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雙城記：從文學邊城到學術邊城》，李青果著，中華書局，2024年12月出版，276頁，68.00元

沈從文創(chuàng)作了一部文學的《邊城》，又創(chuàng)造了一座學術的“邊城”。這個學術的“邊城”，就是他的物質文化史研究。物質文化史研究由沈從文從學術邊緣帶到了學術中心的地位。這種發(fā)生在沈從文文學創(chuàng)作與學術研究上的跨界現象，是他接榫于古典中國“學者而兼文人”的傳統(tǒng)，并成為這個傳統(tǒng)在現代中國的一道亮麗風景。——《沈從文的雙城記》

文學邊城的學術支架

從很早的時候讀《從文自傳》開始，我即深深感佩于沈從文在傳統(tǒng)文化學術方面的造詣，并從某些章節(jié)字句中，推想他的新文學創(chuàng)作既是受到新文學召喚，最早的動機或許還是用作謀生之具。讀了李青果的《沈從文的雙城記：從文學邊城到學術邊城》（以下簡稱《雙城記》），更加深、增強了這種印象。因為他開始學寫小說的時候，白話文都是不太通的，他也說他最初到北平，“為的是求學”，并且在“社會大學文物歷史系預備班畢了業(yè)”，始志在于學術。早年他給陳渠珍當貼身書記，負責管理這個“以王守仁、曾國藩自許的軍人”所藏的“四五個大楠木櫥柜，大櫥里約有百來軸自宋及明清的舊畫，與幾十件銅器及古瓷，還有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經常和舊畫古董打交道，為它們登記、編目與造冊，便“知道這一幅畫的人名時代同他當時的地位，或器物名稱同它的用處”。他成天翻看所藏《四部叢刊》《西清古鑒》《薛氏彝器鐘鼎款識》，在遇到不懂的時代、人名時查閱《四庫提要》《辭源》，終至“把那些舊書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可以說，沈從文在北上從事新文學創(chuàng)作前，已經摸到讀書問學的基本門徑，不僅仔細閱讀古籍圖錄，鉤稽文獻查明各種知識的出處意涵，而且還掌握了傳世文獻與出土實物互證以達格物致知的方法，堪稱學術研究之正途。

沈從文離開家鄉(xiāng)到了北平，雖然一開始只能靠新文學創(chuàng)作來蹚出一條生存之路，如他所說，是“被迫得用寫作繼續(xù)生存”。但創(chuàng)作之余，“為擴大知識范圍”，仍然把“北平圖書館（從宣內京師圖書館起始）的美術考古圖錄，和故宮三殿所有陳列品”當作“真正的教科書”，“讀誦的方法也與人不同……看形態(tài)，看發(fā)展，并比較看它的常和變，從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識”，鍛出了“綜合消化古典”的能力。學術，始終須臾未離；學養(yǎng)，也由此奠基。

