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2日，寧波鎮(zhèn)海，大雨如注。

73歲的朱曉楓跪在濕漉漉的墓碑前，哭成了個淚人。

而在她面前那個被雨水打濕的骨灰壇里，裝著一個失蹤了整整61年的靈魂——朱楓。

一個本該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富家千金，為何會變成臺灣的“頭號女共諜”？

這場跨越海峽、耗時半個世紀的悲壯尋親，究竟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血淚？

把時間撥回62年前，那是一場注定有去無回的遠行。

1949年的香港，維多利亞港燈紅酒綠。

44歲的朱楓坐在“合眾貿(mào)易公司”的辦公室里，手里攥著一張開往臺灣的船票。

在外人眼里，她是這家公司的女老板，是出入高檔場所的闊太太，更是那個年代少有的知識女性。

可這些，統(tǒng)統(tǒng)只是偽裝。

當黨組織找到她，要把那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潛入被國民黨封鎖得像鐵桶一樣的臺灣，接應最高層情報——交給她時，她沒有絲毫猶豫。

組織問她：“家里還有什么困難嗎？”

朱楓搖了搖頭。

她只給丈夫?qū)懥艘环饧視爬镄跣踹哆度巧馍系膰谕?，唯獨沒提一句歸期。

她狠心將年幼的女兒寄養(yǎng)在朋友家，只身一人，踏上了那艘名為“風信子”號的客輪。

那時候的臺灣，那是真正的龍?zhí)痘⒀ǎ恳粋€陌生面孔都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1949年11月，朱楓抵達基隆。

她對外宣稱是“聯(lián)豐行”老板，來臺灣是為了看望繼女、處理生意。

這層身份天衣無縫：她確實有個繼女陳蓮芳在臺灣，而且還是國民黨廣播電臺的播音員。

但這層“親情”掩護，不是為了團圓，而是為了掩護她在刀尖上起舞。

她真正的戰(zhàn)場，是在那個代號“密使一號”的男人——吳石中將的書房里。

吳石，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是潛伏在敵營心臟最高級別的紅色特工。

從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整整兩個月，朱楓像個幽靈一樣穿梭在臺北的街巷。

她與吳石秘密接頭七次，每一次都是在玩命。

吳石從保險柜里取出的，那是足以決定戰(zhàn)爭走向的絕密情報：《臺灣戰(zhàn)區(qū)戰(zhàn)略防御圖》、《海防前線碉堡位置圖》、全臺兵力分布表。

