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晨

2026年將呈現出哪些特點？可以概括為兩個關鍵詞：不確定性與可能性。

不確定性不言而喻。一邊是以“做交易”為行事邏輯的特朗普持續(xù)打破全球既有秩序：以自我為中心、以利益為上，政策缺乏持續(xù)性，全世界都需要適應他的多變。如果說這種不確定性更多體現為隨個人偏好起伏的“隨機波動”，那么，技術狂飆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其背后則蘊含著多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是AI泡沫的破裂。歷史上的技術浪潮，大多經歷過膨脹與破裂的過程，AI不可能例外。但如果放長時間尺度來看，我們仍處在AI發(fā)展的1.0階段，類似于世紀之交的互聯網1.0時期。因此，即便泡沫破裂，也不會改變AI長期進化的方向。

另一種可能性，是AI對職場帶來的巨大沖擊。2026年是AI Native（AI原住民）畢業(yè)的第一年。他們也是第一批在GPT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同時又目睹入門級工作被大規(guī)模替代的一代人。AI將如何重塑職場，2026年或將給出初步答案。

回顧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iPhone時刻與諾基亞危局，或許是理解不確定性與可能性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新技術只有抵達“iPhone時刻”，才能真正改變消費者行為；而在位者一旦誤判趨勢，往往會從巔峰迅速墜落�！伴T口的野蠻人”，正是這一新舊更替過程的隱喻。

類似的戲碼仍在反復上演。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與AI狂飆所帶來的可能性交織在一起，將共同塑造2026年的發(fā)展脈絡。而要真正看清這一趨勢，我們需要重新校準對世界的認知。

一、校準認知的三個框架

校準的前提在于：世界運行的方式已經發(fā)生了深刻變化，舊有的判斷框架正在失效。

過去，人們往往首先按照意識形態(tài)來劃分陣營。但意識形態(tài)已難以有效描述一個經濟體的真實運作方式及其增長路徑。新的劃分方式，更應基于發(fā)展動能與創(chuàng)新能力。

第一個有啟發(fā)性的框架，是用“工程師治國”與“律師主政”來區(qū)分中美的增長模式。工程師思維強調長期主義，在“干中學、學中干”中積累流程性知識，從追趕走向超越。這一思維體現在產業(yè)政策、供應鏈能力、工程能力和持續(xù)科研投入等多個維度，共同推動發(fā)展螺旋式上升。

相比之下，律師主政更偏向于對存量經濟與既得利益的保護，一旦走向極端，反而會抑制增長。美國房地產市場中的“鄰避”現象便是典型案例：在最有發(fā)展?jié)摿Φ牡貐^(qū)，中高密度住宅難以建設，供給長期滯后于需求，房價與租金飆升，加劇了貧富分化，也削弱了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

第二個框架，是重新理解“有為政府”。有為政府至少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具備長期戰(zhàn)略規(guī)劃能力，能夠持續(xù)思考未來發(fā)展的重心；二是擁有集中與調動資源的能力，同時避免陷入僵化的計劃邏輯，善于通過競爭激發(fā)創(chuàng)新；三是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為顛覆式創(chuàng)新掃清障礙。從工業(yè)革命時期英國打破行會壟斷，到美國對標準石油的反壟斷實踐，背后都體現了有為政府的作用。

第三個框架，是強化“酷元素”。如果說有為政府代表著新時代的集體主義，那么酷元素則更強調多元、個性與吸引力�？嶂辽侔龑雍x：其一，是年輕人真正喜歡、并能通過媒介廣泛傳播的文化形態(tài)；其二，是以黑科技為核心的技術突破；其三，是能夠跨越語言與文化的普遍共鳴。

技術始終是最核心的酷元素�；仡欉^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智能手機通過高度個性化的連接方式，深刻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由此推演，AI所帶來的超級定制化影響，將更加深遠。與此同時，酷也往往能夠超越文化邊界�！都纳x》在全球范圍內引發(fā)共鳴，正是因為它對大都市貧富差距的觀察，觸及了不同社會的共同經驗。

基于發(fā)展動能、有為政府與個性張揚這三個維度，我們需要完成一次認知校準，并據此分享我對2026年的五大展望。

二、展望一：再平衡的世界，G2是主角

我們可以用“再平衡”來理解未來全球格局的變化：世界正在從西方長期主導，轉向東西方在權力與財富上的相對均衡狀態(tài)。具體而言，是東方，尤其是中國，在經濟、科技與全球影響力上的持續(xù)上升，而西方相對放緩，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回歸到19世紀之前的多中心狀態(tài)。這種再平衡，是對過去500年西方擴張與主導格局的系統(tǒng)性調整，也將動搖建立在技術、科學與軍事優(yōu)勢基礎之上的進步宇宙觀。