北平圖書館舊址

沈從文以文物研究為中心的學術研究，從他少年時代在故鄉(xiāng)識讀、品鑒古器物、古圖錄開始，便走上了一條從好古、集古到考古的道路。這條道路，也是文物研究的名門正派作風。由兩宋歐陽修、趙明誠、趙希鵠開啟的這條道路，以“好古而敏求之”的態(tài)度收集古物，展開“玩物”而“研物”的學術活動，破解古代遺存的文化密碼，發(fā)掘其中埋伏的歷史演進軌轍和時代傳承變異的文化蹤跡及其價值，深刻地啟發(fā)了沈從文�！昂霉拧背蔀樯驈奈牡娜沼昧晳T，他結婚布置新房，都用仿古家具，追求“古意”盎然效果：“木器、碗盞，皆仿古式樣，堂屋中除吃飯用小小花梨木方桌外，只是四張有八條腿的凳子，及一個長條子案桌，一個茶幾（皆紅木與花梨木）。房中只一床，一紅木寫字臺，一茶幾，一小朱紅漆書架……木器我們總盡可能用硬木，好看些也經用些�！痹诶ッ鹘诸^，經常出現他和朱光潛、施蟄存、李長之、張充和、汪曾祺購買文物的身影。施蟄存說他專收盆子碟子，尤其是明清兩代瓷盆；張充和說他收集青花，遠在外國人注意之前；徐城北說他收集文物，注意的是樣式、花紋，至于有無磕碰反倒不在意，他追求的是文物的審美價值和對歷史認識的價值。1938年避戰(zhàn)昆明，北平所藏文物毀失，沈從文即起意寫一部《憶盤錄》，“印出來必成為一部很有價值的書”，第一次宣示了身份跨界和事業(yè)新篇。這種化學術為生活日用，從“人手中使用著的東東西西”中發(fā)現學術新材料，可力矯學術之僵化，換來學術之活化，避免過度的洋化，形成地道的中學，這在今天都富于啟示性意義。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沈從文是先文學后學術，他后半生從事文物研究是一種時代壓力之下的無奈之舉，令人惋惜�！峨p城記》卻通過揭披史料，發(fā)現沈從文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同時一直進行著學術準備，兩者互相影響，交織一體，張力充溢且富于魅力。如沈從文在《回憶徐志摩先生》中寫道：

我卻對于東路鐘粹宮的字畫，和另一宮的瓷器陳列特別感到興趣。為的是可以補充我初來北京，住東琉璃廠附近那半年，每天逛琉璃廠可不易見到的名畫法書。至今印象還十分清楚。范寬的《雪山圖》，董源的《龍繡郊民圖》，夏圭的《溪山清遠圖》，趙松雪的《秋江疊嶂圖》，除了這些著名山水畫，此外還有李成、郭熙的枯木瘦石，李公麟、任月山、錢舜舉的畫馬，崔白、林椿的花鳥畫，和相傳五代契丹畫家作的《秋林幼鹿圖》，都深深吸引著我，支配著我，并產生種種幻想和夢境，豐富充實了我這方面的知識和感情，甚至于也影響到后來的寫作，用筆時對于山山水水的遣詞措意，分行布局，著墨輕重，遠過直接從文學上得到的啟發(fā)還加倍多。

范寬的《雪山圖》

很顯然，在沈從文的文學成長過程中，來自傳統(tǒng)文化學術的滋養(yǎng)，如其自述，遠大于從新文學本身所學得的成分。這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可以找到充分的實證。沈從文曾說水與他的人生及寫作均有極為重要的關系，他那美的讓人憂愁的水世界，除了打小生長其中的鳳凰沱江，以及軍旅途中所涉歷的沅水、酉水、湘水，在后來提筆創(chuàng)作之際，卻更多是從古代繪畫中跡化而成：

特別是過去談到我的寫作受水的影響極多時，其實還應當補述一筆，尚有那些在前人畫跡中關于水的處理獨到處，也給了我深刻教育和啟發(fā)。如北宋人作的廿四種水勢圖種種不同的水紋，和《臨流獨坐圖》《溪山清遠圖》《長江萬里圖》《巴船出峽圖》，趙佶的《雪江歸棹圖》，趙幹《江行初雪圖》，以及朱銳、喬仲常、燕文貴等《赤壁圖》，無一不各具匠心，各有千秋。

王晉卿的《漁村小雪圖》，趙松雪的《鵲華秋色圖》，水紋都極淡薄，卻仍能產生水的效果，達到不同的藝術成就�！端稳税倩▓D》中反映水的方法更微妙，只在圍繞圓荷纖細若針的游魚，以及劉寀作相似而不同的纖細如針追逐水面的游魚，在畫跡都絲毫不著水的渲染痕跡，卻令人明確感覺到水的存在，且遠比唐宋詩詞用文字對于水的形容，更加具體真實存在，長遠保留于我的印象中，而對我的寫作，發(fā)生鮮明具體而又荒唐離奇深刻持久的影響。

