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北京畫院整理出版《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筆者受命主編第十卷《綜合卷》，第一次系統(tǒng)整理了齊白石的藏品、信札和遺物，發(fā)掘出許多不會人知的史料。其中，有一本《齊白石年譜》稿本引起筆者的關(guān)注。該稿本高28厘米，寬21厘米，無封面，全為豎排格狀稿紙裝釘而成。這是一本用鋼筆譽抄的手稿，上面還夾了很多大小不一的紙片，上面有另一人用毛筆書寫的按語和補充的大量內(nèi)容。首頁有胡適用毛筆題寫的“齊白石年譜。胡適?！辈⑩j“適”白文印。該印從印風看為齊白石所刊，收入《齊白石全集》第八卷篆刻[1]。右側(cè)用紅筆再題：“稿本敬贈 白石老人。胡適。卅七(1948)，十一，十八日?！敝虚g有一行與內(nèi)文筆跡相似的鋼筆字：“卅六年八月七日寫成初稿。”右側(cè)有黎錦熙題：“黎錦熙。卅七年十一月七夕，校補暫去一段落，校補處不盡寫在此中，另繕清稿?！扁j“黎錦熙”印。

胡適《齊白石年譜》初稿本

北京畫院珍藏的遺物中另有一冊1949年由商務出版社出版的由胡適、黎錦熙、鄧廣銘合編的《齊白石年譜》。

胡適、黎錦熙、鄧廣銘合編《齊白石年譜》

商務印書館1949年出版

兩相對照，本文試結(jié)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梳理出三位學者共同編寫《齊白石年譜》的過程及這本年譜的特色與三位學者不同的貢獻。

一、三位學者的合作

胡適在《齊白石年譜》的序言中說：“民國三十五年(1946)秋，齊白石先生對我表示，要我試寫他的傳記。有一天他親自到我家來，把一包傳記材料交給我看。我很感謝他老人家這一番付托的意思，當時就答應了寫傳記的事?！盵2]據(jù)張濤博士研究，1946年10月14日齊白石在四子齊良遲、護士夏文珠的陪護下，與溥心畬同赴南京、上海辦展，盤桓月余，于11月24日返回北平。[3]如果他去胡適家是1946年的秋天，那么很可能是他去南京之前。齊白石為什么在此時請胡適為自己作傳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胡適的社會影響力，而且胡適在提倡寫傳記史學方面功莫大焉。胡適不僅自己帶頭寫傳記，而且還勸人寫傳記，他說過：“我在這幾十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他寫的傳記《四十自述》、《李超傳》、《章實齋先生年譜》等，就是這方面的典范作品。[4]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1946年7月底，這位曾經(jīng)的新文化運動的領(lǐng)袖剛剛從美國經(jīng)上海回到北平。在抗戰(zhàn)時期胡適任駐美大使，為中國抗日戰(zhàn)爭爭取美國援助做出卓越貢獻，此時剛剛結(jié)束在美國的學術(shù)研究和講學，1945年9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北平大學校長。1946年6月5日，胡適由美啟程回國，在海上航行30天，于7月5日抵達上海?；貒笫艿礁鹘缛耸康臍g迎，“他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會見了許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滬兩地住所都積有兩寸厚的名片。月底才到北平，住進東廠胡同1號一所十分闊綽的宅院。9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盵5]

胡適雖然答應為齊白石作傳，但擁有崇高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他卻面臨著繁重的各種事務，一時騰不出時間來做這件工作。1946年10月10日，他主持北京大學復員復校后的開學典禮。11月11日飛南京，出席于15日開場的國民大會，任大會主席團主席。會后，蔣介石想請胡適擔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被胡適婉拒，全心投入到北京大學復校工作中，立爭把北京大學建設(shè)成為現(xiàn)代學術(shù)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個爭取學術(shù)獨立的十年計劃[6]即發(fā)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計劃，建議政府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個五年之內(nèi)，辦好北大、清華、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學等五所重點大學，使它們成為學術(shù)研究的大本營;第二個五年再辦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國學術(shù)獨立的基礎(chǔ)”。但在抗戰(zhàn)后國共和平談判破裂 ，內(nèi)戰(zhàn)爆發(fā)之時，這幾乎成為不可能實現(xiàn)的夢想。1947年5月，國統(tǒng)區(qū)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展開“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反迫害”的斗爭。北平的學潮，以北京大學為重要中心，更是來勢不凡;也弄得胡適校長應付不暇，處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對不起學生的兩難境地。

