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相關(guān)的影視作品確實很少，要不是《太平年》殺將出來，多數(shù)人這輩子都很難認真看一眼五代十國。

不是這段歷史不精彩，而是亂得太狠、太碎、太黑，不好講，也不好拍；反倒是三國，被文人用幾百年時間打磨成一部可以反復(fù)翻拍的超級劇本。

那為什么《三國演義》能火，而五代十國題材過去卻一直沉寂？關(guān)鍵就卡在三個字：故事感。

先看現(xiàn)實底板。五代十國從907到979，不過七十多年，政權(quán)卻像批發(fā)的一樣往外冒：北方五個朝代接力，南方十幾個割據(jù)政權(quán)混戰(zhàn)，史書里大大小小一共能摳出十五個以上的政權(quán)名字。你可以想象成整張中國版圖被打碎成一地玻璃渣，每塊都在反光，每塊反光時間還不長。

一個王朝十幾年，君主還沒來得及塑造成人物弧線，人就被砍了、廢了、逼死了。對編劇來說，這是地獄級難度：你想寫成長，就被歷史腰斬；想寫大格局吧，人物一多，就變成史書目錄，觀眾根本記不住誰是誰。

反觀三國，表面上也是群雄并起，其實主線極清楚：天下從漢朝一統(tǒng)，裂成三塊，再慢慢歸于一統(tǒng)。

魏蜀吳三家長期穩(wěn)定對峙，曹操、劉備、孫權(quán)、諸葛亮、周瑜這些人，活得夠久、出場夠多，性格鮮明、沖突清晰，天然適合戲劇化加工。

羅貫中用一部三國演義，把亂世寫成了可以講義氣、論智謀、談忠義的大舞臺，后世影視只要順著這套模板走，起步就已經(jīng)比別的時代高好幾層樓。

而五代十國呢？有的是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下一位”，有的是南唐、吳越、閩、楚這樣夾縫求生的小朝廷。

大家忙的不是復(fù)興王朝、統(tǒng)一天下，而是“我今天能不能活過明天”。權(quán)謀有的是，屠殺也有的是，可對觀眾來說，永遠都是一群眼生的名字，在一堆同樣眼生的地方打來打去，很難形成記憶點。

更麻煩的是，道德立場極不好下。

三國再怎么黑暗，你仍然能找到一種秩序感：曹操是把亂世拉回秩序的強權(quán)派，劉備是守著漢室招牌講仁義的一支，諸葛亮是理想化的士大夫楷模。你可以不認同，但起碼能站隊。

五代十國就慘了，士大夫集團被打碎，文官體系一度接近塌方，誰拳頭硬誰說了算。很多狠辣情節(jié)、吃人、剝皮做器皿之類的記載，哪怕有史料夸張的成分，也足夠讓人不寒而栗。

這對影視創(chuàng)作是一個巨大難題：你要真實，就很黑暗，觀眾看著難受；你想美化，就離歷史太遠，容易被罵。

于是制片人權(quán)衡投入產(chǎn)出，自然更愿意去拍看起來“熱血又體面”的三國、隋唐，而不是撲進一鍋血腥又復(fù)雜的五代十國。

那《太平年》為什么能殺出一條路？它聰明就聰明在，沒有試圖“一口吃下整個五代”，而是挑了吳越國這個相對“溫和”的樣本，從錢弘俶和納土歸宋這一點切進去。

在北方，高壓鍋一樣的世界里，軍頭們一撥接一撥地掀鍋蓋，血蒸汽直沖天；在南方，吳越這種小國卻選擇緊抱“保境安民”四個字：不貿(mào)然北伐，不亂開殺戒，盡量用錢糧和外交保住一方太平。到了北宋崛起，錢弘俶主動納土，把江南完完整整交給新王朝，換來百姓免受大戰(zhàn)之苦。

這對現(xiàn)代觀眾的觸動非常直接：原來在那樣黑的亂世里，并不只有屠殺和奪權(quán)，還有人選擇不流血、不燒毀，而是把江山與人民以一種體面的方式交出去。主創(chuàng)抓住的，就是這種“逆著亂世而行”的選擇。

這就把五代十國，硬生生拉出了一條可以被代入的人性主線。

錢弘俶不再只是史書上一筆帶過的“小國之君”，而是一個從紈绔少年，被北方尸山血海震醒，轉(zhuǎn)而學會權(quán)衡、學會克制，最后做出納土決定的人。這是完整的成長故事，是當代觀眾最吃的一套：從自我到家國，從任性到擔當，在逼仄的歷史夾縫中，硬扛出一點人味、一點光。

同時，《太平年》也給五代十國題材提供了一種創(chuàng)作范式：不要試圖還原全部亂世，而是像打燈一樣，選一個小小的切口——一國、一城、幾個人，用他們的命運去折射那口永不開蓋的高壓鍋。

戰(zhàn)爭依舊殘酷，饑荒依舊存在，但鏡頭不再只盯著血與火，而是盯著人在血與火里如何相互扶持、如何做選擇。

站在今天回頭看，三國已經(jīng)被無數(shù)次改寫、重拍，人物幾乎被標簽化；反而是五代十國，因為太亂、太難講，多數(shù)故事還沉在史冊里，沒人下水。

恰恰是這種空白，讓它有機會成為未來的大IP寶庫。真正考驗創(chuàng)作者的，不再是敢不敢寫狠戲，而是能不能在亂到極致的歷史里，挖出一點溫度。

情感上講，五代十國之所以值得被更多影視作品重新打開，不是因為它有多刺激，而是它讓我們直面一個殘酷的現(xiàn)實：一旦制度坍塌、秩序失靈，人會以多快的速度被降格成“資源”和“工具”。

那些一閃而過的好君主、好官員、好百姓，往往拼盡全力，只是為了保住附近幾十萬人的“能活著過一天”。這種對生的執(zhí)拗，對秩序的渴望，是今天的人非常容易共情的。

所以，為什么三國成了經(jīng)典IP，而五代十國長期“缺席”？因為三國早早被文學做成了宏大敘事，人物立得住、道德有支點、商業(yè)邏輯通順；五代十國則是史學家的噩夢、編劇的修羅場，太亂太黑，結(jié)構(gòu)又像玻璃碴子，很難一鍋端。

而《太平年》的熱播，正說明另一件事：當創(chuàng)作者愿意放棄“從天上俯瞰的帝王視角”，轉(zhuǎn)身去拍一個偏安小國、一位守土之君、一群在亂世里死撐住底線的普通人時，五代十國并不比三國遜色，甚至更能搖晃今天觀眾的心。

亂世很多，能被記住的亂世不多。能被拍好的亂世，更少。五代十國曾經(jīng)是一幅被塵封的裂紋畫卷，現(xiàn)在有人肯耐心拂去灰塵，從吳越這條細線繡起。

也許再過幾年，當更多人因為一部電視劇去翻史書，去讀一讀那段被鮮血和眼淚浸透的七十年，中國影視的亂世宇宙，才算真的補上了最難、也最值得記住的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