沈從文能書能畫，尤其是書法章草，幾獨步當代，但他對書畫同樣傾心研究，他對王維繪畫的接受史與研究史的研究，就堪稱嚴整精當。他在1945年創(chuàng)作的小說《赤魘》的副標題里說：“我有機會作畫家，到時卻只好放棄了�！北砻魉麑γ佬g世界的向往，寄望投身其中并成為當中的一員。他更在1949年發(fā)表的《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傳——一點幻想的發(fā)展）》中申明，如能接受美術史訓練，寫美術欣賞，他的“成就都必然比文學來得大”。沈從文可不是吹牛的！沒有做成畫家的沈從文后來成為出色的古畫鑒定家和美術史學者，他在文物研究中又重視“美術考古”，可謂良有以也。

沈從文對精美陶瓷、玉器、漆器、金石竹木雕刻等古代文物，尤其是繪畫藝術的學術理解影響了他的文學觀念，他的作品有“文畫同一”的文體風格和文學旨趣�！峨p城記》給我一個獨特的印象，是揭示出沈從文文學邊城的內部有一個學術的支架在發(fā)生作用。如從學術史融通文學史角度看，事理皆然。陳寅恪曾說，面對學術研究的對象，研究者“必須備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沈從文的做法，可以說是和陳寅恪在文學和學術上“對對子”�？箲�(zhàn)期間他在西南聯(lián)大國文學會上發(fā)表《短篇小說》講演，談及文物藝術與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時說：

再從宋元以來中國人所作小幅繪畫上注意。我們也可就那些優(yōu)美作品設計中，見出短篇小說所不可缺少的慧心和匠心。這些繪畫無論是以人事為題材，以花草鳥獸云樹水石為題材，“似真”“逼真”都不是藝術品最高的成就，重要處全在“設計”。什么地方著墨，什么地方敷粉施彩，什么地方竟留下一大片空白，不加過問。有些作品尤其重要處，便是那些空白處不著筆墨處，因比例上具有無言之美，產生無言之教。

在過去，曾經產生過無數精美的繪畫，形制完整的銅器或玉器，美麗溫雅的瓷器，以及形色質料無不超卓的漆器。在當前或未來，若能用它到短篇小說寫作上，用得其法，自然會有些珠玉作品，留到這個人間……然后百年后或千載后的讀者，反而唯有從這種作品中，取得一點生命力量，或發(fā)現一點智慧之光。

沈從文的觀點，和當時已經相當“西化”的中國文學相比，是純粹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他借鑒古代文物，從師心造化、布局安排、提煉主題思想各方面，指明中國文學應該具備的形式要求、審美品質和價值訴求。他肯定古代文物制作重視“設計”，彰顯文學創(chuàng)作要堅持藝術至上原則。他建議作家取法文物制作者突破“社會習慣限制”，在限制中運用巧思，見出品格，則是強調作家既要獨立，也要突破，不隨波逐浪依傍于流行色。他主張宋元繪畫“空白處不著筆墨處”的“無言之美”產生“無言之教”，用意在于文學作品影響世道人心的特殊方式——不追求臨時、短期甚至喧嘩的工具性，而去致力于通過“慧心和匠心”，堅韌地呈現“生命力量”“智慧之光”，恰使文學成為最耐用的價值“工具”。沈從文從文物研究投射文學創(chuàng)作，既透露出他的寫作資源和創(chuàng)作特色之間的關系，也反映出他借鑒古代文物的精粹優(yōu)美，啟發(fā)作家須像古代作畫、制器者那樣，專注設計，勤加琢磨，經過匠心獨運成就精美特出的藝術品。這是沈從文在為文學創(chuàng)作立法，一個自稱“鄉(xiāng)下人”的“白臉長身，一無依靠”（郁達夫語）的書生，竟是如此的自雄，而其底氣，來自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與文學立意“合體”

