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的德黑蘭，不僅是被那該死的酷熱籠罩，更被一種瀕臨失控的狂熱徹底吞沒。

那個一手締造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老人——魯霍拉·霍梅尼，在3日深夜22時22分停止了呼吸。

這座城市隨即陷入了癱瘓。

超過200萬人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涌上街頭，那場葬禮的混亂程度甚至可以用駭人聽聞來形容。

瘋狂的人群為了哪怕看一眼領袖的遺容，甚至沖垮了維持秩序的衛(wèi)隊，導致葬禮現場陷入極度混亂。

這一幕迫使當局不得不強行中止葬禮進程，改用直升機轉移遺體。

在這場關于告別的混亂中，據統(tǒng)計有8人被活活擠死，數百人受傷。

這慘烈的一幕清晰地表明，霍梅尼在這個國家擁有何等恐怖的號召力。

就在街頭哭聲震天、民眾近乎癲狂的時候，權力的核心圈子里正進行著一場無聲卻驚心動魄的算計。

霍梅尼走了，誰來坐這把至高無上的交椅？

按照中東地區(qū)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tǒng)，哪怕是披著共和的外衣，權力通常也是在家族血脈中傳遞。

但霍梅尼在臨終前，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決定，他沒有把大位傳給守在身邊的親生兒子，而是把權杖交給了一個并不是頂級教士、當時還只是總統(tǒng)的學生——哈梅內伊。

這并不是霍梅尼不想傳給兒子，而是老天爺似乎在跟他開玩笑，家族傳承的路，早就斷了。

霍梅尼其實有過一個非常完美的接班人，那就是他的長子穆斯塔法·霍梅尼。

這位長子從1929年出生起，似乎就是為了繼承父親衣缽而存在的。

他從小就泡在經書堆里，完全遵照父親的指示在教士圈摸爬滾打，既有深厚的宗教修養(yǎng)，又是父親在反國王斗爭中的左膀右臂。

在很多關鍵的革命行動里，穆斯塔法都是那個沖在前面、穿針引線的人。

在革命元老們眼中，他不僅是霍梅尼的兒子，更是“天然的繼承人”。

可惜天妒英才。1977年，就在伊斯蘭革命勝利的前夕，穆斯塔法在伊拉克突然暴斃。

這場突如其來的死亡，對霍梅尼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它不僅是喪子之痛，更直接折斷了霍梅尼家族政治傳承中最粗壯、也是最合法理的那根支柱。

長子沒了，霍梅尼的目光自然落到了次子艾哈邁德·霍梅尼身上。

艾哈邁德長期陪伴在父親身邊，擔任秘書和顧問，處理日常事務和宗教聯絡，看起來是典型的“近水樓臺先得月”。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霍梅尼對這個二兒子的態(tài)度卻變得極其復雜，甚至可以說是失望透頂。

問題不僅僅在于能力。

確實，艾哈邁德在政治手腕和宗教威望上，遠不如他的哥哥，更無法與父親比肩。

他更像是一個稱職的生活大管家，而不是一個能駕馭復雜局面的領袖，甚至被外界評價為“爛泥扶不上墻”。

但更要命的，是思想上的背離。

作為一個神權國家的領袖之子，艾哈邁德竟然在思想深處是個“異類”。

他從小受西方影響較深，對嚴酷的政教合一體制并不感冒，反而主張西方的民主政治，崇尚自由。

在當時的伊朗，這種思想簡直就是異端邪說。

盡管霍梅尼多次勸說，但艾哈邁德依然故我，甚至在很多場合公開宣傳自己的想法，站在了父親政治理念的對立面。

霍梅尼心里像明鏡一樣，讓這樣一個在思想上“思想開小差”、在能力上又鎮(zhèn)不住場子的兒子接班，無異于親手埋葬自己畢生的革命事業(yè)。

這種基于理性的絕望，迫使他必須把目光投向家族之外。

他很清楚，如果強行把位置傳給兒子，教士集團和革命衛(wèi)隊都不會買賬，新生的政權可能會因為兒子的無能而瞬間崩塌。

與其讓兒子在火山口上坐以待斃，不如徹底斬斷家族世襲的念頭。

在徹底放棄兒子之后，霍梅尼其實早就選好了一個“外人”，那就是蒙塔澤里。

蒙塔澤里不是普通人，他是霍梅尼的得意門生，早在1922年就出生在伊朗南部的一個農民家庭，17歲就認識了霍梅尼。

他的一生幾乎都在追隨霍梅尼，因為反對巴列維王朝，他坐過牢、受過刑，甚至在1974年被判了10年監(jiān)禁。

在1985年，他已經被專家會議正式確定為霍梅尼的接班人。

那時候，大家都以為大局已定，蒙塔澤里只需要等著霍梅尼百年之后接班就行了。

但他壞就壞在太“天真”。

作為被指定的接班人，蒙塔澤里在這一時期開始展現出一種令霍梅尼不安的“仁慈”。

他開始頻繁地給霍梅尼寫信，對當時的強硬政策提出批評，主張對反對派采取寬大措施。

特別是在1989年初，也就是霍梅尼去世前幾個月，蒙塔澤里在慶祝伊斯蘭革命十周年的時候，竟然大唱反調，呼吁對過去十年的政策進行反思，直言伊朗在世界上太孤立了，把外國人都嚇跑了。