再平衡世界中的主角是G2，即中美這兩個大國。再平衡使兩個大國得以在相互平等的審視中，展開面向未來的博弈。中美之間既互為鏡像，也互為啟發(fā)，這種關系有可能推動兩國在競爭中的相互學習與相互理解。

中美的互為鏡像并不難理解。中國是“曾經的美國”——全世界的制造大國（二戰(zhàn)前后的美國曾擁有令人震撼的制造能力）；而未來的中國，也需要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美國”，成長為消費大國，把規(guī)�？膳c美國相當的龐大國內市場真正盤活。

中美的互為啟發(fā)，則體現在雙方正在面對的結構性調整上：中國需要更多消費，美國需要更多制造。但在AI時代，制造業(yè)回流的意義已不再是重建傳統(tǒng)藍領就業(yè)，而在于維持工程能力與技術更新的連續(xù)性，從而延續(xù)長期發(fā)展動能。

再平衡同樣體現在全球對中國創(chuàng)新的重新認識上。幾年前，外資的主流策略是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將中國市場定位為“In China for China”（在中國，為中國）。如今，這一策略正逐步轉向“In China for the World”（在中國，為全球）。一些歐洲車企在中國設立研發(fā)中心，學習中國在智能化與數字生態(tài)方面的經驗，正是這一轉變的體現。西方有句諺語：“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如果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恰好描述了這一現實。

再平衡也面臨兩方面挑戰(zhàn)：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在位者如何克服進取者可能取而代之所帶來的心理失衡；二是轉軌問題，即進取者從跟隨走向引領，必須調整自身的發(fā)展模式，日本與歐洲都是前車之鑒。

這同樣要求西方，尤其是美國，重新評估自身與中國的關系。美國正在打破其在二戰(zhàn)后主導建立的全球貿易與金融秩序，因為它已不再愿意承擔領導者所需付出的責任與成本。未來，全球貿易與金融秩序將如何重塑？中國又將在這一過程中如何體現自身的領導力？

領導力并非簡單等同于軟實力。它不僅關乎價值觀，更體現在制定規(guī)則與承擔責任的能力上。這種責任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在規(guī)則制定與執(zhí)行中具備明確的利他屬性，例如對外投資應讓被投資國真正獲得發(fā)展紅利；其二，具備技術引領能力與務實、能干的行動力；其三，在創(chuàng)新層面探索超越西方、幫助發(fā)展中國家實現增長的新模式。

與此同時，再平衡也要求中國構建不同于西方的發(fā)展敘事。西方關于發(fā)展的敘事，往往帶有居高臨下、布道式的色彩；而中國的發(fā)展敘事可以更貼近發(fā)展中國家的現實。一方面，中國的發(fā)展經驗更為晚近，更具可學習性；另一方面，中國也能夠將新技術與發(fā)展目標、社會責任目標（如綠色、環(huán)保）結合起來，不再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再平衡，是下一個25年的起點。它標志著中國從追趕走向創(chuàng)新、從跟隨邁向引領。這一過程，需要維持開放的全球秩序，防止封閉與保護主義回潮�？茖W、開放、貿易與多元，應當成為再平衡時代的基本特征。

三、展望二：創(chuàng)造力的時代

AI已經開始取代大量入門級白領工作，這對知識工作者而言，究竟是福還是禍？

美國創(chuàng)業(yè)公司帕蘭蒂爾的CEO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將當下的白領體系形容為“會議工業(yè)共同體”：大量流程性工作——會議、匯報、對齊——被用來維持組織運轉，而非真正創(chuàng)造價值。當AI接管這些重復、低效的勞動，其核心意義在于節(jié)約時間，把人從無效忙碌中解放出來，迫使組織重新思考：人真正應該做什么。

盡管AI會取代大量白領崗位，但它也開啟了一個創(chuàng)造力重新成為稀缺資源的時代。關鍵問題在于：人與AI的根本差異在哪里？

第一是直覺。

直覺是一種在信息尚不充分時，對異常的快速感知能力。匈牙利醫(yī)生塞麥爾維斯在提出消毒理論時，正是憑直覺意識到產褥熱與醫(yī)生雙手之間的關聯，盡管這一判斷在當時缺乏系統(tǒng)數據支持，卻最終改變了醫(yī)學史。

第二是想象力。

想象力的本質，是認真對待“尚未發(fā)生、但可能發(fā)生”的情景。人類能夠跳出既有路徑，探索未知方向；而機器只能基于歷史數據進行推算。真正的顛覆式創(chuàng)新，往往源于對未被驗證可能性的想象，而非對既有模式的優(yōu)化。

第三是情緒。

情緒并非理性的對立面，而是一種風險預警機制�？謶痔崾疚覀兘咏J知邊界，需要放慢腳步；憤怒則表明選擇空間正在收縮，可能需要非常規(guī)決斷。情緒幫助人類在高度不確定環(huán)境中及時修正方向，這是純理性系統(tǒng)難以替代的能力。