因此，直到民國三十六年(1947)暑假，胡適才開始研究齊白石交給他的材料?！鞍岩磺杏心暝驴煽嫉挠涗浄帜昃幣牛袝r候也加上一點考訂。當初我本想完全用白石先生自己的話作材料，所以我曾想題名作《齊白石自述編年》。”[7]北京畫院收藏的這份稿本很可能就是這個稿本。但胡適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問題，特別是齊白石的年齡，總是差兩歲，便等待他的好友黎錦熙回來解答，但當時黎錦熙回湖南去了，此事只得放下。

1947年7月至9月間，人民解放軍由戰(zhàn)略防御轉(zhuǎn)入全國規(guī)模的進攻，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愛國民主運動也不斷高漲。蔣介石又想借“民主憲證”來挽救即將坍塌的政權(quán)，1948年3月在南京召開行憲的第一次“國民大會”，胡適作為國大代表參會，蔣介石曾假意提議胡適做總統(tǒng)候選人，自己做行政院長。胡適書生氣地認為蔣介石很誠懇，被蔣玩弄于股掌之上猶不自知。最后，他還是高高興興地幫著蔣介石登上了“總統(tǒng)”的寶座，并以大會主席團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蔣致送當選證書。但這次大會沒能挽救國民黨政府覆亡的命運，1948年9月到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相繼發(fā)起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zhàn)役，國民黨政府便風雨飄搖，土崩瓦解了。

黎錦熙直到1948年4月才回北京。6月，胡適把原稿送給他，誠懇地請他與自己合作。黎錦熙收到稿件后，覺得“第一，所據(jù)白石‘自述’材料本身偶有錯誤，胡先生多用考證的方法發(fā)現(xiàn)出來，最好就請白石先生本人在原有材料上自行改正。第二，原有材料實在還不夠的，更需要他自己‘用喉舌代紙筆’，即他學畫和刻印的過程，他的生活和他的藝術(shù)進展的關(guān)系，我雖然也略知道一些，可是并非本行，還得向他做過較長時間的訪問?！奔从谩翱谑鰵v史”采訪的方法進行增補與訂證。于是，從7月起，黎錦熙“過門輒入，促膝話舊”，用了半年的時間，添補了很多寶貴的材料，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篇幅。但是他發(fā)現(xiàn)齊白石年近九十，很多事情自己也記不清楚，比如“五出五歸”，胡適考證出“三出三歸”，問他自己，他自己也不能斷定，只說，“或者有兩出兩歸是在已酉以后吧!”當時齊白石三子齊子如和次女阿梅也在北平，他們那時尚幼，也不敢斷定。黎錦熙突然想起自己的日記是從1903年寫起的，當中有不少關(guān)于齊白石的記載，正好在北平，便找來查證，得到他“四出四歸”的證據(jù)，還有“一出一歸”是在1909年的前一年，當時黎錦熙已經(jīng)到了北京，所以日記中沒有記載，于是，他發(fā)現(xiàn)訪問還不如旁證曲引的考證，于是把自己的日記作為旁證的材料。只可惜他的日記有數(shù)十冊，并且從民國十一年(1922)起改用注音符號寫作，從民國十六年(1927)起，又改用譯名符號的國語新字，要查某人的姓氏名號，不如漢字之容易映入眼簾，非有工夫一行一行細看不可，所以只來得及查到民國十三年(1924)，后來就沒有逐年逐月檢尋日記了，只把有關(guān)的事情抽查幾處，補入注中。黎錦熙去世后，家屬將其遺物捐獻給國家，其日記八十多本現(xiàn)珍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希望今后能整理出版，相信能從中發(fā)掘出一些新的史料。

