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日凌晨，豫北湯陰城頭的炮聲把夜空炸得透亮。

解放軍的炮火硬生生在城墻上轟開一道三丈寬的口子，劉鄧大軍順著豁口涌進城內，孫殿英的“暫編第三縱隊”沒撐多久就垮了。

這位大名鼎鼎的“東陵大盜”癱在指揮部里，臉色白得像紙，手里還攥著沒涼透的煙槍。

副官搶走他頂在太陽穴的手槍時，他嘴里嘟囔著給蔣介石當了炮灰，死不瞑目。

誰也沒料到，幾個小時后，以鐵面著稱的劉伯承司令員會說“此人不可殺，他對我們有恩”，硬是保下了他的性命。

盜墓發(fā)跡：靠贓物打通官場的“不倒翁”

孫殿英的發(fā)家史實在算不上光彩，他1889年生在河南永城，小時候父母雙亡，早早就在江湖上混，靠著占卜賣藥、聚賭販鹽討生活。

后來投了直系軍閥，十年時間就拉起來一支槍多、錢多、姨太也多的雜牌隊伍。

真正讓他名聲大噪又臭名遠揚的，是盜掘東陵那檔子事。

他駐防河北馬蘭峪的時候，借著“軍事演習”的名頭，用三天三夜炸開了乾隆和慈禧的地宮，把里面的珍珠、翡翠、夜明珠、九龍寶劍全搬空了。

這事兒一曝光，全國都，清室遺老、學界名流還有媒體紛紛聲討，南京國民政府也下令要嚴辦。

可孫殿英腦子活，他把贓物分了分，乾隆的朝珠送給戴笠，慈禧的馬鞍給了宋美齡，翡翠西瓜孝敬孔祥熙，最珍貴的九龍寶劍托戴笠轉呈蔣介石。

這么一番打點下來，軍事法庭最后竟查無實據，這事兒就不了了之了。

這操作真是讓人開眼，也讓他摸清了“錢能通天”的門道。

之后的日子里，他在各大軍閥之間來回周旋，誰勢力大就投靠誰，部隊番號換了一次又一次，“不倒翁”的外號就這么傳開了。

抗日迷局：一邊血戰(zhàn)一邊暗助的灰色人生

孫殿英這人復雜就復雜在，他不是純粹的壞到底。

早前日軍進攻熱河的時候，他奉張學良的命令率部馳援赤峰。

那一戰(zhàn)打得挺慘烈，他親自跑到前線督戰(zhàn)，腦袋中彈還裹著傷指揮，跟日軍血戰(zhàn)了七晝夜。

最后實在寡不敵眾退到猴頭溝，又堅守了十天，直到友軍潰散才突圍。

這一戰(zhàn)雖然輸了，卻讓他第一次以“抗日將領”的身份上了全國報紙，跟那些不戰(zhàn)而逃的軍隊比起來，確實算有骨氣。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的部隊駐防在冀南、豫北一帶，正好和八路軍129師離得近。

劉伯承后來回憶時坦言，孫殿英雖是舊軍閥，但民族大義還沒完全泯滅。

129師要奇襲日軍響堂鋪輜重隊，得穿過他的防區(qū)，劉伯承派聯絡參謀去商量，他當場就拍板，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讓八路軍只管過，他的部隊朝天開槍做做樣子就行。

事后還主動送來10箱沖鋒槍、兩萬發(fā)子彈和一批藥品，那會兒八路軍物資緊缺，這些東西可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更關鍵的是，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的時候，蔣介石密令他封鎖道路，配合夾擊八路軍。

他卻按兵不動，還偷偷派參謀給八路軍通氣，說讓八路別慌，他的槍口會抬高三寸。

這些事兒都被記在129師的《陣中日記》里，后來成了他被俘后免死的重要憑證。

不過話說回來，他也沒一直堅持抗日，后來被日軍圍困，糧彈都沒了，就率部投降當了偽軍，還制造了“林縣慘案”，殺害了不少抗日干部。

但他又沒徹底倒向日軍，暗地里通過副軍長給重慶傳情報，換軍統的津貼，這波操作真是讓人搞不清他到底想干嘛。

被俘免死：功過難斷的最后時光

孫殿英投降后又搖身一變成了國軍中將，奉命固守湯陰，還揚言要把湯陰變成釘子，讓共軍插翅難飛。

可他沒想到，劉鄧大軍一來，湯陰城就被圍得水泄不通。

他憑著堅固工事守了四十多天，蔣介石三次空運彈藥，還派援軍來救，都被解放軍擊退了。

最后城墻被炸開，他眼看大勢已去，想開槍自殺，被副官攔了下來，沒多久就在地道口被活捉了。

被俘當天，他被押到野戰(zhàn)軍指揮部，面對戰(zhàn)士們的怒視，他哆哆嗦嗦解下包袱，里面是象牙煙槍、老山參、金劍和幾兩大煙土，低聲說寶貝都已經孝敬給蔣介石和宋美齡了，就剩這些。

消息傳到劉伯承耳朵里，他沉默了一會兒，下了三條指示：不許侮辱孫殿英的人格，馬上請軍醫(yī)給他戒毒，還要備一桌飯菜，他要親自見孫殿英。

飯桌上，孫殿英嚇得不敢動筷子，劉伯承先給他夾了塊紅燒黃河鯉魚，提起抗戰(zhàn)初期他讓路、送槍、送藥的事兒，說自己和鄧政委一直記在心里，今天請他吃飯，一是敘舊，二是致謝。

孫殿英當場就淚流滿面，想要下跪，被劉伯承扶了起來。

之后劉伯承就給中央發(fā)電，說孫殿英雖罪大惡極，但抗日有功，對我軍有恩，建議免死，進行收容改造。

毛澤東回電同意，說可以緩殺。

孫殿英能保住性命，全靠早前那些“暗助”的情分。

他被關押在武安戰(zhàn)俘營，享受了特殊待遇，有單間、小灶，每天還有牛奶，劉伯承還特批讓他的舊部輪流探視，派醫(yī)生定期診治。

但他抽了三十年鴉片，身體早就被掏空了，戒毒反應讓他日夜哀號，還總半夜驚醒，喊著慈禧和乾隆饒命。

臨終前一周，他寫下三千字的《自述》，說自己一生四降四叛，東陵盜寶是民族罪人，抗戰(zhàn)時暗助八路算是稍贖前愆，內戰(zhàn)時助紂為虐又陷深淵，可惜煙癮噬骨，悔之晚矣。

沒過多久，他就因心肺衰竭去世了，葬在武安的一座無名山麓，連塊墓碑都沒有，只有個編號“特管07”。

孫殿英這一輩子，真是充滿了爭議。

他盜掘東陵，讓無數珍貴文物流失，這筆賬無論如何都算不清；可他在抗日時又曾血戰(zhàn)日軍，暗助八路軍，確實有過功勞。

劉伯承當年力保他，并非單純報恩，更多的是體現了共產黨人“功是功，過是過”的實事求是，還有統一戰(zhàn)線的政治智慧。

后來有人想掘他的墓，被鄧小平制止了，說人已作古，罪跡俱在，但功過要分清，我黨的政策是實事求是。

如此看來，評價歷史人物真不能只看一面，孫殿英不是純粹的壞人，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只是一個在亂世中為了生存，不斷投機、搖擺的舊軍閥。

他的故事也告訴我們，歷史從來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那些看似復雜的人和事，背后都藏著時代的印記和人性的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