第四是常識。

常識意味著知道自己不知道，甚至能夠反思“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機器之所以會產生幻覺，正是因為缺乏這種自知之明，只能通過拼接信息給出看似完整的答案。而常識恰恰提醒人類，有些問題不應急于求解。

從學習方式上看，這也是人與AI的重要分野。AI依然是高度目的導向的“做題者”，而人的直覺與想象力，往往源于非目的性的探索——出于好奇，而非為了求解。這使人能夠在數據尚未顯現之前，捕捉到變化的方向。

因此，在AI時代，真正稀缺的已不再是知識本身，而是將知識轉化為判斷、洞見與創(chuàng)造的能力。

是什么讓工作變得有趣？

這個問題，將成為創(chuàng)造力時代最值得反復追問的問題。

四、展望三：顛覆注意力經濟

從PC到移動互聯網時代，最大的轉變在于從“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由此催生了強大的注意力經濟。個人在互聯網上的行為數據與算法推薦，成為平臺快速發(fā)展的飛輪。表面上看，用戶享受到了免費的服務，但實際上，人的注意力才是平臺出售給廣告商的商品。

注意力經濟帶來了電商、流量經濟與達人經濟的繁榮，也引發(fā)了上癮、認知窄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果說AI在職場中帶來的最大改變，是消滅無聊的工作、釋放時間用于創(chuàng)造力，那么在商業(yè)場景中，AI同樣正在顛覆注意力經濟。

這種顛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是對時間的極大節(jié)約。

人們將不再愿意把大量時間花在搜索上，無論是搜索信息還是搜索商品。AI正在快速蠶食傳統(tǒng)搜索引擎的使用場景，它不僅能夠直接給出答案，還可以根據不同用戶需求提供解釋。電商則是下一個極有可能被AI智能體重塑的領域：導購智能體將傾聽用戶需求，比較不同產品的規(guī)格與價格，給出推薦，甚至直接完成支付。

這將從根本上動搖注意力經濟的邏輯。過去，平臺通過搜索廣告、信息流和達人帶貨來爭奪人的注意力，并由此形成高度依賴時長、甚至令人上癮的商業(yè)模式。未來，它們需要爭奪的將是AI的注意力。一個明顯變化，是生成式引擎優(yōu)化（GEO）的興起——品牌開始研究如何被AI智能體“理解”和“推薦”，而不只是如何吸引人的眼球。

第二，是互聯網與APP生態(tài)的重構。

當信息搜集與決策越來越多由AI智能體完成，網站與APP原本以“吸引人停留”為目標的可視化設計，將逐步讓位于結構化、可調用的數據接口。真正重要的，不再是頁面是否好看，而是信息是否能夠被高效理解與調用。

圍繞這一變化，新的技術規(guī)則正在浮現。

AI初創(chuàng)公司Anthropic提出的MCP（Model Context Protocol），為智能體制定了直接調用數據與服務的通用規(guī)范，使大量原本依賴網頁與APP界面的操作，能夠在后臺完成。

谷歌提出的A2A（Agent-to-Agent）協議，則進一步指向智能體之間的協作，認為未來復雜任務將由多個專業(yè)智能體分工完成，而非由單一系統(tǒng)承擔。

這些探索指向同一個方向：當智能體成為主要“用戶”，互聯網的核心競爭力將從“爭奪注意力”，轉向“高效解決問題”。

注意力經濟是移動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商業(yè)模式，可謂“得流量者得天下”；而AI智能體正在開啟一場深刻的效率革命。誰能更高效、更精準地幫助用戶完成任務，誰就掌握了AI時代真正的入口。從網站，到APP，再到智能體，人機互動的形態(tài)仍在持續(xù)演進。

五、展望四：相對論的世界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相對論的世界：相對于過去幾年全球對安全的高度強調，發(fā)展再次成為重點；相對于機器批量處理信息的高效率，人應當更多投身于探索未知的低效工作；相對于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基礎上的傳統(tǒng)商業(yè)模式，AI正在引入一個知識普惠、賦能消費者的時代，使依賴信息差牟利的空間不斷收窄。

所謂相對論的世界，本質上是一套在動態(tài)比較中認識自我、定位未來的方法論。在地緣政治充滿不確定性、AI狂飆帶來深刻變化的時代，任何國家或現象都無法被孤立理解，其特質、優(yōu)勢與問題，只有在與其他主要參照系的對比與映照中，才能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

這種相對性，也體現在不同類型資本供給與需求關系的變化之中。金融資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在任何一個時間點都不可能平起平坐；在不同發(fā)展階段、不同國家，它們會呈現出相對充�；蛳鄬ο∪钡臓顟B(tài)，從而決定增長方式與制度選擇。

