，卻通過一系列改革和征戰(zhàn)，為結束五代亂世、開創(chuàng)統(tǒng)一局面奠定了堅實基礎，他臨終前的所有布置，都體現(xiàn)了一位父親和政治家竭盡所能的深謀遠慮，然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藩鎮(zhèn)割據(jù)、武人跋扈、君權頻繁更迭——所形成的強大歷史慣性，并非個人努力能在短時間內徹底扭轉，社會普遍對幼主執(zhí)政缺乏信心，忠誠的觀念遠未深入人心，因此，當強主逝去，留下年幼的繼承人時，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幾乎是一種時代必然。#太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