在霍梅尼看來，這已經不是意見分歧，而是立場問題。

霍梅尼在回信中毫不客氣地指責蒙塔澤里是一個“天真幼稚、頭腦簡單的人”，說他受了敵人的影響，變成了自由派的代言人。

1989年3月，霍梅尼做出了一個雷霆手段的決定，廢黜蒙塔澤里。

他直接勒令這位已經當了四年“儲君”的學生辭職。

蒙塔澤里隨后回信宣布辭去接班人職務。

這一下，霍梅尼在生命的最后關頭，突然面臨了無人接班的真空狀態(tài)。

1989年的伊朗，處境其實非常危險。

長達八年的兩伊戰(zhàn)爭剛剛結束，整個國家像個重癥病人，經濟瀕臨崩潰，青壯年死傷慘重，社會上充滿了疲憊和不滿。

外部，西方世界的封鎖依舊嚴密；內部，各種矛盾開始浮出水面。

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伊朗需要的不再是一個只會抱著《古蘭經》研讀的宗教學者，而是一個能掌控“槍桿子”、能穩(wěn)住局面的政治強人。

這時候，阿里·哈梅內伊的名字浮出了水面。

哈梅內伊雖然在宗教等級上不是最高的“大阿亞圖拉”，但他的履歷完美契合了當時伊朗的生存需求。

他當時已經當了8年的伊朗總統(tǒng)，是兩伊戰(zhàn)爭期間名義上的國家最高行政長官。

更重要的是，他是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的主要組建者之一。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他手里有兵權。

哈梅內伊不是那種躲在書齋里的教士。

早在1981年，他在德黑蘭的一個清真寺發(fā)表演講時，就遭到過暗殺，那是真刀真槍拼出來的資歷。

他深入參與了戰(zhàn)爭決策，熟悉國家機器的運轉，與軍隊和革命衛(wèi)隊的高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對于一個剛剛走出戰(zhàn)爭泥潭、急需維穩(wěn)的國家來說，懂軍事、懂行政的哈梅內伊，比任何德高望重的經學家都管用。

而且，哈梅內伊還有一個隱藏的“加分項”——他的血統(tǒng)。

哈梅內伊的全名是賽義德·阿里·哈梅內伊。

在伊斯蘭教里，“賽義德”這個頭銜可不是隨便能用的。

它特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兒法蒂瑪與阿里所生的后裔，也就是所謂的“圣裔”。

在伊朗這個什葉派穆斯林占絕對多數的國家，擁有“圣裔”身份，天然就帶有一種神圣的感召力。

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他當時宗教等級不夠高的短板。

當然，為了讓哈梅內伊上位，霍梅尼也是拼了。

因為按照當時的伊朗憲法，最高領袖必須是“大阿亞圖拉”。

為了掃清障礙，霍梅尼在臨終前授意修改憲法，刪去了這一硬性規(guī)定，并明確向核心圈子表示，“哈梅內伊是伊斯蘭共和國最合適的領導人?！?/p>

1989年6月，隨著霍梅尼的離世，這場權力交接的大戲終于落下了帷幕。

專家委員會迅速召開會議。

雖然哈梅內伊當時感到震驚，甚至有些猶豫，但在霍梅尼遺囑的加持下，他最終拿到了74票中的60票，以壓倒性優(yōu)勢當選為伊朗的最高領袖。

而在那個關鍵時刻，被父親“嫌棄”的兒子艾哈邁德，也表現出了最后的忠誠，他在專家會議上宣讀了父親的遺囑，公開支持哈梅內伊接班，親手把家族權力的可能畫上了句號。

艾哈邁德的結局令人唏噓。

在哈梅內伊掌權后，他并沒有過上平靜的生活。

1995年，年僅49歲的艾哈邁德突然離奇死亡。

他的離去，徹底斷絕了霍梅尼家族卷土重來的任何可能。

霍梅尼的選擇，在當時看來是無奈之舉，但站在歷史的角度看，卻是一種極度的現實主義。

他犧牲了家族的私利，打破了宗教的條框，選了一個最能“守江山”的人。

事實也證明，無論外界風云如何變幻，哈梅內伊確實穩(wěn)穩(wěn)地掌控了伊朗數十年的航向。

這個決定，保住了那個政權，卻也讓霍梅尼家族徹底退出了權力的中心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