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這幾年，在某種躁動情緒的推動下，張獻忠成為網(wǎng)紅。

在百度張獻忠吧，喜歡他的人將他尊稱為張圣人；在四川梓潼，當?shù)剡€修建了張獻忠家廟祭祀香火不斷。

幾百年來，四川盛傳，張獻忠屠蜀，殺人如麻。張獻忠立了一個七殺碑，將百姓拉至碑前殺戮，兩側(cè)碑文分別為：“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中間有七字“殺殺殺殺殺殺殺”。

這個說法流行數(shù)百年之久，近年來逐漸被推翻。

清朝翰林、歷史學家彭遵泗所著《蜀碧》記載張獻忠的“圣諭碑”碑文是：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明朝遺民吳偉業(yè)的《綏寇紀略》中也提到張獻忠“諭曰：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蜀碧》和《綏寇紀略》這兩個明朝遺民的著作，都一致認定張獻忠是屠蜀的罪魁禍首。

如今，這位大魔王成為新生代的偶像，堪稱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經(jīng)典案例。

最近流行的1644史觀，鼓吹的是滿清不入關(guān)，大明前途無量。

這種視角的愚昧之處在于，即使?jié)M清不入關(guān)，大明帝都也已經(jīng)被流寇占領(lǐng)，那位嗜殺成性的皇帝把自己掛在了歪脖子樹上。

到底是流寇滅明還是滿清滅明？

按照正統(tǒng)史觀的記述方式，南明長達二十年年的抗清史已經(jīng)不能看作是大明續(xù)命了。

圍繞滿清的歷史爭議不絕于耳，這些年很多人也在不斷翻清軍入關(guān)的罪惡屠殺史。為此產(chǎn)生了一個焦點話題：屠川首惡到底是大魔王張獻忠還是清軍？

2017年3月20日，彭山江口沉銀考古取得重大進展，出水文物超過一萬件，實證確認了民間流傳的張獻忠江口沉銀傳說。

這場考古發(fā)現(xiàn)被包裝成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沉船、寶藏、金銀、秘史，似乎每一個元素都足以刺激想象。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沉銀本身，而是圍繞沉銀被有意無意淡化、甚至歪曲的歷史背景。

從江口水下打撈出來成堆的銀簪、銀耳環(huán)、兒童銀鎖，并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文物，更不是無主之物。它們本來屬于大明百姓。婦女的發(fā)簪、孩子的鎖片是婚嫁、祈福、護佑的象征，就在亂世之中被魔王軍團成批剝離、集中、稱重，最終沉入江底。

這些畫面會讓人本能地聯(lián)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納粹集中營的歷史影像。人類歷史跨越了300年，從亞洲到歐洲，上演的是一樣的殘暴屠殺一樣的慘無人性。

納粹集中營收集遇難者成箱的金牙、戒指與首飾，統(tǒng)一收繳、分類、熔煉。與魔王軍團曾經(jīng)的暴行幾乎沒有任何差別。

江口沉銀的考古成果提供了極為直觀的證據(jù)。出水文物顯示，金銀器物不是混雜無序的堆放，而是分門別類。

檔次較高的金器與珠寶大多來自明朝宗室與達官顯貴；庫銀與金錠，來自官府與州縣；數(shù)量龐大的民間金銀首飾，尤其是婦女飾物與碎銀，直接來自普通百姓；還有張獻忠自行鑄造的金銀幣與大量兵器。

這種分類說明掠奪是有計劃、有目標、有執(zhí)行力的制度性行為。面對暴力團伙，人的價值直接歸零。

在這里，任何試圖為張獻忠洗白的說法，都顯得格外蒼白。

張獻忠不是被迫卷入暴力的失控者，而是主動選擇以極端方式統(tǒng)治和清洗社會的屠戮者。他不是心懷天下的理想主義者，而是因過失被軍中除名的底層惡棍，隨后在明末大亂中與李自成一同起事，又迅速反目，自立山頭，沿長江流域一路劫掠屠殺安徽、湖北，最終在1644年攻入成都，建立了所謂的“大西政權(quán)”，自稱皇帝。