度過文學黃金時期后，沈從文更加醉心物質文化的研究。1940年代，他已被一些讀者驚詫為一個“讀古書入迷”的“古董”，以學人面目取代了讀者對他舊有的作家印象，他則自稱是走上了一條少人問津的僻路。聯(lián)大的一些“文學士”學生也發(fā)現，此時他們“走僻路”的文學導師，“談文學的時候，遠不如談陶瓷，談漆器，談刺繡的時候多”；他“時常拿起一件竹編小器物、一件手工編織的帶穗挎包、刀鞘、傘帶，向我們稱道一番；或是翻出一件什么銅器的銘文拓片，要我們和他一道沉浸在對于我國古代燦爛文化的慨嘆中”。此時沈從文已經意識到“金玉木石”也是“人類一顆心走向另一顆心的一道橋梁”的“物證”，值得灌注深情與心力，物質文化史研究呼之欲出。“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多年以后汪曾祺為八十老翁沈從文寫下的這幅壽聯(lián)，為他數度經歷玄黃之變的老師終其一生矢志于通過立言事業(yè)完成抒情人生畫像，可稱傳神寫照。

沈從文

民國時期，現代學術方興，傳統(tǒng)的文獻之學與地下的考古之學，是兩大主流，民間器藝不登大雅之堂，但整體而言，由于建立了現代的學術體制，新觀念開出新視野，新視野帶來新材料，新材料產生新問題，新問題拓展新領域，文物研究從上層文化表征的金石龜甲碑版，逐步擴大到下層文化符號的一切工藝制作，也從“大都市風雅人”“玩古董舊畫”和“受洋框框考古學影響”的做法，向“新態(tài)度、新方法”的創(chuàng)新研究轉移�！白咂贰钡纳驈奈膹倪@個學術豁口，走出了一條“新路”；1949年后接受唯物論和人民史觀，更是辟開了一條“大道”。沈從文以前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如詩如畫風格中飽含著對貧苦勞動階級的理解和同情，書寫他們哀樂辛酸的不幸命運，現在他以下層社會普通工匠工藝制作的物質材料為對象，研究中國文化史，致力于撰述“以勞動人民的生產創(chuàng)造為正統(tǒng)主流的中國美術史或工藝發(fā)展史”，表彰普通民眾創(chuàng)造歷史的突出貢獻，填補我國文化史上屬于勞動人民書寫篇章的空白，在中國文化的整體成就中，為千百年來這群“沉默中的無名英雄”的文化創(chuàng)造爭地位，如他自己所言，“具有學術革命的意義”。其文學和學術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進行了“合體”，他“用各種不同的文字”，對他一直深深眷愛同情的勞動群體表達了贊美和肯定，從而獲得了“人民性”。這種在極高、極深的立意上、層次上把兩種不同的書寫世界渾然為一體，是極為罕見的！李青果發(fā)覆這種發(fā)生在沈從文身上的現象，只眼獨具。

沈從文文學創(chuàng)作時喜歡文體實驗，他兼擅小說、散文、新舊詩歌、書信、志怪、雜文、詩文評、民族志各體。他的作品擅長描寫和抒情，文字流暢有波宕，章句清雅有情趣，冷靜敘述中時有幽默，文字世界有詩畫的氛圍，寫出了很多“好故事”，獲得了“文體家”的稱號。而他對文體的重視和追求，也延續(xù)到他的學術研究之中，他的“文體家”稱號，也促動他自覺探索一種屬于他自己的“述學文體”，顯示學術文字也可以像文學創(chuàng)作那樣寫，考據文章也可以有抒情性和文學風格。他第一次起意撰寫文物著述《憶盤錄》，便說要“用頂新方法來寫它，每個盤子成為一個故事”；在《試談藝術與文化》中，他說他“受華語訓練，古籍熏淘，平時作文，即用桐城古體，沿用半通不通之古文”；他借鑒《大唐西域記》《嶺外代答》《高麗圖經》《攬轡錄》《入蜀記》等行程記、史地風俗著述，以使“文筆條理清楚”。

