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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瓦解往往并非始于戰(zhàn)火與硝煙，而是悄然發(fā)生于“善良”背叛了正義、“理性”拋棄了原則之時。這不是隱喻，而是真實上演的劇情，就發(fā)生在被許多人視為理想社會模板的北歐大地。

如果你踏上挪威的土地，即便今天提起2011年那場震驚世界的“雙殺”慘案，不少當地人仍會流露出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平靜甚至淡漠。讓我們將時間倒回那個命運轉折的日歷頁：7月22日。

奧斯陸市中心驟然爆裂，濃煙裹挾著碎石沖天而起，一輛裝載大量炸藥的貨車在政府辦公區(qū)附近轟然引爆，9人當場喪生，數十名無辜民眾倒在血泊中哀嚎掙扎。但這只是序幕。當全城警力被爆炸牽制時，真正的屠殺正在悄然拉開帷幕——距離首都僅40公里的于特島，成了人間煉獄的入口。

一名身穿制服、手持步槍的男人，拖著沉重的彈藥箱，從容登上駛向島嶼的渡輪。他偽裝成執(zhí)法者，目標明確：島上正在進行的一場青年政治夏令營。這個人的名字是安德斯·布雷維克。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里，他像獵手巡視領地般穿梭在樹林與營地之間，沒有遭遇任何有效抵抗。他的射擊不是盲目的掃射，而是精準地鎖定每一個年輕的生命，仿佛執(zhí)行一場冷血儀式。這場系統(tǒng)性屠殺最終造成68人死亡、66人重傷。加上此前的爆炸案，他一人背負77條生命的血債。

按常理推斷，如此極端暴行的實施者，哪怕未被當場擊斃，也應面臨最嚴厲的法律制裁。但在自詡為“文明燈塔”的國度，現實走向卻令人瞠目結舌。

警方抵達現場時，他鎮(zhèn)定自若地放下武器，甚至提前撥通電話主動“投案”，并在被捕瞬間高舉右臂行納粹禮。他太清楚這套制度的游戲規(guī)則了。法院最終判決：21年監(jiān)禁。

沒錯。在挪威現行法律體系下，這已是最高刑期。這意味著，這位奪走77條性命的兇手，每結束一條生命所付出的代價，不過是三個月的牢獄生活。

更令人錯愕的是，根據當地司法機制，只要服刑期間“行為端正”，滿7年后便可申請周末外出探親，滿14年即可提出假釋請求。

你以為這樣的“懲罰”意味著艱苦與悔悟？實際上，這里的監(jiān)獄更像是配備鐵窗的高級療養(yǎng)中心。布雷維克享有三室一廳的獨立單元，內含臥室、書房和私人健身空間。

政府擔心他精神空虛，為其配備了高清電視、最新款游戲主機（包括Xbox）、高速網絡接入權限。他擁有專屬衛(wèi)浴設施，對餐食不滿意還能提交投訴并獲得調整。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名雙手沾滿鮮血的罪犯竟具備繼續(xù)深造的權利——他在獄中順利通過審核，被奧斯陸大學錄取，攻讀政治學學位。

當那些本該擁有未來的年輕人長眠于地下時，這個制造悲劇的元兇正用納稅人的資金，在全球排名前列的高等學府中“完善自我”，借助互聯網持續(xù)擴大其思想影響力。

這一幕是否令人作嘔？但這并非最駭人的部分。真正令人寒心的，是受害者家屬與社會輿論的整體反應。

盡管有少數聲音表達憤怒，但更多人選擇壓抑情緒，甚至公開倡導“寬恕”與“和平”。一些遇難者親屬對外宣稱：“若以仇恨回應仇恨，我們就已失敗。”這不是崇高，而是一種深入社會肌理的精神麻痹，是一場集體性的價值失能。

布雷維克在作案前曾撰寫長達1500頁的極端主義宣言。若你能強忍不適將其讀完，便會發(fā)現他絕非普通意義上的瘋子。他異常清醒。他的暴力行為，本質上是對一個已被“道德完美主義”徹底馴化的體制發(fā)起的挑戰(zhàn)。

庭審過程中，他毫無悔意，反而慷慨陳詞，稱自己是在進行“種族凈化”，拯救西方文明免于崩潰。入獄后，他還反訴挪威政府，指控長期單獨關押侵犯其基本人權，并一度贏得法庭支持。