朱楓把這些情報迅速縮微拍攝，縫在旗袍夾層里，或者藏在精致的糕點盒底下，通過秘密通道送到了中南海的案頭。

毛澤東看到這些標繪著敵人心臟跳動頻率的情報時，揮筆寫下八個大字：“驚濤駭浪，虎穴龍?zhí)?。?/p>

可偏偏，危機就在這時候逼近了。

1950年1月的一個周末，臺北的一處私宅里，氣氛詭異得讓人窒息。

這是一場久違的“家庭聚會”，對面坐著繼女陳蓮芳，旁邊是陳蓮芳的丈夫——一名軍統(tǒng)特務。

桌上擺著朱楓特意帶來的寧波糕點，冒著熱氣，透著家鄉(xiāng)的甜味。

可空氣里流淌的，卻是冰冷的試探。

繼女笑著給母親夾菜，眼神卻若有若無地掃過朱楓的提包；那位“妹夫”更是在閑聊中，不經(jīng)意地打探香港的生意和大陸局勢。

朱楓端著茶杯，手穩(wěn)如磐石。

她笑著抱怨生意難做，只想來看看女兒。

她的話滴水不漏，每一個字都是經(jīng)過精密計算的籌碼。

這頓飯吃了兩個小時，簡直就是一場鴻門宴。

臨別時，朱楓轉身走進夜色，她心里清楚，這或許就是母女二人此生最后一次見面。

就在這次飯局后不久，驚雷炸響。

1950年1月29日，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

這個經(jīng)歷過長征的老黨員，在敵人的酷刑和誘惑面前，徹底軟了骨頭。

他供出了所有名單，整個臺灣地下黨組織頃刻間土崩瓦解。

朱楓的名字，赫然在列。

警報傳來時，朱楓已經(jīng)拿到了吳石簽發(fā)的“特別通行證”，正準備經(jīng)舟山回上海。

那是生與死的一線之隔。

她在舟山定海的一家醫(yī)院里藏了整整兩周，每天晚上都能聽到遠處的海浪聲，那是回家的聲音。

只差一步，就能跨過去了。

可蔡孝乾叛變得太徹底，特務追得太快。

1950年2月18日，一群便衣沖進醫(yī)院，朱楓被捕。

絕望之中，她做出了最后的抗爭。

被捕當晚，她扯下貼身的金鎖片，大口吞金自盡。

劇烈的腹痛讓她冷汗直流，但她咬緊牙關一聲不吭。

可惜，看守發(fā)現(xiàn)了異常，醫(yī)生把她從鬼門關硬生生拉了回來。

“想死？

沒那么容易。”

審訊官獰笑著，把她押回了臺北。

臺北軍法處的看守所，陰暗潮濕。

審訊持續(xù)了整整四個月。

老虎凳、辣椒水，特務們輪番上陣，想從這個看似柔弱的富家太太口中挖出情報網(wǎng)。

他們以為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女人熬不過酷刑，卻不知道她的意志比鋼鐵還硬。

朱楓只有一句話：“我只是做生意的，來看女兒，其他一概不知。”

哪怕特務把蔡孝乾的供詞甩在她臉上，她依然沉默如山。

在那份審訊筆錄中，記錄員無奈地寫下八個字：“吞金企圖，堅不吐實?！?/p>

1950年6月10日，最后的時刻到了。

清晨的臺北馬場町，薄霧未散。

四名“共諜案”主犯被押赴刑場。

朱楓穿著那件她最喜歡的素色碎花旗袍，頭發(fā)梳得一絲不茍。

雙手被反綁，脊背卻挺得筆直。

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她臉上沒有恐懼，只有一種完成任務后的釋然。

“砰！”

密集的槍聲劃破長空。

朱楓身中七彈，倒在血泊中，終年45歲。

因為沒有親屬敢來認領，她的骨灰被裝進一個編號為“3787”的壇子，丟進了靈骨塔，隨手淹沒在塵埃里。

這一淹沒，就是半個世紀。

大陸的家人們只知道她犧牲了，卻不知道她魂歸何處。

那一刻，找回母親，成了兩代人未了的心愿。

2010年，尋找朱楓骨灰的行動正式啟動。

這是一場大海撈針的苦旅，線索斷了又續(xù)，希望燃起又熄滅。

直到一位臺灣學者協(xié)助，才在臺北富德公墓的角落里，找到了那個塵封60年的編號——3787。

工作人員打開壇子，里面赫然有一塊紅磚，清晰地寫著兩個字：“朱楓”。

2011年7月12日，航班降落北京。

朱曉楓捧著母親的骨灰走下舷梯，天降大雨，仿佛蒼天也在為這位歸來的游子哭泣。

“媽，我們回家了?！?/p>

朱曉楓哽咽著，說出了這句遲到了61年的話。

很多人問，放著豪門闊太的好日子不過，拋下年幼子女去送死，值得嗎？

看看那個年代吧。

正是因為有像朱楓這樣的人，甘愿化作黑暗中的炬火，燃燒自己，才照亮了那個黎明前的長夜。

她們選擇隱姓埋名，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讓我們擁有光明的名字；她們選擇別離，不是因為無情，而是為了讓后人不再遭受離亂。

3787號歸位了，但歷史永遠記住了她的名字——朱楓。

那是一朵開在敵營心臟里的紅梅，哪怕零落成泥，依然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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