黎錦熙修改完的稿子1948年11月返回，便是北京畫院珍藏的這本手稿。胡適又將稿件交給他的學生，也是好友的鄧廣銘，鄧廣銘引用八卷本的《白石詩草》的材料中的傳記材料，還查檢了王闿運的《湘綺樓日記》《湘綺樓全集》，姚華的《弗類堂類稿》、羅正鈞的《劬庵文稿》和瞿鴻幾的詩選墨跡、易順鼎的《琴志樓叢書》、陳師曾、羅癭公和八指頭陀等人的遺詩，但只在《湘綺樓日記》有找到幾處記載，在其余書中，只偶有涉及齊白石之處，也只有樊增祥的諸人的遺集。本來他想去拜訪一些齊白石的朋友和學生，比如陳半丁、徐悲鴻、王雪濤。但1948年12月15日北平已被人民解放軍圍困成了孤城。出門訪人大非易事，只好作罷。

鄧廣銘的工作尚未做完，胡適見國民政府大勢已去，12月15日，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蔣政府專機，倉皇飛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學的一名“不名譽之逃兵”。臨行時，東西也來不及收拾，只撿了他父親的遺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頭記》。1949年1月，蔣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適也乘船逃亡美國，踏上了他晚年飄零而凄惶的途路。[8]

在1949年年初的幾天，鄧廣銘夫婦和他們的大女兒可因分工合作，抄成《齊白石年譜》定本，寄給胡適。胡適本來想請徐悲鴻審查年譜并挑選齊白石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品來做該書的附錄，但當時北平已經(jīng)和平解放，只好由汪亞塵夫人和顧一樵(毓琇)[9]先生從他們收藏的白石作品中挑出一些精品來做附錄。

三人又分別為年譜做了序跋[10]，民國三十八年(1949)3月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此時北平已經(jīng)于1949年1月31日解放，離上海1949年5月27日也不到三個月。因此，這本《齊白石年譜》是在隆隆的炮聲之中完成的。

二、年譜的依據(jù)

在編寫《齊白石年譜》之前，胡適與齊白石并無交往，對于齊白石的生平事跡也無了解。因此，齊白石交給胡適“一包傳記材料”，這些數(shù)據(jù)報括：

(一)《白石自狀略》(白石八十歲時自撰，有幾個不同的本子)

(甲)初稿本

《白石自狀略》初稿本

(乙)初稿鈔本

《白石自狀略》初稿鈔本

(丙)初稿修改后印本(《古今半月刊》第三五期)

(丁)寫定最后本

《白石自狀略》寫定最后本

(二) 《借山吟館詩草》(自寫影印本)

《借山吟館詩草》 1928年自印本

(三) 《白石詩草自敘》

(甲)初稿本

(乙)改定本

(四)《三百石印齋紀事》(雜記稿本)一冊

(五)《入蜀日記》殘葉

《蜀游雜紀》

(六)《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白石自撰)

