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幾年，越來越多演唱會開始在縣城舉辦。

以前，演唱會是一二線城市的專屬，后來漸漸下沉到了三四線城市，如今，縣城成為了演唱會的新戰(zhàn)場。

當孫楠、張靚穎在江蘇金湖縣的荷花蕩旁唱起成名之作，當4.6萬人在四川順慶縣的17個足球場大的場地上揮舞熒光棒，你可能還沒意識到，這些畫面背后，是一場沒有硝煙的地方政府GDP暗戰(zhàn)。

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音樂產業(yè)促進工作委員會發(fā)布的《2025年中國演唱會及音樂節(jié)市場分析報告》顯示，2025年前3季度，全國45.6%的拼盤演唱會落地三線及以下城市。三線及以下城市的音樂節(jié)市場占比超過4成。

從山東五蓮到云南彌勒，從湖北崇陽到河北固安，幾乎每個周末，都有明星在縣城的夜空下開唱。

如此普遍的現象背后，必然有深刻的經濟因素。

這個因素，叫“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是如今縣城文旅經濟策略的重要一環(huán)。

以四川順慶“三國之源?潮起順慶”群星演唱會為例，作為近十年南充最大規(guī)模文化盛事，它以17個標準足球場大小的場地面積刷新全國拼盤式戶外演出場地紀錄，吸引 4.6 萬名觀眾到場見證，一舉打破四川單場演出觀眾紀錄，間接拉動周邊餐飲、住宿、零售等領域綜合消費達1.7億元，不僅讓周邊酒店入住率提升30%，多家餐飲門店的客流量也實現了50%的顯著增幅。

并不是要去賺演唱會的門票錢，而是要去靠演唱會讓更多其他人賺錢。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為什么現在有那么多演唱會選擇開在縣城里。

演唱會成了縣城“硬通貨”

要理解這場變革，得先看清底層邏輯的轉變。

過去，一個縣城要搞一場演唱會，背后通常是這么兩個動機：

第一，開演唱會這件事兒可能是上級官方攤牌下來的“任務”，目的在于滿足上級的某些要求。

第二，在那個地產興盛的時代，財大氣粗的房地產商也樂于資助舉辦演唱會為自己的樓盤造勢。

顯然，這樣的出發(fā)點換不來什么高質量的演出——要么是已經過氣的明星前來走穴，要么就是本地樂隊和本地歌手刷存在感的舞臺。

某種程度上來說，過去的那些演唱會有點像是文化產業(yè)的“廟會”。

廟會上銷售的商品，不論品質還是檔次都遠遠落后于商場，銷售的都是些周邊小企業(yè)的產品，有時候甚至就是淘汰下來的二手貨——在一二線城市的商業(yè)社會里，這些產品沒有任何生存空間。但在下沉市場，這些東西的確可以滿足一部分需求。

那些年縣城里的演唱會也是這個意思——它所能提供的文化產品和體驗遠不如那些正經的演唱會，更像是把主流文化產業(yè)里的落后產能找個地方進行輸出。

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更具體地說，演唱會之于縣城的性質變了。

對于廣大縣城而言，演唱會不再是“文藝廟會”，也不再是被動承接淘汰下的產能——今天，演唱會成了縣城的“新基建”，是縣域經濟重構的重要流量入口。

這個轉變背后，是三股力量的合謀：

首先，地方政府需要演唱會帶來的經濟效益。

近兩年的小城市的產業(yè)發(fā)展的確面對著很大的挑戰(zhàn)——土地出讓金腰斬，傳統產業(yè)轉型乏力，招商引資內卷嚴重。當傳統增長引擎熄火，文旅消費成了“看得見的抓手”。

對地方政府而言，一場萬人級別的演唱會，至少能帶來三波收益：

首先，門票、交通、住宿、餐飲......這些剛需費用，按照人均2000元來算，這就直接能給縣城帶來2000萬的收入。

其次，全國人民都知道北上廣深，但很少有人能說出本省某個地級市下面有哪些縣城。北上廣深稍微有點什么瑣事都能全國曝光，而廣大小縣城想火一把，除非有人搞了什么驚天地泣鬼神的“狠活兒”——從這個角度看，演唱會以及相關的信息傳播，能讓小縣城在全網觀眾的面前稍微露一露臉，這就等于省掉了千萬元級別的城市廣告費。

最后，知名度的提升，意味著越來越多投資商會知道我們這個縣城的名字——這個演唱會引發(fā)的相關傳播，會通過各種途徑曝光給不同的人——哪怕只吸引了一家企業(yè)來縣城里投資了一間工廠，這演唱會的“歷史任務”也都算完成了。

而且，策劃舉辦演唱會的演藝公司們，其實對縣城的廣大市場也早就饑渴難耐了。

一二線城市演唱會市場飽和，票價越炒越高，監(jiān)管越來越嚴。

中國演出行業(yè)協會 數據顯示，2023年相比2019年，五線城市演唱會票房增幅超600%，西北地區(qū)超900%，遠超一二線城市增速，市場下沉趨勢顯著。

