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1日，臺北。

剛升上二級上將不久的“國安局長”鄭介民，突然死在了臥室的地板上。

沒有任何心臟病史，也沒有任何預兆。

唯一的線索，就是幾個小時前，他在日月潭陪老蔣吃下的那半塊西瓜。

諷刺不？

就在鄭介民暴斃的一周前，他在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蹲了十年的堂弟鄭庭笈，剛剛拿到首批特赦令重獲新生。

一個在國民黨核心圈呼風喚雨的“情報頭子”莫名暴斃，一個在共產(chǎn)黨監(jiān)獄里改造的“敗軍之將”卻得以善終。

這荒誕的結(jié)局背后，藏著蔣家父子權(quán)力交接時最血腥的秘密。

那塊要命的西瓜，究竟是誰遞給鄭介民的？

這事兒，得從程一鳴那本在此刻顯得格外驚悚的回憶錄說起。

很多人讀特務歷史，首選沈醉的《軍統(tǒng)內(nèi)幕》或《我的特務生涯》。

更重要的是，沈醉書里那個“既無能又貪婪”、被毛人鳳排擠出局的鄭介民，根本不是歷史的真相。

翻開檔案你會發(fā)現(xiàn)，鄭介民絕非沈醉筆下的窩囊廢。

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后，他非但這頂烏紗帽沒丟，反而穩(wěn)穩(wěn)壓了毛人鳳一頭，官至“國防部次長”。

后來蔣家父子為了統(tǒng)攝所有特工機構(gòu)組建“國家安全局”，首任局長正是鄭介民。

毛人鳳死后想追贈二級上將都困難重重，而鄭介民活著就是二級上將，死后更是追贈一級上將。

就連老蔣的心腹唐縱，也在日記里對鄭介民評價極高：“戰(zhàn)略眼光精確長遠，又具研究精神?！?/strong>

這樣一個位高權(quán)重的“職業(yè)特務”，怎么說死就死了？

真相掌握在鄭介民的老部下、原軍統(tǒng)局行動處處長程一鳴手里。

據(jù)程一鳴在《軍統(tǒng)特務組織真相》中爆料，那天蔣介石在日月潭召見鄭介民，氣氛看似融洽。

聊得興起時，老蔣親手切了一塊西瓜遞給鄭介民。

面對這“天恩浩蕩”，鄭介民卻只敢吃了一半，趁老蔣不注意，將另一半悄悄扔進了潭水里。

即便如此小心，回到臺北家中后，鄭介民還是感到腹痛難忍。

他對妻子柯漱芳說起那塊西瓜，滿臉驚恐。

當晚柯漱芳被朋友拉去看電影，半夜回家時，赫然發(fā)現(xiàn)丈夫已經(jīng)僵硬地躺在臥室地板上，早已氣絕身亡。

柯漱芳也是個烈性女子，事后對著親友大罵：“是蔣介石害死了我的丈夫！”

老蔣為什么要殺這個曾經(jīng)的莫斯科中山大學高材生、黃埔二期且對自己忠心耿耿的特務頭子？

程一鳴分析得透徹：一方面是為蔣經(jīng)國“拔刺”，另一方面是因為鄭介民跟美國人走得太近。

魏德邁和馬歇爾曾越過蔣家父子直接邀請鄭介民訪美，他以為跟美國人搞好關(guān)系是保命符，卻不知道這恰恰觸了老蔣“挾洋自重”的逆鱗。

為了給兒子鋪路，老蔣手里的屠刀，從來不分親疏。

進了共產(chǎn)黨戰(zhàn)犯管理所的堂弟鄭庭笈活到了1991年，而在臺灣享盡榮華的親哥鄭介民和親弟鄭挺鋒，卻都死在了蔣家父子手里。

鄭介民死時六十二歲，他弟弟鄭挺鋒死時只有五十七歲。

哥哥死后，蔣經(jīng)國曾派人去臺中拉攏時任副軍長的鄭挺鋒，許諾只要他來臺北見一面，就升他做正軍長。

鄭挺鋒也是個硬骨頭，當場懟了回去：“我做了蔣經(jīng)國老子的一輩子副軍長，還要做蔣經(jīng)國的軍長？”

這句話，程一鳴知道，遍布耳目的蔣經(jīng)國當然也知道。

沒過多久，鄭挺鋒在看完電影回家后，也像他哥哥一樣，“突然”死在了家里。

兄弟二人死法如出一轍，明眼人都看得出是被人做了手腳。

但在那個特務橫行的年代，誰敢多說半個字？

說到這兒，不得不提另一位死因蹊蹺的一級上將——“小諸葛”白崇禧。

程思遠記得清楚，白崇禧死時“尸體呈銅綠色，襯衫被撕成碎片，遍體抓傷”，這顯然是中毒后極度痛苦掙扎的慘狀，絕非自然死亡。

1966年白崇禧暴斃時，蔣經(jīng)國已經(jīng)以“國防部長”的身份接管了大部分權(quán)力。

而早在1951年就晉升二級上將的孫立人，也被軟禁了三十多年。

孫立人、張學良是熬死了老蔣，送走了小蔣，才勉強獲得自由；而白崇禧和鄭介民，這兩位沒能熬過蔣家父子“政治交接期”的上將，不是死在了戰(zhàn)場上，而是成了權(quán)力交接的祭品。

看懂了這四位上將的遭遇，我們再回看1950年的“吳石案”，就會有一個極其殘酷的答案。

很多人為吳石將軍感到惋惜，認為如果他堅決不承認毛人鳳的指控，哪怕沒有直接證據(jù)，或許能保住一命。

但這實在是低估了蔣家父子的狠辣。

解密檔案顯示，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鄭介民有個同期同學叫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此人正是蔣經(jīng)國。

就是這個“建豐同志”，在吳石案中態(tài)度極其堅決，支持毛人鳳深入調(diào)查，并與其父一致認為：吳石必須死。

嚴如平在《蔣經(jīng)國傳》中記錄了一組令人窒息的數(shù)據(jù)：僅1950年上半年，特務機關(guān)處理的案件就達三百件，牽涉逾千人。

3月22日一天就槍殺三百余人，次日又處決了一批“共嫌”高級軍官，包括中將六人、少將十三人。

在那場瘋狂的“政治肅清”中，約五萬人被捕，四千人被槍決。

而據(jù)后來被捕叛變的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供述，當時全臺灣真正的地下黨員不過九百人。

也就是說，那四千多個冤魂中，絕大多數(shù)根本不是共產(chǎn)黨。

老蔣的邏輯很簡單：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

連鄭介民這樣位高權(quán)重的“特務頭子”，連白崇禧這樣戰(zhàn)功赫赫的一級上將，僅僅因為“功高震主”或“不聽話”就被秘密處決，更何況是已經(jīng)被蔡孝乾出賣、搜出了在此潛伏憑證的吳石？

所謂的“審判”，不過是走個過場；所謂的“證據(jù)”，不過是給殺戮找個借口。

1959年，鄭介民吞下那半塊西瓜時，或許想起了九年前被槍決的吳石。

在權(quán)力的絞肉機面前，無論是潛伏者還是忠誠者，只要擋了路，下場沒有什么不同。

唯一的區(qū)別，只是死在刑場上，還是死在臥室的地板上。

那個年代的臺灣，沒有法律，只有蔣家的家法。

吳石將軍的犧牲，不是因為他不夠謹慎，也不是因為他承認了身份，而是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為了維護獨裁統(tǒng)治，早已殺紅了眼的政權(quán)。

當那塊西瓜遞過來的時候，結(jié)局就已經(jīng)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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