《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

(七)《白石詩草》殘稿本，這里面有時雜記的事，共一冊

(八)《借山圖題詞》(壬申抄本)一冊

題《借山館圖》 王闿運 鏡芯 紙本

29.5cm×48cm 1904年 北京畫院藏

題《借山吟館圖》 樊增祥 鏡芯 紙本

29.5cm×46.5cm 1903年 北京畫院藏

(九)《齊白石傳》(未署名，似系王森然作，抄本)一冊

(十)白石老人雜件(剪報、收函等等)一小包。

這些數(shù)據(jù)中，這些材料除了《三百石印齋紀事》之外，現(xiàn)在還有不少仍保存在北京畫院，據(jù)《白石老人自述》記載：“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我六十一歲。從本年起，我開始作日記，取名《三百石印齋紀事》。只因性懶善忘，隔著好幾天，才記上一回?！边@本日記一直記到1938年，當年12月23日，齊白石才五歲的第六子良年死了，“不料我有后望的孩子，偏偏不能長壽，真叫我傷心!又因國難步步加深，不但上海南京，早已陷落，聽說我們家鄉(xiāng)湖南，也已淪入敵手，在此兵荒馬亂的年月，心緒惡劣萬分，我的日記《三百石印齋紀事》，無意再記下去，就此停筆了?！边@本持續(xù)了15年的日記現(xiàn)在不知下落，的確是一大損失。不過，奇怪的是，齊白石的日記并非始于《三百石印齋紀事》，他的第一本日記應該是《癸卯日記》(1903年)，后來還有《寄園日記己酉重游廣州》(又題作《己酉東粵舊游日記》，1909年)《己未日記》(1919年) 《庚申日記并雜作》(1920年)《辛酉日記》(又題作《白石雜作，辛酉白石題》，1921年)《辛酉五次北上紀事》(1921年)《壬戌紀事》(1922年)《蜀游雜記》(1936年)《丙子廿五年也》(賬本，內(nèi)含《齊璜生平略自述》《郵局可惡》二文，1936年)不知為什么齊白石沒有提供給胡適。從《年譜》中引用《三百石印齋紀事》的條目看，這本日記并未按日記事，可能是齊白石有選擇地記述一些重要事件的一本記事本，與其他日記具體到每一天有所不同，所記之事在現(xiàn)存的日記中亦未發(fā)現(xiàn)。而齊白石現(xiàn)存的日記會表露他內(nèi)心深處最隱密的思想與情感，他在世之時，當不輕易示人，故未提供給胡適。

其余的材料現(xiàn)在幾乎都收藏在北京畫院。其中《白石自狀略》作于1940年，《借山吟館詩草》影印于1928年，《自石詩草敘》作于1933年。《入蜀日記》作于1936年。《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作于1926年?！督枭綀D題詞》是齊白石請他的朋友或當時文人為他的《借山圖》卷做的題跋，尺寸和裝裱形式幾乎完全相同，但未成冊，現(xiàn)存的約有46件，其中既有家鄉(xiāng)湘潭的師友，如：王闿運、黎承福、譚延闿、黎承綺、宋煥卣、王訓、張仲旸、陳少蕃、夏壽田等，也有他在“五出五歸”中新認識的友人，如樊樊山、徐崇立、曾熙、曾炳熿、余誠格、汪詒書、金鶴翔等，定居北京后請夏壽田、楊增犖、方表、陳嘉言、朱德裳、楊度、陳師曾等人。這些題跋，不僅擴大了齊白石山水畫的影響，而且從中也可尋覓他的一些生平數(shù)據(jù)。

在給胡適的材料中有一本《齊白石傳》(未署名，似系王森然作，抄本)，這個抄本現(xiàn)也在北京畫院。

王森然《齊白石傳》抄本 北京畫院藏

1940年，王森然在《中國公論》[11]上發(fā)表《齊白石先生評傳》，分別發(fā)表于第二卷第六期，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

王森然發(fā)表在《中國公論》上的《齊白石先生傳略》

王森然與齊白石早有交往，所以提供許多生活細節(jié)，比如為什么齊白石不愿讓人照相：

乙亥夏，葉淺予偕梁白波女士來平，至舍下見先生贈余拜石談論甚喜。強邀余共訪之。先生一見如故，盡生平歡，淺予為先生在葡萄架下攝影，并參觀先生作畫，先生贈淺予松鷹一幅，贈白波蝦一幅，以作紀念。數(shù)日后周維善來舍下，見案上有先生像一幀，頗似林森，遂用漫畫之筆速寫之，余喜，裝制鏡中贈先生，先生繪東方朔三竊圖以報維善。是年秋，鄭景康將有滬上之行，欲一覩先生顏，余偕往，在借山吟館，攝影十二幀，并放大一幀，均贈先生，先生又以大蝦一幅報景康，待景康南下，則客室概不招待畫像照像之鏡懸矣。是蓋對余而發(fā)也，思之歉然無已。[12]

王森然在《齊白石先生評傳》中還多次提到齊白石與王闿運的關(guān)系，如：早年讀書“尤喜讀王闿運詩集，咫尺隨聲，事聞于壬父老人，召之唔，比見，列為門檣。”[13]“昔湘綺偶見其畫，甚欣賞之;及讀其詩，閱其刻印，益驚其才，收為弟子。”“先生客廳中所置之鏡框中，最能表現(xiàn)其忠孝之誠者：一為王闿運先生之放大像;一為其祖母馬孺人墓志銘(筆者按：這篇墓志銘也是王闿運為其祖母所撰，王森然還全文抄錄了這篇墓志銘)。