在一線城市，藝人經紀公司強勢，場地成本高，審批流程復雜。到了縣城，政府主動補貼、協調場地、簡化審批，演藝公司的凈利潤率能提升5-8個點。

簡而言之，在縣城，賺錢的金額或許低了，但賺錢的難度也小了。

更重要的是，縣城里那些有消費能力的人們，其實也很需要演唱會。

實體商品的購買路徑，早就被網購打通，即便住在山村里，只要你有網，那么你的物質生活和一二線城市的中產們比起來其實并沒有什么本質差異，無非就是收貨時間慢個兩三天而已。

但像是酒吧、脫口秀、演唱會、音樂會、展覽這樣的文化消費，玩兒的就是一個身臨其境，你不去現場，你就是享受不到那種感覺——以當下的技術水平，再怎么發(fā)達的網絡，也不能解決這種問題。

縣城里有大量“縣城貴婦”——做小生意的老板娘、體制內中層、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者，她們有房有車無貸款，可支配收入驚人，但卻總是苦于“不知道玩什么好”。

小城市有許多“代購店”，“縣城貴婦”需要買“更有逼格”的東西。

相關數據顯示，縣城演唱會觀眾中，本地居民占比普遍在40%-60%，遠高于一線城市。這些人不是消費下沉的受害者，而是被長期壓抑的文化需求終于得到了釋放。

本地中產+返鄉(xiāng)青年+周邊城市游客，構成了縣城演唱會的“鐵三角”客群。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既要性價比，又要儀式感；既想接軌大城市潮流，又希望能在家門口實現。

一線城市的“低成本復制”？

外界對縣城演唱會最大的誤解，是認為這只是低配版的一線城市演出。

這其實是一種傲慢

成功的縣城演唱會，都是“政策+文化+消費”的精密設計，是比一線城市更復雜的系統工程。它的本質，是用音樂作為流量入口，將短期觀演轉化為"門票+文旅+衍生品+長周期復購"的消費閉環(huán)。

簡單說，就是把演唱會從“文化事件”升級為“經濟事件”。

一二線城市的演唱會通常票價數百元起步，內場票價幾千元也不奇怪。但縣城里的演唱會，價格可以低到不足200元。因為這種演唱會，做的不是粉絲的生意，而是周邊居民們文化消費的生意。

場地上，自然也可以不選那些高大上的體育館。一片足夠大的空地，就足夠解決問題了。

而且，明星們也不一定只是唱歌——來都來了，給本地帶帶貨行不行？給自己的粉絲們介紹下本地風土人情行不行？

甚至，很多地方政府，還會把演唱會的票根變成本地“消費通行證”——拿著票根，本地各種景點、各大酒店都能打折。

以江蘇淮安金湖縣為例，作為江蘇淮安的下轄縣，金湖知道自己的優(yōu)勢不在本地人口（全縣僅30多萬），而在區(qū)位——距離南京僅1.5小時車程。

所以，金湖演唱會的目標客群非常明確——南京都市圈的中產家庭。所有宣傳資源都投向南京，在小紅書、抖音做精準投放，關鍵詞就是“南京周末去哪兒”“南京周邊游”。

過去，縣城是資源輸出地——勞動力去大城市打工，農產品按噸賣。

現在，是時候讓大城市的居民們反哺一下縣城了——縣城成為了消費目的地，通過演唱會輸出“體驗”和“品牌”，按人頭收費。

結語：城市品牌戰(zhàn)爭才是終章

看懂縣城演唱會，要看懂它在大棋盤上的位置。

本質上說，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到第三個階段的必然產物：

第一階段（2000-2010）：大城市化，人口向北上廣深集中

第二階段（2010-2020）：都市圈化，成都、杭州、南京等強二線崛起

第三階段（2020-2030）：縣域城市化，1300個縣城爭搶“留下來的人”“慕名而來的人”

當人口總量見頂，誰能留住人、吸引人，誰就能在未來十年占據主動。演唱會，是縣城在這場“人口爭奪戰(zhàn)”中最性感的武器之一。

縣城和縣城的競爭，如今已經來到了更深刻的階段。

一個更宜居、更有人情味兒、更好玩的縣城，對人們的吸引力，遠超過一個有優(yōu)勢產業(yè)的縣城——縣城的規(guī)模，決定了哪怕它具有獨特的優(yōu)勢產業(yè)，在對人的吸引力上而言，也永遠無法和大城市抗衡。

那么，小縣城吸引人的法則就要變一變了——大家不再談產業(yè)、談機會，而是開始談人情味、談文化。

而這種新法則，對地方政府在軟件層面的運營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演唱會終有散場時，但城市的品牌戰(zhàn)爭，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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