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天，臺北松山機場上演了一出讓人笑掉大牙的鬧劇。

一名西裝筆挺的男人剛走下飛機舷梯，滿臉堆笑，正準備迎接鮮花和掌聲呢，幾個彪形大漢突然沖上來，二話不說，“咔嚓”一聲就給他戴上了手銬。

這哥們兒叫倪維樂，真實身份是香港九龍一家夜總會的端盤子服務生。

他這次來臺北，本來以為是來領“最高功勛獎”的，結(jié)果獎金沒拿著，直接進了審訊室。

幾分鐘前，負責接待的特務還在腦補這位“王牌特工”的英姿，等到審訊一開始，所有人都傻眼了。

這哪里是什么深入敵后的英雄，純粹就是個騙吃騙喝的混子。

這事兒就像一記響亮的耳光，結(jié)結(jié)實實抽在了蔣經(jīng)國的臉上，也把國民黨情報系統(tǒng)那點遮羞布給扯得干干凈凈。

這就是歷史最荒誕的地方：一個跑堂的敢騙整個情報局，而一群搞情報的敢拿著假貨去邀功。

如果把時間倒回去十三年，同樣是在臺北，同樣是抓特務，蔣介石當時摔杯子可不是因為荒誕，而是因為嚇出了一身冷汗。

那一次，他們抓到的不是騙子，而是貨真價實的國防部參謀次長、代號“密使一號”的中將吳石。

從1950年到1963年，這十三年里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怎么臺灣的情報系統(tǒng)就從抓“天花板”級別的真間諜，淪落到供養(yǎng)“地極板”級別的假騙子了？

這不僅僅是兩個人的命運反差，更是一個政權在孤島上慢慢爛掉的全過程。

咱們先來扒一扒這個荒誕劇的男一號，倪維樂。

當蔣經(jīng)國把一堆蓋著“絕密”大印的文件摔在桌上時，在場的情報頭頭們估計連頭都不敢抬。

這些文件看著挺唬人，什么大陸內(nèi)部絕密講話、沿海部隊調(diào)動紀要，甚至還有生豬供應的數(shù)據(jù)分析。

乍一看特專業(yè)，情報來源寫的還是“深入核心的王牌特工”。

真相呢？

簡直是在侮辱大家的智商。

倪維樂壓根沒受過一天特工訓練，他的全部“諜戰(zhàn)工作”，就是躲在九龍的小旅館里，買一份《人民日報》，再買幾份香港的左派報紙，一把剪刀、一瓶膠水，外加一臺收音機。

這操作熟不熟悉？

這不就是現(xiàn)在的“洗稿”嘛，還是純手工版的。

他把報紙標題剪下來，把廣播新聞聽寫下來，然后發(fā)揮點“地攤文學”的想象力，把公開新聞硬生生編成了“內(nèi)部情報”。

更逗的是，這種一眼假的玩意兒，竟然在臺灣情報系統(tǒng)里一路綠燈。

你說那些經(jīng)手的特務都是傻子嗎？

未必。

但這事兒吧，就像是“擊鼓傳花”。

只要把這份情報報上去，上面就撥經(jīng)費，中間就能截留，下面就有獎金。

倪維樂在香港騙了好幾年，賺得盆滿缽滿，西裝都換了好幾套。

要不是這小子貪心不足，非要跑去臺北領那筆巨額“安家費”，這戲還得接著演。

在審訊室里，倪維樂倒也痛快，竹筒倒豆子全說了：這一段抄的哪天報紙，那一段聽的哪個頻道。

負責記錄的審訊員筆都在抖，不是嚇的，是臊的。

一個敢編，一個敢信，這哪里是情報戰(zhàn)，分明就是一場用公款買單的“劇本殺”。

這種丟人現(xiàn)眼的事，放在十三年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把鏡頭拉回1950年，那時候空氣里還沒那么多銅臭味，只有火藥味和血腥味。

