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南明史的時候會產(chǎn)生一種錯覺，鄭成功和李定國之間的關系，如同兩個絕世高手約定好一起聯(lián)手抵御敵人，可是因為各自有著自身的打算，始終沒辦法讓劍鋒相碰。但是要是仔細研究順治年間的往來書信，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至少有兩次接近改變歷史的機會。一次是在1654年的新會之戰(zhàn)，一次是在1657年的長江會師計劃。這兩次失約使得南明錯失了縫合東南與西南戰(zhàn)場的最后機會。

說來也巧，鄭成功給李定國的第一封正式回信，寫了同仇同袍的約定，這很符合原來的心愿，但是落款卻蓋著延平王印。這種稱謂的不同暴露出一種微妙的心態(tài)：一方將對方當作平等的盟友，而另一方卻端著藩王的架子。那時李定國剛剛在桂林陣斬清定南王孔有德，正需要水師的支援去攻打新會，但鄭成功卻把精銳派去長江進行襲擾，僅僅讓林察帶領一支不太重要的部隊南下。

我認為，鄭成功的猶豫不能簡單地被認定為是私心。他三次南下勤王都不順暢。永歷元年救援同安的時候，老巢被端掉了。永歷五年支援廣州的時候，遇到風暴就折返回去了。這樣的記憶如同膝跳反射一般，讓他本能地對遠離閩?；氐膽?zhàn)役保持警惕。而且在那個時候清軍正在實行沿海遷界，金廈基地的補給線幾乎難以保全。

新會之戰(zhàn)失約確實是非常致命的。李定國已經(jīng)對新會城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圍困，象兵已經(jīng)將城墻踏出了裂縫，但是卻缺少火炮來轟開缺口。他給鄭成功的求救信非常著急，信中說在十月半以前無論如何都要在新會會師。但是鄭軍的水師直到十一月才慢慢悠悠地到達粵海，看到清軍的援旗就撤退了。后來出土的城墻磚銘文顯示守軍當時已經(jīng)開始煮皮甲來充饑。要是鄭軍能夠準時抵達，那么攻破城池只需要再多支撐三天。

1657年第二次出現(xiàn)失約的情況是非?；恼Q的。李定國計劃分三路進行北伐，他自己前往湖南，鄭成功去攻打南京，夔東十三家去進攻荊州。這個方案要比南宋聯(lián)合蒙古滅掉金國的策略要好很多，原因在于清軍的主力被張獻忠的舊部牽制在西南地區(qū)。但是鄭成功臨時改變計劃去臺灣找荷蘭人索要債務，聲稱是為了開辟糧食來源，實際上是害怕李定國的功勞過大從而超過自己。這種算計和當初孫可望排擠李定國的情形差不多。

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可知，在閩南族譜之中存在著最為扎心的證據(jù)。鄭家后裔所收藏的《海上實錄》手稿當中夾有一張地圖。在這張地圖之上使用朱砂標注出了理想的進軍路線：從廈門直接向南京撲去，想要和李定國在武昌會師。但是在旁邊還有墨筆所做的批注：糧秣難以得到持續(xù)的供應，虜騎的行動非常迅速。僅僅這短短的六個字，就將海商集團對于陸地作戰(zhàn)所具有的天然恐懼表述了出來。

要是真的把兵力合并在一起，他們之間的互補性是超乎想象的。李定國的象兵擅長在野外進行作戰(zhàn)，鄭成功的水師能夠控制航道，再加上張煌言在江浙地區(qū)的義軍網(wǎng)絡，完全有能力重新構(gòu)建像南朝那樣的格局。在當時清廷對江南地區(qū)的統(tǒng)治并不是很穩(wěn)固，順治帝連留頭不留發(fā)這樣的政策都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動搖的情況。

如此一看，南明早早走向滅亡，并非是敵人過于強大，而是自己人總是在關鍵的時候出現(xiàn)差錯。李定國在緬甸臨終之際寫下寧死在荒遠之地也不投降的話語，而與此同時鄭成功正忙著給荷蘭人書寫最后通牒。兩種忠誠的表現(xiàn)，偏偏沒有產(chǎn)生能夠引起共鳴的頻率。

歷史或許最為殘酷的一個方面在于，它從來不會給人提供重新來過的機會。很多在當時所做出的假設，最終只能夠成為檔案館里的嘆息之聲。但是至少鄭李兩人書信里在畿輔會盟的墨跡依舊存在，這向我們提示著：團結(jié)這個詞語，寫起來是較為容易的，但是做起來卻是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