1964年沈從文接受周恩來總理委托撰寫《中國服裝史》（即后來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項研究年代范圍廣遠，材料豐富，所涉問題雜多而又非常具體，還帶有給外國元首贈送“國禮”和在海內外廣泛傳播中國優(yōu)秀文化的使命，于是他創(chuàng)造出一種“總的看來雖具有一個長篇小說的規(guī)模，內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的新文體。沈從文雖說這是“改變方法另辟蹊徑”，卻又聲明“這份工作和個人前半生搞的文學創(chuàng)作方法態(tài)度或仍有相通處”。學術和文學如影隨形，體例雖異而方法相通，堪稱同路。當《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版之時，老友朱光潛說：“談到從文的文章風格，那也可能受到他愛好民間手工藝那種審美敏感的影響，特別在描繪細膩而深刻的方面。”可謂知音得解。如從中國文體發(fā)展史角度看，這其實也是延續(xù)中國古代文體“破體”與“變體”及“新學橫行與技法追求”之“常與變”的歷史脈絡，是中國文體發(fā)展史上的一個新品種。它所形成的融會古與今、文學與學術為一爐的學術新文體，對于今人學術文章如何擺脫枯燥乏味，增加些人文性，具有啟發(fā)和示范的作用。

文史研究結合文物

史學家蔡鴻生曾著文《中國學術三名著》，把沈從文和錢鍾書、陳寅恪并舉，認為錢鍾書的《管錐編》是“中西打通”，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是“知人論世”，而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以物證史”�！爸形鞔蛲ā薄爸苏撌馈焙汀耙晕镒C史”都是通家之學。通家之學講究貫通，跨越不同的邊界，進行綜合的研究。而以綜合研究的成果為對象的研究，也須綜合研究才能發(fā)覆真相，揭出全體�！峨p城記》乃擴充知識范圍，打開學術視野，發(fā)現已經轉型成為學者的沈從文通過出色的古典文學研究，近乎為他失去文學創(chuàng)作而受到創(chuàng)傷的心理進行“療愈”。

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有趣的是，和文學家沈從文曾經挑起“京派與海派”“一般或特殊”“抗戰(zhàn)意志論”之爭從而攪動文壇一樣，學者沈從文的古典文學研究也是以批評者、挑戰(zhàn)者的姿態(tài)出現的，他的武器就是“以物證史”。“以物證史”源于王國維“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二重證據法”，用于“古史新證”，被沈從文拿來考證古代文學史。在這之前，研究古代文學主要是從文本到文本的循環(huán)論證，所謂“集釋法”，被沈從文批評為“不可免還存在于書本中研鉆，從文字章句間找證據，以書證書”，“正等于把一桶水倒來倒去，得不出新東西”，故建議圖書館旁邊須建立“一個收藏實物、圖片、模型過百萬件的‘歷史文物館’”，以便實行“新的文史研究”，因為“單從文獻看問題，有時看不出，一用實物結合文獻來作分析解釋，情形就明白了”。

1954年沈從文提出“文史研究必需結合文物”，屢有創(chuàng)獲，經典實操之一，是對《木蘭辭》成詩年代的考證。最早記載《木蘭辭》的《古今樂錄》產生于南朝，但流傳中出現的各種增補、插敘式變異，使這個記載中的不少說法轉成疑團，《木蘭辭》的成詩年代到底是南北朝還是隋唐，也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沈從文從考古發(fā)掘的從南北朝到隋唐的出土人傭入手，配以唐代詩文繪畫，發(fā)現《木蘭辭》描寫婦女在臉上“帖花黃”的生活習俗，在南北朝出土文物中全無表現；而“女人臉頰眉額間貼小鴛鴦水鳥、花朵及星月玩意兒”，只有到了唐代的實物材料中才有了豐富的反映，從而得出《木蘭辭》成詩于唐代的結論。黃永玉因此稱贊他的表叔的這種做法，對破解就文論文的老方子的困難糾纏局面，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