吳石案的爆發(fā)，起因是一張不起眼的“特別通行證”。

這張證的持有人叫朱楓，是個奉命入臺取情報的中共女特工。

朱楓在舟山被捕的時候，特務們搜出來的可不是剪報，而是實打?qū)嵉奈⒖s膠卷。

里面拍的是什么？

《臺灣戰(zhàn)區(qū)戰(zhàn)略防御圖》、舟山群島海防部署、空軍機場飛機數(shù)量。

這些東西，隨便哪一份拿出來，都足以在攻臺戰(zhàn)役里要了國民黨軍隊的老命。

順藤摸瓜，特務們查到了通行證是誰簽發(fā)的——吳石。

這一下，天真的塌了。

吳石是誰？

他是軍界元老，掛著中將頭銜（甚至有上將待遇），是能直接參與蔣介石核心決策圈的大佬。

吳石之所以暴露，是因為蔡孝乾那個軟骨頭叛變了。

但哪怕是在被捕那一刻，吳石表現(xiàn)出來的范兒，跟那個嚇得尿褲子的倪維樂完全是兩個物種。

特務凌晨砸門的時候，吳石還在書房整理文件。

他看了一眼特務，為了不吵醒睡覺的老婆孩子，一聲沒吭，特別淡定地吞了一顆早就備好的安眠藥。

雖然最后被搶救過來受審了，但那股子視死如歸的勁頭，是真的硬氣。

在審訊的時候，面對自己親手簽發(fā)的通行證，吳石選擇了零口供。

他不需要像倪維樂那樣哭爹喊娘地交代作案細節(jié)，因為他心里清楚，自己做這一切是為了什么。

早在淮海戰(zhàn)役的時候，吳石就通過秘密渠道給解放軍送過大量核心軍事情報。

他是插在國民黨心臟上最深的一把尖刀。

1950年6月10日，在臺北馬場町刑場，槍響之前，吳石還吟了兩句詩。

他留下的絕筆信里有這么一句：“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p>

在這個世界上，有人為了信仰可以連命都不要，而有人為了金條可以連臉都不要。

把這兩個故事擺在一起，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xiàn)象：香港這座城市，在這兩起案子里扮演的角色完全變味了。

在吳石和朱楓那個年代，香港是生與死的中轉(zhuǎn)站。

朱楓從香港潛入臺灣，那是提著腦袋在趕路；情報從臺灣經(jīng)香港傳回大陸，那是用鮮血換回來的真金白銀。

那時候的情報戰(zhàn)，是高手過招，每一步都走再刀尖上。

可是到了倪維樂這會兒，香港成了情報販子的批發(fā)市場。

朝鮮戰(zhàn)爭一打，美國第七艦隊往那一橫，臺灣那種“馬上要完蛋”的緊迫感沒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系統(tǒng)的腐敗和混日子。

蔣經(jīng)國后來也回過味來了，像倪維樂這種“假特工”根本不是個例。

當時在香港，制造假情報已經(jīng)成了一條成熟的產(chǎn)業(yè)鏈。

你需要什么，我就給你編什么。

你需要“反攻大陸”的民意，我就給你編“游擊隊戰(zhàn)果”；你需要證明大陸過得慘，我就給你編“遍地饑民”。

為什么這種低級的騙局能玩這么久？

說白了，這是一個“共謀”的系統(tǒng)。

吳石那時候，情報系統(tǒng)雖然被滲透成了篩子，但至少上面的人是真想要情報打仗，下面的人是真在抓間諜保命。

那個系統(tǒng)雖然殘酷，但它是“活”的。

到了倪維樂這時候，系統(tǒng)己經(jīng)“死”了。

長官需要業(yè)績邀功，干部需要經(jīng)費中飽私囊，線人需要騙錢養(yǎng)家。

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文件上的紅戳蓋得夠多，只要措辭夠激烈，只要符合上面的政治幻想，是真是假根本不重要。

蔣經(jīng)國處理完倪維樂案，估計也是一臉無奈。

殺一個倪維樂容易，但他能殺光情報局里那些裝聾作啞的軍官嗎？

能改掉國民黨偏安一隅后的頹廢風氣嗎？

如果不買這些假情報，檔案室里空空如也，那“反攻”的口號還怎么喊得下去？

據(jù)說倪維樂后來被放回了香港，甚至重操舊業(yè)繼續(xù)當他的服務生，只是再也沒敢碰情報這碗飯。

而臺灣那邊收到的所謂“大陸情報”，依然全是水分和臆想，直到幾十年后解密，大家才發(fā)現(xiàn)當年花了多少冤枉錢。

吳石的名字，現(xiàn)在刻在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上，俯瞰著他曾經(jīng)為之奮斗的大好河山。

而那個靠剪報紙騙錢的倪維樂，早就不知道消失在哪個角落里了，成了那個荒唐時代的一個笑話。

真東西經(jīng)得起時間的淬煉，而假的，哪怕包裝得再好，終究也就是廢紙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