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有點反常識，一個日本兵，竟然在中國當了七十多年醫(yī)生，還被人尊敬地叫“山醫(yī)生”。

更意外的是，這人不是普通外僑，而是當年跟著侵華日軍一起過來的。

真事兒，檔案里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

他叫山崎宏，1937年9月隨日軍第10師團從日本岡山縣出發(fā)，登陸中國。

那年他29歲，正是當兵的年紀。

可他不是戰(zhàn)斗兵種，是個獸醫(yī)，負責照料軍馬。

換句話說，不是沖鋒陷陣的，但也跟在后面。

那時候日本宣傳“東亞共榮”，不少年輕人真信了，以為是在“幫助”中國建設(shè)。

可山崎到了中國，眼見的不是“共榮”，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

“村子燒完了，連人都沒剩下。”他后來只在日記里寫過這么一句。

沒有更多描述，只有一句話。

但那一年多的畫面，他一輩子沒忘。

1938年春天，他在山東逃了。

那晚特別黑，沒星星。

他趁夜從營地溜出去，什么都沒帶，只帶了一個舊馬鞍包，里面塞了點干糧和幾張紙幣。

他原本想著往青島方向走，找船偷渡回日本。

可沒走幾天，干糧吃完了，又不敢進村。

當時山東戰(zhàn)事正緊，日軍盤查特別嚴，他連夜翻山越嶺，靠撿野菜和討飯過活。

走到濟南的時候，他已經(jīng)快撐不住了。

那是1938年3月底。

他記得特別清楚，是一個老婆婆給了他一碗熱粥，還塞了個玉米餅。“你不像鬼子，鬼子不餓。”那老婆婆說完就走了，沒要他一分錢。

他那時候才明白，這些被侵略的人，反倒比他的同胞更有溫情。

他開始猶豫：回國，是不是就意味著什么都沒發(fā)生？他覺得不對勁，覺得自己得留下來，做點什么，哪怕只是看幾個病、救幾個孩子。

濟南那年戰(zhàn)后恢復得慢，到處是缺衣少藥的情形。

山崎靠著獸醫(yī)經(jīng)驗，慢慢學會給孩子治病。

那會兒叫“兒童疳積”其實就是營養(yǎng)不良，他用最土的辦法，熬山藥湯、調(diào)理腸胃，居然治好了不少。

他不敢用真名，就在門口掛了一塊牌子：“兒童小病診療”。

診所開在芙蓉街口的一個小屋子里，連窗子都是糊紙的。

有人看出來他不是本地人，問起，他就說“老家在東邊”。

誰也沒多問。

1943年，一個逃難到濟南的女子帶著孩子來看病。

她姓林，丈夫在戰(zhàn)亂中失蹤了。

兩人因病結(jié)緣，后來成了家。

婚禮很簡單，只有五六個鄰居作證。

那年他改口叫自己“老山”。

他從沒對妻子提過自己的身份。

直到70年代中日建交以后，兩國關(guān)系緩和，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兒子在家里找到了一本日文筆記，才知道父親原來是日本人。

1976年，山崎宏回了趟日本。

那次是他哥哥臨終前托人找到了他。

他回到岡山縣老家，見了親人，也見了家門口早已改建的稻田。

他哥哥留給他一份工作安排，是本地一家獸醫(yī)站的職位。

他只待了三周。

走之前跟家里人說：“我在中國還有病人。”

回到濟南后，他開始定期義診。

每周六日，診所免費開門。

他不掛號、不收錢，哪怕只是咳嗽、發(fā)燒，也認真看完。

有人問他為什么這么做，他只說了一句：“以前欠的。”

診所門口有一張老藤椅，是他自己編的。

他喜歡坐在那兒曬太陽，給孩子聽診的時候動作特別輕，從不讓孩子哭。

他說：“小孩子是最不該受苦的。”

他從不主動談戰(zhàn)時的事。

有一次，有個醫(yī)學系的學生問他：“你后悔來中國嗎？”他沉默了很久，說：“那不是我來中國，是軍隊帶我來。

我留下來，是我自己決定的。”

2010年12月1日，山崎宏在家中去世。

頭一天他還在診所坐診。

診所墻上掛著一張他年輕時的照片，穿著舊軍裝，站在一匹馬旁邊。

他臨終前留下遺囑：把遺體捐給醫(yī)學研究，不辦喪事，不立碑。

山崎走后，街坊鄰里自發(fā)在診所門口放了幾束白花。

有人在門口貼了一張紙條：“山醫(yī)生走了，我們的孩子卻少病了。”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叫他“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