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晚清"同治中興"也只不過是帝國斜陽下的自我美化與其的歷史困局

湘軍攻克南京城

1864年7月，湘軍攻破天京，太平天國運動畫上句號。此后三十年間，清朝統(tǒng)治集團頻繁以"同治中興"自詡，朝堂上下沉浸在劫后余生的虛妄樂觀中。這段被官方史書反復渲染的"中興"，究竟是帝國回光返照的政治幻景，還是確有改天換地的歷史機遇？當我們撥開層層粉飾的迷霧，看到的不過是舊制度在崩潰邊緣的掙扎自救，以及統(tǒng)治集團對自身合法性的焦慮重構。

一、"中興"的時空定位：同治朝的權力暗涌

1、“同治中興”的由來

同治中興

所謂"同治中興"的時間跨度，通常被界定為1860年代至1890年代初，核心在位君主是年僅6歲登基的同治帝（1862-1874在位）。但這位少年天子始終是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政治傀儡，實際決策者是以慈禧為首的滿洲權貴集團，以及崛起的漢人官僚精英。這一特殊的權力結構，決定了"中興"改革從起點便帶著深刻的矛盾：既要依賴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督撫平定叛亂、興辦洋務，又要時刻提防漢人勢力坐大威脅滿洲統(tǒng)治根基。

2、漢人官僚集團的崛起

洋務運動興起

1861年辛酉政變后形成的"兩宮垂簾，親王輔政"體制，本質上是滿洲貴族在軍事崩潰（八旗綠營瓦解）后的權力讓步。當八旗鐵騎在太平天國面前不堪一擊時，清廷不得不允許地方督撫自籌軍費、編練湘軍淮軍，這為漢人官僚集團的崛起打開了制度缺口。但慈禧太后通過任免權、密折制度等手段，始終將湘淮集團置于可控范圍，這種微妙的權力平衡構成了"中興"的政治基礎。

二、中興的"功績"建構：裱糊匠的修補工程

清朝官方對"中興"的敘事，主要圍繞三大功績展開：軍事平叛恢復統(tǒng)治秩序、洋務新政引進工業(yè)文明、外交調整維系國際體面：

漢人官僚主導的晚清中興

• 其一軍事平叛：

  1864年平定太平天國、1873年鎮(zhèn)壓捻軍、1878年收復新疆，這些軍事勝利被包裝成"天命所歸"的象征，實則是地方武裝力量主導的結果——湘軍淮軍的餉銀70%來自地方厘金，清廷戶部幾乎失去財政控制權。

• 其二洋務新政：

  洋務運動被視為"中興"的經濟支柱，江南制造總局、福州船政局、輪船招商局等企業(yè)的建立，確實開啟了中國近代工業(yè)化進程。但這些官辦企業(yè)存在致命缺陷：管理層沿用衙門作風，生產成本比進口同類產品高30%；技術完全依賴外國工程師，1874年福州船政局外籍技師年薪竟占全廠經費的20%；更關鍵的是，所有企業(yè)都被納入官僚體系，成為地方督撫擴充實力的工具，未能形成市場化的產業(yè)生態(tài)。

• 其三外交體系：

  在外交領域，總理衙門的設立、《萬國公法》的翻譯、駐外使節(jié)的派遣，被視為"師夷長技"的進步。但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guī)》談判中，清廷仍堅持"一體均沾"的朝貢思維；1884年中法戰(zhàn)爭馬尾海戰(zhàn)的慘敗，暴露出洋務派"以夷制夷"策略的幼稚。所謂"同治中興"的國際形象，不過是列強在華利益平衡的暫時結果，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的炮火徹底撕開了這層偽裝。

三、漢人官僚的崛起：舊體制的掘墓人

1、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族督撫的崛起，被視為"中興"的關鍵動力

漢族督撫們的中興力量

他們確實在軍事、經濟、教育等領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曾國藩設立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創(chuàng)辦江南水師學堂，張之洞建立漢陽鐵廠。但這些改革始終遵循"中體西用"原則——在保持君主專制、八旗制度、科舉體系的前提下引進技術。這種改革邏輯注定了其局限性：1872年留美幼童計劃因"沾染西學"被中途廢止，1880年開平礦務局的商股始終受官方隨意調撥。

2、更吊詭的是，湘淮集團的崛起本質上是清廷權力結構失衡的產物

這些漢人官僚一邊為清廷續(xù)命，一邊在客觀上削弱中央權威：1885年李鴻章創(chuàng)建北洋水師，其軍費主要來自江南海關，清廷戶部只能撥付40%；1900年"東南互保"事件中，劉坤一、張之洞等督撫公然抗命，預示著中央與地方的離心傾向。這種"救亡圖存"與"權力博弈"的雙重變奏，讓"中興"改革從一開始就充滿自我毀滅的基因。

湘淮綠營軍隊：漢人督撫的私人軍隊

四、中興的歷史解構：粉飾背后的制度困局

1、晚清粉飾的同治中興不過是清朝的自我安慰

當我們跳出官方敘事，會發(fā)現(xiàn)"中興"時期的社會危機從未真正緩解：1877-1878年"丁戊奇荒"餓死千萬人，清廷賑濟款僅占實際損失的5%；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中，胡雪巖的阜康錢莊倒閉，暴露了官商勾結的金融黑洞；科舉制度依舊僵化，1876年科舉會試仍有30%的考生使用嘉慶年間的舊策論模板。所謂"中興"，不過是統(tǒng)治集團在太平天國沖擊后的應激反應，始終未能觸及專制皇權、滿漢矛盾、土地兼并等根本問題。

晚清中興下的百姓苦不堪言

2、對比同期的隔壁倭國的明治維新，更多的苦笑

與同時期的日本明治維新相比，這種改革的局限性更加明顯：當明治政府1872年廢除封建俸祿制時，清廷還在為八旗子弟的生計問題頭痛；當日本1889年頒布憲法確立君主立憲制時，慈禧太后正忙著修復頤和園。美國漢學家芮瑪麗曾用"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后抵抗"來定義這段歷史，可謂一針見血——這是舊制度面對現(xiàn)代性挑戰(zhàn)時的本能防御，而非主動革新。

3、中興也只是滅亡前的美夢罷了

1914年修撰的《清史稿》，依然保留著"同治中興"的官方表述，但后世學者早已看穿這場政治神話的本質。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指出："他們（洋務派）的失敗不是個人的失敗，是時代的失敗"；陳旭麓更直接點明："所謂中興，不過是清王朝瀕于滅亡前的回光返照，是一種半殖民地化的自我調整"。當1894年黃海海戰(zhàn)的炮聲響起，那些曾被視為"中興名臣"的洋務派，只能在《馬關條約》的墨跡中品嘗改革失敗的苦果。

《馬關條約》的簽訂預示著打破了所謂中性的幻想

結語：唯有突破舊制，打破原有的專制框架才能迎來真正的中興

晚清"中興"的吊詭之處在于，它既是清朝統(tǒng)治者的自我救贖，也是加速其滅亡的催化劑。漢人官僚集團的崛起打破了滿漢權力平衡，洋務企業(yè)的官辦模式窒息了市場經濟活力，"中體西用"的改革邏輯暴露了制度變革的勇氣缺失。這場持續(xù)三十年的"中興"實踐最終證明：在專制體制框架內的修修補補，無法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歷史的鏡頭掃過19世紀末的中國，我們看到的不是什么"中興盛世"，而是一個古老帝國在現(xiàn)代性沖擊下的蹣跚與迷茫。所謂"中興"，不過是舊制度臨終前的一曲挽歌，在帝國斜陽的余暉中，漸漸消散在歷史的塵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