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20日，北京305醫(yī)院。

那時候周總理的身體已經(jīng)遭透了，連喝一口中藥都要疼出一身冷汗，癌細胞把這位老人的五臟六腑折騰得不成樣子。

可就在那天，他強撐著最后一口氣，讓人把負責對臺工作的羅青長叫到了床邊。

大家都以為總理要交代什么國家大事，結(jié)果他哆哆嗦嗦地抓著羅青長的手，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喉嚨里卡了半天，才擠出一句話：“千萬不要忘記臺灣的老朋友?！?/p>

這種時候還能讓人惦記到死的交情，往往都帶著一輩子的血和淚。

說起這位“臺灣的老朋友”，也就是張學良，這事兒真得往回倒個幾十年。

很多人覺得張學良后來被關(guān)了半個世紀是因為西安事變那一槍，其實真不是。

那個死結(jié)，根本就在事變后頭。

咱們把時間撥回1937年初。

那時候張學良剛干了件讓所有人都掉下巴的事——他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

現(xiàn)在看這操作簡直是送人頭，可在當時，張學良心里有一筆自己的賬。

他不送，蔣介石如果死在西安，那就是天下大亂，抗日更沒戲；他送，是想拿自己當人質(zhì)，逼著老蔣兌現(xiàn)抗日的承諾。

這就好比是現(xiàn)在的信用抵押，只不過他抵押的是自己的命。

剛被扣下的時候，張學良還挺樂觀，偷偷托人給周恩來帶了個信，話不多，就一句：“凡有利于國者，弟一本初衷，決不顧及個人利害?！?/p>

那時候周恩來其實已經(jīng)把怎么救人的方案都做好了，這盤棋要是順著下，少帥還真有可能回來。

可偏偏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老天爺開了個天大的玩笑——東北軍自己把自己給炸了。

當時的東北軍亂成了一鍋粥。

一幫是像王以哲這樣的老江湖，主張慢慢談，先把少帥弄出來再說；另一幫是以孫銘九為首的年輕軍官，這幫人手里有槍，腦子一熱就容易沖動，覺得必須跟南京干到底，不放人就撕票。

這種分歧在1937年2月2日徹底爆了。

孫銘九這幫“少壯派”竟然搞兵變，光天化日之下，把主張和平談判的核心人物王以哲給崩了。

這就好比你在前面拼命跟對手談判，自家兄弟卻在后頭把談判桌給掀了，這牌還怎么打？

這一槍下去，直接把周恩來逼到了懸崖邊上。

王以哲一死，東北軍內(nèi)部徹底炸營，甚至有人傳謠言說是紅軍挑撥的。

那幾天，那是周恩來這輩子最兇險的時刻之一，一群殺紅了眼的東北軍提著槍就沖到了他辦公室門口。

換個人早嚇尿了，可周恩來硬是憑著自己在軍里的威望，把這幫愣頭青給罵醒了。

為了穩(wěn)住局面，他甚至跑到紅軍駐地立下軍令狀：只要中央軍敢進攻，紅軍絕對跟友軍死在一塊兒。

雖然周恩來硬是把快要崩盤的西安局勢給摁住了，但救張學良的最佳窗口期，就這么被自己人給作沒了。

蔣介石那邊一看，好家伙，你們東北軍自己都打起來了，那我還要什么臉？

原本還能當籌碼的幾十萬大軍瞬間散了架。

遠在南京的張學良聽到王以哲被殺的消息，整個人都癱了。

他心里清楚，這回是真的出不去了。

但他從來沒怪過周恩來。

因為他知道，這世上最懂他那顆“抗日心”的，就是這位共產(chǎn)黨人。

說起來，這兩個人的交情其實短得可憐，滿打滿算就1936年在延安秘密會談的那8天。

那時候張學良雖然是統(tǒng)領(lǐng)大軍的少帥，但心里苦啊。

九一八之后背著“不抵抗”的罵名，流亡關(guān)內(nèi)，又被老蔣當槍使，扔到西北去剿共。

這不就是純純的大冤種嗎？

反倒是紅軍，雖然穿得破破爛爛，但那種精氣神把張學良給震住了。

在延安那兩個晚上，倆人抵足而談，那種相見恨晚的感覺，早就超出了黨派的界限。

后來的幾十年，這種交情就變成了一種無聲的默契。

1946年國共在重慶談判，周恩來特意提出來要釋放張學良、楊虎城。

張學良在臺灣聽說了，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寫了第三封密信。

為了不給老友惹麻煩，這信連個抬頭署名都沒有，就像是一封沒頭沒尾的家書：“別來十年，時為想念...現(xiàn)日寇以經(jīng)驅(qū)出，實為最快心之事。”

你看，他都那樣了，關(guān)心的還不是自己能不能出去，而是抗戰(zhàn)贏沒贏。

但這封信，也成了絕響。

隨著蔣介石敗退臺灣，他對張學良的看管簡直到了變態(tài)的地步。

楊虎城一家都被殺了，唯獨留著張學良，就是為了慢慢熬死他。

周恩來太了解老蔣的為人了，他知道自己這邊動靜越大，張學良在那邊日子就越難過。

有些關(guān)懷，一旦說出口，可能就是催命符。

所以這位大國總理只能把這份心思埋在肚子里，偷偷打聽。

1958年，周恩來托人找到蔣介石的大舅哥宋子文。

宋子文一聽是北京那邊問少帥的事，兩手一攤：“這事兒，我也插不上手?！?/p>

連宋家的人都碰壁，可見這墻有多厚。

到了1961年，周恩來好不容易通過特殊渠道，給張學良遞過去一封只有16個字的密信。

這16個字具體寫的啥，到現(xiàn)在也沒個完全的說法，但這絕對是兩人在那個特殊年代里，唯一一次靈魂上的觸碰。

直到1975年，老蔣死了。

沒過多久，周恩來在病榻上看到一份報告，說張學良眼睛快瞎了。

那時候總理的手抖得連筆都拿不住，但在批示的最后，他還是顫顫巍巍地連寫了三個字：“托、托、托”。

這三個“托”字，看得人心里直發(fā)酸。

這哪里是給工作人員下命令，分明是一個快要離世的革命者，對老友最后的虧欠和無奈。

張學良晚年總說“我這一生都被日本人毀了”，其實他又何嘗不是被那個時代的政治漩渦給吞了？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他和周恩來的友誼，就像是兩顆流星，雖然只碰了一下頭，但那點光亮，足夠照亮歷史的一角。

遺憾這東西，不是說你沒努力，而是你拼了命去改寫結(jié)局，最后卻發(fā)現(xiàn)歷史的劇本早就寫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