為何一個殺人魔敢于如此猖狂？因為他看穿了這個社會的核心弱點。數十年來，“包容”、“多元”、“人權至上”的政治正確話語，早已如藤蔓纏繞般窒息了最基本的賞罰機制。

在這類觀念背后活躍的，是一群被稱為“公知”或“圣母”的群體。這兩個詞最初或許承載著公共良知的期待，但在當下語境中，它們早已異化為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代名詞。

觀察那些高談闊論的人，他們多居于學術殿堂或媒體高位，習慣以“人類整體”視角俯視蕓蕓眾生。

在他們眼中，本國公民的安全感、普通勞動者的稅負壓力，遠不及一個抽象概念如“普世價值”重要。每當惡性事件爆發(fā)，他們首先質疑的不是罪犯，而是追問：“社會是否虧待了他？”

這就是典型的“圣母思維”：只有無條件的寬容，缺乏帶鋒芒的公正。看看被這種意識形態(tài)主導下的北歐現狀。原本僅有450萬人口的挪威，為了彰顯所謂博愛精神，硬生生接納了超過80萬移民，其中難民比例極高。

政府包攬住房、醫(yī)療、教育支出，甚至為不愿留居者提供返程機票與現金補貼。這些資源從何而來？全部來自本地勤懇工作的納稅人身上層層剝削所得。

鄰國瑞典更是活生生的鏡鑒。因長期開放邊境接收難民，財政負擔日益沉重，治安狀況全面惡化。2017年的統(tǒng)計顯示，某中小城市一年內記錄在案的性侵案件高達151起。爆炸、槍擊、街頭騷亂，這類詞匯已不再是新聞中的例外，而是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

面對日益失控的局面，那些所謂的“精英”在做什么？他們忙著給犯罪信息打碼，刻意隱瞞嫌疑人身份背景，唯恐揭露真相會被貼上“排外”或“歧視”的標簽。這種為維護表面形象而不惜犧牲實質安全的做法，根本不是捍衛(wèi)人權，而是一種國家級別的慢性自殺。

原本應代表社會脊梁的知識階層，如今不少人蛻變?yōu)榍榫w販賣者、焦慮制造機，乃至外來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渠道。

他們可以無視夜晚獨行女性的恐懼，無視底層民眾生活的重壓，卻將全部同情傾注于那個持槍屠戮青少年的惡魔。因為在他們的認知里，這才是“文明的姿態(tài)”?？蛇@種姿態(tài)，不要也罷。

布雷維克一案帶來的警示，絕不只是一個遙遠國度的悲劇故事，而是一記直擊國家根基的警鐘。任何健康社會的運行基礎，必須是秩序與正義，而非自我陶醉式的偽善。

知識分子首先應當認清自己的立足點。如果一個人口稱“獨立思考”，實則不斷削弱國家執(zhí)法權威，把“自由”當作瓦解社會防線的工具，那他不是啟蒙者，而是潛伏在內部的破壞分子。

近年來我們見過太多此類人物：疫情期間盲目崇拜國外模式，回國后又擺出“清醒派”姿態(tài)。動輒引用西方人權標準貶低本國治理成果，甚至在涉及歷史與主權的關鍵議題上混淆視聽、模糊立場。

一個國家倘若喪失識別這類“軟性毒素”的能力，任由毫無底線的濫好人思維掌控話語權，離系統(tǒng)性危機便已不遠。當保護施暴者成為政治正確，當受害者的鮮血淪為展示寬容的裝飾品，這已不是文明的進步，而是退化至野蠻的征兆。

無論是應對國內治安挑戰(zhàn)，還是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我們都無需那些飄浮于現實之上的道德表演，無需那些即使洪水滔天也要維持“優(yōu)雅姿態(tài)”的空談家。

制度的設計初衷，從來不是滿足理想主義者對烏托邦的幻想，而是防范惡行將人間變?yōu)榈鬲z。唯有具備雷霆手段，才能真正體現慈悲之心。

雪崩來臨之際，每一片縱容罪惡的雪花都難辭其咎。挪威監(jiān)獄里那位正在攻讀學位的殺人犯布雷維克，臉上浮現的譏諷笑容，實則是對一個失去銳氣、甚至喪失生存意志的社會的最大嘲弄。

我們必須看清他的殘忍，更要警惕孕育這種荒誕現實的土壤。決不允許那種侵蝕國家根基的“圣母病”在此處滋生蔓延。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相比那些包裝華麗的“博愛”謊言，我們更需要清醒的認知、堅定的底線，以及一種為守護絕大多數人安寧敢于亮劍的國家意志。這才是一個真正成熟大國應有的風骨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