馬孺人墓志銘銘之一 王闿運 托片

每頁 31.8 cm×35.5cm 1911年 北京畫院藏

馬孺人墓志銘銘之二 王闿運 托片

每頁 31.8 cm×35.5cm 1911年 北京畫院藏

蓋不忘其師不忘其親也?！盵14] “先生每與余談，必追述往事，述往事必首及湘綺故事，若不勝戀念者。……先生無時無地不思念其親師。今乃旬老叟，食不忘親，談必尊師，是誠近代絕無僅有之仁人孝子也?！盵15]

王森然引述了大量齊白石詩歌、潤例、自序、告白、別人給他作的序跋之類等，第一手材料頗為豐富，有些現(xiàn)已無從查找，因此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而且他與齊白石往來較多，述其交往之事，頗為生動，齊白石的性格愛憎躍然紙上。但此傳行文略顯隨意，未按時間順序，且引述詩文較多，對于齊白石的繪畫評述較少。最為關(guān)鍵的是，王森然作為齊白石的好友，也不知道他的真實出生年月，在《齊白石先生傳》(上)中推斷其“生于前清咸豐九年已未 (一八五九)，現(xiàn)年八十二歲?！盵16]

在齊白石交給胡適的傳記材料中，也沒有我們現(xiàn)在很熟悉的《白石老人自述》，這是因為當時這本自述還未完成。1933年春齊白石在其弟子張次溪[17]家見到著名文人金松岑[18]所作文字，甚為敬佩，說這樣好的文章，真可算得千古傳作。于是張次溪便介紹二人締交，齊白石還很高興地畫了一幅《紅鶴山莊圖》托張次溪轉(zhuǎn)寄金松岑，作為兩人訂交的紀念，同時希望金松岑能為他也作一篇傳記。從那時起，老人開始自述他一生的經(jīng)歷，叫張次溪筆錄下來，隨時寄給金松岑。自述材料剛寫到一半，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張次溪回了南方老家，中間雖有短期回北平，但未來得及與齊白石暢談，直到抗戰(zhàn)結(jié)束，1945年，筆錄的事情又重新開始，但金松岑1947年1月去世，老人覺得很失望，但他還是希望張次溪能繼續(xù)完成記錄，一直到1948年為止。當時老人已經(jīng)86歲高齡，“身體漸漸有點衰弱跡象，坐得時間長了，似乎感覺異常勞累，說話也不能太多，多說就顯得氣促力竭?！倍覐埓蜗救水敃r患高血壓，遵醫(yī)囑在家休養(yǎng)，筆錄就告一段落。一直到老人1957年辭世也未能再續(xù)。1962年，張次溪將口述材料整理完整后在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以《白石老人自傳》出版[19]，責任編輯是齊白石的學生盧光照。而張次溪又在“自述”基礎(chǔ)上補記1949年后的事跡整理出版了《齊白石的一生》，直到1989年才在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出版。因此，1946年，齊白石請胡適作傳時，他的自述還在進行中，所以未交給胡適。

作者系北京畫院學術(shù)研究部主任

（文章選自《齊白石研究》(第五輯)，文章未完待續(xù)。）

注釋：

[1] 齊白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齊白石全集·第八卷：篆刻卷[M]，長沙：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6：81.

[2] 胡適、黎錦熙、鄧廣銘合編.胡適.齊白石年譜·序一[M] .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1.

[3] 張濤.世亂身衰重遠行——齊白石1946年南下展覽考//北京畫院編.齊白石研究(第四輯) [M]，南寧：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6.

[4] 蘇育生.胡適與齊白石//書屋[J],2007(9):77.

[5] 易竹賢.胡適傳[M]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377.

[6] 獨立時論集(第1集) [M] .北平獨立時論社，948:143-145.

[7] 胡適、黎錦熙、鄧廣銘合編.齊白石年譜·序一[M] .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3.

[8] 易竹賢.胡適傳[M]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387.