唐末五代敦煌壁畫中女供養(yǎng)人曹議金夫人的花黃臉飾（張大千摹）

《雙城記》扣緊沈從文在文學和學術上的互動，不禁令人想到他被壓抑的文學舊夢仿佛潛意識那樣出現在學術研究之中。他像作家刻畫人物、描寫生活一樣，觀察古代文學作品中那些動人場面和語言機鋒，對作品的解釋產生了“不隔”的效果，而且頗有趣味。比如樂府《捉搦歌》：“黃桑柘屣蒲子履，中央有系兩頭系，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論者一般認為是表現“女大不中留”的決絕，沈從文卻從出土漢代麻履上發(fā)現，詩中“中央有系兩頭系”是麻履“著腳部分都是中央有系兩邊固定”，從而認為歌者使用比興方法，表現情動于衷的女子從屣履“中央有系兩頭系”，產生“兩邊牽掛拿不定主意”的猶豫，因此引發(fā)出在故家和新嫁之間難以割舍的情感，使詩歌在表現人的情義的復雜性方面，顯示出它的高明�！峨p城記》釋之為：“很明顯，理解這種比興編織意象的豐富動人之處，如不從實物出發(fā)，如不準確訓釋屣履的實相及其象征性，是難以做到這么一種體貼入妙理解的。”

由于沉潛古物和文史，沈從文熟悉古代文人在詩文生活中經常借用犀角、象牙、杯盞等文玩進行含蓄隱射，蔚為風氣，今人卻已陌生。在討論《紅樓夢》的《賈寶玉品茶櫳翠庵》回目中，妙玉所使用的“（此字左‘分’右‘瓜’）爮斝”“點犀（此字上‘喬’下‘皿’）”兩件飲器的含義時，沈從文頗具知識和機智，認為前者是“班包假”的諧音，既指物，也指人；后者則由于犀角杯以“正透”“倒透”為貴，“喬”字在元明雜劇市語中又有“裝模作樣假心假意”的用例，因此有“到底假”“透底假”的含義，曹雪芹是借用這兩個器物的名稱，虛以實之地隱射了妙玉的虛偽�！峨p城記》認為沈從文的這種解釋，不啻于借助實物之筏的“讀心術”，打通了通往文心、人心的孔道，也打開了通往作者之心和社會心理的大門。古人寫作常有運用典故曲折表意的習慣，也有隨“物”賦形、象“形”寫意的機敏手段，它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智慧游戲，也是文學理論需要總結的修辭方法論。準確訓釋這些文學上的機巧有趣現象，是沈從文主張文史研究“不僅要懂語言，也要懂文學，不僅要懂社會，還要懂文物，更重要還是不能把這幾點看成孤立事物，必須融成一份知識”的結果。

揚之水通過乃師孫機，和沈從文頗有學術上的緣分。她曾明晰指出，沈從文以實物材料研究古代文學，“開啟了文學與文物相互結合以至于融合的一條新路”�！峨p城記》則在更大的研究范圍和學術空間，樹立起沈從文“學文一體”“學者與文人一體”的立體形象。向來從事沈從文研究者，多集中在文學創(chuàng)作，對學術研究相對隔膜，而物質文化史研究，從前相對不那么受重視，沈從文所進行的學術工作，也不那么符合洋八股的套路，所以這方面的研究，一直不愜人意。而李青果能有創(chuàng)獲有突破，誠如吳承學老師所講，是他涉獵廣博，治學能“雜”而求“通”，“打通學術與文學邊界的獨特學術追求”的結果。他曾出版專著《學術變遷與近代文學的中國想象》，對研究中國文學與學術之間的關系頗有手段和經驗，啟發(fā)他研究沈從文的新視野，使他的這項研究具有新維度、新方法，得出了新解釋、新結論。他的研究是一種有溫度的學理性研究，他在研究中表彰其研究對象的生命意志，寄托一種情懷，也是時下技術性的研究范式中不多見的。通過閱讀他的這本書，我們方能更為全面真切地理解沈從文，也可寄望于推動沈從文研究的新發(fā)展。在這個意義上，李青果的《沈從文的雙城記：從文學邊城到學術邊城》，堪稱沈從文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

周松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