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良新/文

1970年春節(jié)前夕，重慶上清寺向陽電影院（現鑫樂電影院）門前的一塊宣傳欄前站了不少人，這塊十余平方米的宣傳欄上的通欄標題是：《“鄧拓”覆滅記》。

其實，他僅僅只是重慶六中初68級的一名學生，酉陽縣的一名知青而已。他的名字不叫鄧拓，是由于1966年北京出了個名人叫鄧拓，他又姓鄧，于是，“鄧拓”便成了他的外號。

1968年12月21日晚上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钡拿飨钚轮甘尽Ｒ粓鰞|萬在校的高中、初中學生上山下鄉(xiāng)的運動便拉開了序幕。

1969年3月的一個早晨，“鄧拓”與數百名重慶六中的學生一道，乘上了《東方紅》號輪船（1958年毛主席曾乘坐過），一聲長長的汽笛之后，伴隨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和家長們的哭聲，《東方紅》號順長江而下，當晚停在了涪陵。第二天早晨，他們在烏江口上了小船后，船逆江而上，經武隆，過彭水，第三天中午到了酉陽縣龔灘鎮(zhèn)，下船后，一個車隊將他們運到了酉陽縣城。第四天早晨，根據各公社的不同方向，汽車將他們送到了離公社最近的公路邊，又在農民的肩挑背背幫助下走了四十幾里山路，“鄧拓”才與幾十位在“文革”中同一派性的同學落戶到了柏溪公社。

三、四月的酉陽正值春荒季節(jié)，本身就缺谷子少包谷的農村，去年的紅苕已經吃完，春洋芋又沒有開挖，一天就幾碗油茶過日子。雖然知青有糧食補助，加之柏溪的知青家中都比較寬余，肚子是餓不了，但缺油無菜的日子也不好過。

農民無吃的，坡上活路又少，精力旺盛的知青們便開始了東家走西家串，時不時掐點豌豆尖、河里摸點魚；時不時捉只雞、打條狗飽餐一頓；時不時與相臨的五福公社的六中“文革”的另一派知青吵上一陣，打上幾下；還時不時與其它學校來酉陽的知青進行一場群毆。

而最出名的便是“百雞宴”：接到通知到公社學習的知青們知道是一次難得的知青大聚會，便紛紛背著米，帶著碗，有的提著雞，有的提著鴨（這些雞鴨是買的還是捉的就不得而知了），來到了公社。學習完畢之后，幾十名知青便不約而同地來到了公社旁邊生產隊的知青房里，不用分工，幾名能干的男知青和女知青們便進了灶房，有的殺雞殺鴨；有的燒火煮飯；有的詮毛理菜。

幾名年長點的知青圍坐在一起打長牌。還有一些知青便跑到街（約200米）上閑逛去了，不一會兒，閑逛的知青又提著幾只雞鴨和一大捆青菜回來了，看著一口三尺七八的大鍋燉滿了雞鴨，有人想起《智取威虎山》，“百雞宴”便來名了。經過重慶帶來的作料烹飪，香嘭嘭的雞鴨端上了桌子，十幾斤紅苕酒提了上來，啃著雞腿，就著紅苕酒，知青們其樂無窮。

而奇怪的是，他們并沒有把“百雞宴”當作什么不對的事，反而到處去吹，到處去講，甚至給父母的信中也提到了“百雞宴”。由于以上種種，柏溪的知青出名了，農村人的口便像“無線電”，一傳十，十傳百，柏溪的知青在其他公社被傳成了一群又好吃、又好斗、到處打砸搶的惡魔，而其中最白凈最年少的“鄧拓”便被描寫成了魔首。

五、六月份的酉陽正值春耕時節(jié)，柏溪的知青都很自覺地在生產隊里同農民一起收麥子、砍田坎、燒荒、點包谷、栽紅苕、犁田、耙田，順便種種自留地。

可是，相臨的偏柏公社卻發(fā)生了一件小事，一名原六中高二的叫“西米”的知青不知什么原因與同一生產隊的本地的知青發(fā)生了矛盾，并揚言要找“鄧拓”來收拾他。柏溪知青知道這件事后，沒有把它放在心上，也沒有主動跑到偏柏去教訓那位本地知青。

七月初的一天，大溪（區(qū)政府所在地，離柏溪四十五里地，柏溪知青取家里寄來的錢必須到大溪）趕場，幾名柏溪知青（其中有“鄧拓”）到了大溪趕場，“西米”和那位本地知青也走了三十多里地來趕場，在街上，倆位不知為什么吵了起來，農民和知青（含柏溪和非柏溪的知青，含六中和非六中的知青）都圍了上去，不一會兒便打了起來，重慶知青們（含各公社的知青）紛紛抓起農民的芊擔向那位本地知青打去，當然，“鄧拓”也在其中。從街上打到土里，從土里打到田里，從田里打到酉水河邊，最后那位本地知青被活活打死在酉水河邊。七月四日，大溪街上的黑板報上出現了一張“布告”，說那位本地知青“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并在上面畫了一個大紅鉤。

十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fā)出通知，要嚴懲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壞人。于是，七月發(fā)生在大溪的知青群毆事件便成了酉陽的第一大案。一天，大溪的班車下來了兩位持槍的解放軍戰(zhàn)士，農民無線電傳來消息，說是來抓“鄧拓”的。那天，“鄧拓”正在另一個生產隊里耍，得知消息后，面對中國地圖找出了翻越八面山到湖南再回重慶的逃跑路線后，“鄧拓”消失了。

第二天，那兩位解放軍戰(zhàn)士果然來到了柏溪，沒有抓住“鄧拓”便回去了。幾天后，傳來消息，“鄧拓”在湖南龍山附近攔車時被被偏柏的武裝部長抓住了。

到了十一月的一天，柏溪的基干民兵和知青被通知到大溪去參加“鄧拓”的公判大會，每個生產隊的基干民兵都背著鳥槍帶領本隊的知青到會，并負責保護大會現場，防止有知青在會上鬧事。

那天，天下著毛毛細雨，更加消瘦的“鄧拓”蒼白的臉上不時流著淚水，不時暗暗地抬頭看著臺下的知青。公判大會宣布：七月大溪知青群毆致人死亡案首犯是鄧X，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主犯“西米”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另一主犯“夏二娃”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十二月底，消息傳來，在一個陰冷的早晨，一輛軍車來到酉陽城外的河灘上，兩名解放軍戰(zhàn)士將“鄧拓”押下了車，另一名年長點的解放軍戰(zhàn)士也手提著駁殼槍從駕駛室下了車，跪在地上的“鄧拓”輕身聲地說，解放軍叔叔，我要朝重慶跪。

兩年輕的解放軍戰(zhàn)士幫他調整了方向之后，年長的解放軍戰(zhàn)士走到“鄧拓”背后，舉起了駁殼槍，叭，沒有打響，卡殼，收回槍，退出卡殼的子彈，第二次舉起了槍，叭，又卡殼。他第三次舉起了槍，砰，“鄧拓”倒在了血泊之中。解放軍戰(zhàn)士開車走了，一個農民走了過來，扒光了鄧拓的衣褲。將僅剩一條內褲的“鄧拓”用席子裹了起來，拖到旁邊早已挖好的坑里，埋了下去。

一個年僅十八歲的青年就這樣消失了。

轉自：轉自《紅月亮知青情》公眾號。

（文中的主要涉案人均使用了他們的綽號，而非真名-編者）

《重慶知青博物館》

地址：重慶兩江影視城內（保安路大教堂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