占領(lǐng)四川之后，張獻忠沒能建立起有效的統(tǒng)治，在軍事受挫、統(tǒng)治不穩(wěn)局面下，將怒火傾瀉在普通百姓身上。

在江口沉銀之前，他“怒川人之不服己”，對成都居民展開大規(guī)模屠殺，召集各營軍官，下令徹底清洗城市人口，目標是不留一人。20萬手無寸鐵的百姓被屠戮殆盡，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在準備撤離四川之前，張獻忠下令所部官兵自行殺死新?lián)飦淼膵D女，尤其是四川籍者，一個不許留下；所有金銀財物必須上繳，凡私藏者，不僅本人處死，左右亦要連坐。這種命令是典型的恐怖統(tǒng)治。

江口沉銀中大量尚未來得及熔煉的婦女首飾，正是最直接、也最無法辯駁的物證。

在完成屠城與掠奪之后，張獻忠一把火焚毀成都，親手斷絕后路，隨后率軍順江而下，迎戰(zhàn)明將楊展。江口之戰(zhàn)的經(jīng)過，在地方志、明清史料與考古發(fā)現(xiàn)中已形成相互印證的完整鏈條。岷江江口地勢險要，是川西南通往成都的咽喉要道，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順治三年，楊展利用火器與風勢，在狹窄水道中焚毀張獻忠船隊，數(shù)千艘戰(zhàn)船相繼沉沒，隨船裝載的大量金銀財寶盡數(shù)沉入江底，張獻忠率殘部北逃，最終在鳳凰山被清軍亂箭射死。

從歷史結(jié)局看，張獻忠既未能建立穩(wěn)定政權(quán)，也未能留下任何正向遺產(chǎn)，留給四川的只有人口銳減、社會崩潰與創(chuàng)傷記憶。

正因如此，明末四川士人對他的痛恨遠超過對清軍的仇恨，這一點在大量明遺民著作中反復(fù)出現(xiàn)。《蜀難述略》《蜀碧》《蜀亂》等史料，無一不將其描繪為近乎魔王般的存在。尤其是以特科之名誘騙7000讀書人集中屠殺的大慈寺慘案，更是對社會根基的毀滅性打擊。

與張獻忠有直接接觸的兩名西方傳教士，被他奉為圣明國師，也記錄了他的極端暴虐。傳教士目睹百姓集中跪伏、哀求，仍被縱馬踐踏、屠戮殆盡，張獻忠還要求西方傳教士將這些情形記錄下來，傳播到西方世界，仿佛是一種功績展示。這是同時代、多來源記錄共同指向的事實。

當然，指出張獻忠屠殺的罪行，并不是否認清軍入關(guān)制造的大屠殺。此處強調(diào)的是，兩個暴力犯罪團伙沒有一個應(yīng)該被美化甚至稱頌。

今天有人試圖以“抗清民族英雄”的名義，為張獻忠翻案，邏輯本身就站不住腳。將歷史人物簡單地納入“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敘事框架，本身就是對歷史復(fù)雜性的粗暴踐踏。

江口沉銀重新出水，使得長期存在于傳說中的屠戮與掠奪，第一次以如此直觀的方式呈現(xiàn)在公眾面前。那些尚未被熔煉的婦女金銀首飾，比任何文字都更有力量，因為它們直接來自被剝奪、被殺戮的普通人。它們不是寶藏而是證詞；不是傳奇而是血債。

悼念明朝的覆亡，本無不可，但在悼明之余，刻意美化在四川制造人間地獄的屠夫，這種記憶本身，已經(jīng)偏離了歷史的底線。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后人對暴力罪行的選擇性失憶。

文明的警鐘，往往敲得太晚。

江口沉銀浮出水面，不是為了制造新的神話，而是為了提醒后人：

悼明可以，別忘了那位大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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