[9] 顧毓琇，字一樵(1902—2002)，江蘇無錫人。集科學家、教育家、詩人、戲劇家、音樂家和佛學家于一身，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是中國近代史上杰出的文理大師。

[10] 胡適的序作于1949年2月9日，黎錦熙的序作于1949年1月4日于北平語小社，鄧銘的跋作于1949年1月12日寫于北平東廠胡同一號。

[11]《中國公論》半月刊于1937年7月21日在上海創(chuàng)刊，為大型學術(shù)性月刊。主編錢亦石，編委有王志莘、杜佐周、張志讓、張仲實、鄭振鐸、錢介石等。1937年8月20日出版第2期后，曾和《世界知識》、《國民》周刊、《婦女生活》聯(lián)合出版《戰(zhàn)時聯(lián)合旬刊》4期。《中國公論》半月刊創(chuàng)刊號發(fā)刊詞中指出該刊的目的是確保民族生存，排除民族障害，創(chuàng)造民族新國家，修養(yǎng)國民人格，討論革命方略，研究建設(shè)計劃，實現(xiàn)中國國民公共之要求，宣泄中國國民公共之意見，一切以國家民族之公利公益為前提，樹立一種主張公是公非、不屈不撓之公論。時評有大仁的“第四執(zhí)監(jiān)會與全國代表大會”，鳴九的“革命時代籌款果可不擇手段乎”，楊正宇的“江蘇大學之免費風潮”，魯公的“陳銘樞與粵主席”。專論有楊正宇的“革命黨之專政與共進展性”，郭文鶴的“建設(shè)中之銀行政策”，陳柱尊的“大學院應當注意之問題”。還刊登了乙未生的“戰(zhàn)后法國財政經(jīng)濟之恢復”，吳自強的“日本眾院選舉之結(jié)果觀”，劉士木的“日本侵略南洋之況與我華人今后的覺悟。

[12] 《中國公論，第二卷，第六期。82頁。

[13] 《中國公論》第二卷第六期，第80頁。

[14] 《中國公論》第二卷第六期，第83頁。

[15] 《中國公論》第二卷第六期，第84頁。

[16] 《中國公論《第二卷，第六期。80頁。

[17] 張次溪(1909-1968)，字次溪，廣東東莞人。少時，隨父母在京生活。張次溪家境富裕，位于左安門內(nèi)新西里三號的張宅，原是明朝袁崇煥的故居，有“聽雨樓”古跡。張次溪幼年隨父母生活在北京，因其父張伯楨(篁溪)與齊白石有同門之誼(皆為王湘綺門下)，初到京城的齊白石常常流連張宅，與徐悲鴻、陳師曾、齊如山、梅蘭芳等時代名流共同出入“聽雨樓”，成為京城文化圈的一個縮影。張次溪12歲時初見齊白石，后拜老人為師，侍奉筆硯數(shù)十年成為忘年之交。每見家?guī)熍f作，“不惜金錢，必欲得之”。齊白石惜墨如金，對于張次溪的要求卻時常破例，有求必應，老人對于這位門徒及世侄的關(guān)愛絕非一般弟子可及，現(xiàn)在還有不少齊白石寫張次溪的信札存世。張次溪侍齊白石亦盡心盡力，1933年為了給齊白石出版《白石詩草》，而廣請文人為詩集作序，成為中間的聯(lián)絡人。

[18] 金松岑(1874—1947) 原名懋基，號壯游、鶴望，江蘇省吳江市同里鎮(zhèn)人，清末民初國學大師、早年從事維新及新學傳播，晚年于家鄉(xiāng)潛學研究學問。柳亞子、費孝通橋等皆為其弟子。金松岑著述主要有《天放樓詩集》《天放樓文言》《鶴舫中年政論》《女界鐘》《孽?；ā?部分)等。金松岑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詩人，詩界革命后期的主將，在士林中享譽盛名，諸祖耿序其集云:“蓋民國創(chuàng)造之初，先生實為革新之一人?！备咣圃凇短旆艠窃娂颉分匈澦?“自君詩出，余每為之擱筆而止，則君詩之卓絕可知矣。”

[19] 《自述》目前有幾種不同的本子，其一是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出版版的《自述》，其二是臺北藝術(shù)圖書公司1979年出版的《自述》，其三是湖南岳麓書社1986年出版的自述。這些版本略有出入刪改。

編輯| 高 磊

（選自：齊良芷眼中的齊白石，少白公子趣說齊白石、齊白石傳人書畫網(wǎng)、齊白石書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