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運動初期，全國各地形勢尚且一片前景大好，毛主席甚是稱贊、且信心百倍。1967年7月初時，由于武漢的幾個群眾組織之間發(fā)生數次武斗情況，故而毛主席決定親自前去一趟。

上了專列后，毛主席立即開始工作。他先是讓人叫來北京軍區(qū)司令員鄭維山，讓他匯報北京地區(qū)的目前情況。

一路上，火車每過一個城鎮(zhèn)，都會看到十分醒目的大字標語。行至鄭州一帶的時候，毛主席看到兩條根本對立的大標語：

“大局已定，二期公社必勝！”

“二七公社必須向人民低頭認罪！”

毛主席說：“在工人們的階級內部，其實沒有根本利益沖突，為何他們不能聯合起來？”

說完，他讓跟隨在側的楊成武上將，將這句話告訴他們。

抵達武漢后，毛主席被安排住在他之前下榻的舊地——東湖甲所。此地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梅嶺一號”，周總理向來辦事極為縝密。而此時正值“文革”運動期間，為了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排，他一路費盡心思、諸般考慮。

在毛主席決定要去湖北武漢的時候，他馬上就給遠在重慶做工作的謝富治打電話，讓他立即趕去武漢。因為彼時的謝富治乃公安部長，讓他負責毛主席安全一事，乃其職責所在。

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也讓同在重慶的王力，一同趕往武漢。王力和謝富治到了湖北武漢后，還顧不上稍作休息，立即都來到熱火朝天的“群眾運動”中。

他們冒著炎熱酷暑到大街上看大字報、大標語，之后又在武漢空軍政委劉豐的帶領下去到武漢大學。在群眾和學生中，王力、謝富治公開了自己的身份，甚至與當地造反派交談起來。

而正是此次的小插曲，則為之后發(fā)生的“7.20事件”埋下重大伏筆。至于當年他們二人到武漢的真實情況，多年后，作為當事人之一的王力，在晚年時作了這樣的回憶：“7月13日晚上，總理給謝富治打電話，讓他立即到武漢接受一個緊急秘密任務。當時謝富治提出，王力和余立金、以及帶去的紅衛(wèi)兵一同去，總理同意了這個方案。”

“我原本不想去，因為主席分配在西南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于是我就給關鋒打電話，為為什么要改變計劃？到底是什么任務？能不能不去？”

“關鋒說此事在電話里不能講，上面讓去就馬上去！14日的時候，我們在中午趕到武漢，是李作鵬親自開車到機場接的。那時候周總理已經在我們之前到了武漢，之后他在東湖賓館給謝富治、李作鵬、我、余立金四人開會，傳達了毛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會議指示?！?/p>

“為了毛主席的安全，周總理就先一步趕到武漢作布置，將整個賓館的人都換了。賓館之前的工作人員都是‘百萬雄師’造反隊的，后來換成另一派?！?/p>

說到這里，王力停頓了一下，緊接著又說出另一個不為人知的細節(jié)。他說當時周總理還下令，不讓武漢軍區(qū)司令員陳再道負責保護毛主席的安全，而是把重任交給了空軍。

王力當時就認為不妥，不過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早就定下的。當天晚上，毛主席抵達武漢。豈料，謝富治當天就闖了大禍！他非要到街上看大字報，他們和重慶來的人一同去了，結果被人發(fā)現。

之后，各派開始敲鑼打鼓地到處搖旗吶喊、放炮打鼓，到處貼滿歡迎他們的標語。而正是因為謝富治等人泄露身份、行蹤，所以后來才發(fā)生“偉人住處被沖擊”一事，也就是震驚全國的“武漢7.20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