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點半，平壤大同江面上的薄霧尚未散盡。四十二歲的金哲已經(jīng)蹬著他那輛“永久牌”自行車，沉默地匯入了上班的人流。車把上掛著的帆布包里，除了飯盒，還有一本紅色封面的工作手冊，里面記錄著他這個月必須完成的生產(chǎn)任務。作為平壤一家機械廠的八級技工，金哲是工友眼中令人羨慕的“高收入者”。然而，他工資條上的故事，遠比表面數(shù)字復雜得多

在金哲的工資單上，最顯眼的數(shù)字是每月3000至5000朝鮮元的現(xiàn)金工資。若按非官方匯率換算，這僅相當于300到500元人民幣。這筆錢如果拿到自由市場去買大米，甚至不夠買上一袋。這微薄的現(xiàn)金，構成了外界對朝鮮收入最直觀、也最令人震驚的印象——在平壤，國營單位職工的平均月薪大約就在300元人民幣左右。

然而，在朝鮮，談論工資絕不能只看現(xiàn)金。真正的“重頭戲”在工資之外。每個月底，除了那疊薄薄的鈔票，金哲還會領到一沓至關重要的票證：米票、油票、肉票，有時還有肥皂票和布票。憑這些票證，他可以到國營商店以近乎象征性的價格購買生活必需品——大米每斤只需一分錢。此外，單位還可能直接發(fā)放一些實物福利。

這種“低工資、高福利”的制度，是朝鮮計劃經(jīng)濟的基石。國家通過單位，對職工進行從搖籃到退休的全方位包裹。住房由單位分配，無需購房，只需象征性繳納水電費；子女從入托到高中的教育完全免費；甚至醫(yī)療費用也極低，一場住院最終結賬金額可能為零。正如一位導游所描述的：“我們雖然不富裕，但足夠滿足?！?br/>這種由國家保障基本生存的安全感，讓許多朝鮮人呈現(xiàn)出一種外界難以理解的心態(tài)平和。

盡管社會結構看似扁平，但在朝鮮國營體系內(nèi)部，一座隱秘的收入金字塔依然清晰可見。

金字塔的底端是廣大普通工人和農(nóng)民。在邊境的新義州開發(fā)區(qū)，流水線工人忙碌整月，報酬約在350-450元人民幣之間。紡織廠的女工，每日在舊式機器前工作十小時，月薪與平均線持平。

中間層則是像金哲這樣的技術骨干，以及一些享有特殊福利的崗位。金哲作為八級技工，憑借其技術，總收入（包括實物福利）有時折算下來能接近兩千元人民幣，這足以讓他的家庭在鄰里間被隱晦地稱作“富裕戶”。平壤的女交警不僅工資較高，單位還會發(fā)放制服及護膚品。出租車司機也是令人羨慕的高收入群體，月薪可達五六百元人民幣。

而金字塔的塔尖則屬于少數(shù)群體：高級技術專家、外貿(mào)人員、高級管理層，以及從事創(chuàng)匯行業(yè)的人員。例如，導游由于承擔著為國家賺取外匯的重任，月薪可達500-700元人民幣，屬于中上水平。在一些與國外有聯(lián)系的礦山，如茂山礦，盡管名義工資很高，但工人實際到手的現(xiàn)金可能只有十分之一，其余以實物形式發(fā)放。

2023年10月，朝鮮政府宣布上調(diào)凍結二十多年的工資，幅度達10至20倍以上。但這并未改變金字塔的結構，反而可能因政策執(zhí)行不均衡而拉大了差距。黨機關干部和大型企業(yè)員工受益明顯，而中小企業(yè)的普通工人可能感受不到變化，甚至在物價波動中感到實際收入下降。

雙軌制下的生活：計劃內(nèi)的安穩(wěn)與計劃外的昂貴

金哲一家的生活被清晰地分割在兩個價格體系與兩種經(jīng)濟模式中。

在“計劃內(nèi)”的世界，生活安穩(wěn)而清貧。他們住在分配的60平米公寓里，享受國家補貼的糧食、教育和醫(yī)療。這是一個以票證和配給為核心的世界，價格低廉但選擇匱乏。

一旦踏入“計劃外”的世界，則是另一番景象。傍晚，金哲的妻子英玉偶爾會去“統(tǒng)一市場”逛逛。那里，本地蘋果標價高達40元人民幣一斤，相當于普通工人好幾天的工資；一件時髦的毛領大衣，價格可能超過1000元，是天文數(shù)字。市場經(jīng)濟的無形之手在這里悄然運作，形成了與國家定價并行的“市場價”，兩者差距懸殊。

這種雙軌制催生了朝鮮社會新的階層。一些有膽識的前國營廠技術骨干，私下經(jīng)營家庭作坊，利潤豐厚。在羅先特區(qū)從事中朝貿(mào)易的人員，月收入可達1500元人民幣。更不用說那些收入“上不封頂”的個體戶，他們構成了朝鮮新興的“有錢人階層”。一瓶在本地商店賣3元多的大同江啤酒，在專為外國游客開設的餐廳里，價格可能翻上十倍，無聲地劃分著消費人群。

這種制度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時，也意味著個人選擇的極大限制。工作由國家分配，且一般不易離開。娛樂生活匱乏，電力供應不穩(wěn)定，看電視都成了一種不確定的享受。社會流動的渠道狹窄，進入平壤生活需要嚴格的戶籍許可。

然而，變化正在縫隙中發(fā)生。電動自行車逐漸流行。平壤第一百貨公司的電器柜臺里，陳列著液晶電視和冰箱，盡管對多數(shù)家庭仍是夢想，但它們畢竟存在。市場活動雖然受到管控，但始終頑強存在，成為計劃經(jīng)濟的補充。

夜幕降臨，金哲推著自行車回家，車筐里放著用剛發(fā)的肉票換來的半斤豬肉——這是周末全家改善伙食的食材。如果今夜幸運地沒有停電，在七點亮起的燈光下，吃過簡單的大醬湯拌飯后，他或許會打開那臺攢了兩年錢才買下的智能手機，小女兒聚精會神地看著里面存儲的教育節(jié)目。

臨睡前，金哲可能會翻開存折。這個月，他又存進了150元。在朝鮮，能有余錢儲蓄，本身就是一種富足與規(guī)劃的證明。他的工資，那看似微薄的三千朝元，承載的遠不止貨幣價值。

遠處隱約傳來歌聲，不知又是哪家人聚會。在牡丹峰公園，或許正有一群穿著體面的年輕人，圍坐著吃烤肉、喝啤酒，一時興起便放聲高歌。他們的快樂與金哲一家的平靜，共同構成了這個國家復雜而真實的生活圖景。三千朝元的月薪很輕，輕得幾乎買不起自由市場里的一袋水果；但它又很重，重到足以撐起一個家庭免于匱乏的底線尊嚴，重到讓數(shù)百萬朝鮮工人在每個清晨，依然準時走向他們的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