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初期，人力資本——尤其是受過基礎教育但成本較低的非技能勞動力——相對充裕，自然資本也較為豐富。充裕意味著廉價，這推動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yè)的發(fā)展，也使“先污染、后治理”成為可能。相反，當時金融資本高度稀缺，需要引進外資；高質量人力資本同樣不足，經營管理人才亟需向外學習。

經過四十多年的快速發(fā)展，這一結構已經發(fā)生變化。金融資本不再稀缺，自然資本卻日益稀缺，這正是強調“綠水青山”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的現實基礎，也是歐美政府與企業(yè)在過去二十年中更加重視自然資本的原因。自然資本的稀缺，直接推動了對新能源、減排和環(huán)保產業(yè)的持續(xù)投入。

在AI快速推進的背景下，四類資本將再次發(fā)生顯著調整。首當其沖的是人力資本，其價值面臨被重新定價的壓力：無論是零工經濟中高度同質化的個體，還是知識經濟中的入門級崗位，以及企業(yè)組織中的中層管理者，都將受到普惠型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廉價勞動”沖擊。

這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人力資本的培養(yǎng)方式。當知識日益豐裕、普惠且廉價，如果教育體系仍沿用匱乏時代的流水線式標準化產出，以及過早篩選的單一評價機制，就容易損傷內驅力，削弱整體多樣性，不利于創(chuàng)新型人力資本的形成。換言之，在AI時代，當知識變得廉價，智慧反而更加稀缺。

與之相對，社會資本可能迎來升值。社會資本指信任、協作網絡、人際關系與社區(qū)歸屬等無法被AI替代的人類特質。在AI批量處理標準化任務的時代，人的創(chuàng)造力、復雜溝通能力、建立信任與應對模糊問題的能力，將變得愈發(fā)重要。而這些能力的形成，依賴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接，而非人與AI之間的虛擬互動。因此，能夠提供真實社會互動、增強參與感的社區(qū)與社群，其價值將持續(xù)上升。

凱恩斯在1930年曾預測，隨著生產力大幅提升，到2030年前后，人類每周平均只需工作15小時�，F實的發(fā)展路徑并未完全印證這一判斷：移動互聯網反而進一步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邊界，延長了工作時間。以美國為例，白領工時并未縮短。

然而，當AI深度參與工作流程，替人們完成大量低效任務，并顯著提升知識工作者效率時，時間的價值將被重新審視。在一個由AI推動生產力持續(xù)提升的未來，每周投入有限時間從事高價值、高創(chuàng)造力的工作，其余時間用于投資人力資本、積累社會資本、保護自然資本，將成為一種更具可持續(xù)性的生活方式。屆時，凱恩斯的判斷，或許將以另一種方式得到回應。

六、展望五：雙速經濟與存量時代

從對樂觀未來的展望回到當下，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中美兩國正面臨著一種相似但成因各異的結構性經濟矛盾——雙速經濟。所謂雙速經濟，是指經濟不同部門以截然不同的速度發(fā)展：科技領域和金融市場持續(xù)加速，而普通民眾的實際生活水平與傳統(tǒng)經濟部門卻承受壓力。

在美國，雙速經濟表現為少數精英與普通大眾的明顯分化。一邊是少數高科技產業(yè)與精英階層財富的快速增長，另一邊則是普通民眾在生活成本和就業(yè)機會上感受到的停滯與壓力。這種情形與一個多世紀前的“鍍金時代”高度相似：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經濟繁榮更多集中于資本市場。

當下，美國的增長動力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股市與AI相關投資，但大多數家庭并不直接參與其中。與此同時，持續(xù)的通脹侵蝕了普通家庭的購買力。與2019年相比，食品雜貨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顯著上漲，明顯快于收入增長，生活質量承壓。

中國的雙速經濟困境則更具結構性特征。盡管外部環(huán)境復雜、貿易摩擦持續(xù)，但出口仍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整體增長，外貿順差維持在高位。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國內經濟受到房地產長期調整、消費疲軟、信心不足以及青年就業(yè)壓力等多重因素影響，復蘇動力不足。

中美雙速經濟的共性在于，加速世界的核心推動力都是AI。AI基礎設施投資、應用場景的快速擴展，以及對能源與算力體系的持續(xù)投入，構成了全球范圍內的“加速帶”，盡管圍繞泡沫風險的討論始終存在。

減速世界則呈現出不同面貌。在美國，AI正在加劇職場分化：一方面，頂尖人才借助AI工具進一步放大生產力優(yōu)勢，獲得更高回報；另一方面，自動化使應屆畢業(yè)生和初級白領崗位變得更加脆弱，招聘趨緩、裁員增加。

AI可能取代約50%的入門級白領工作，使年輕人職業(yè)階梯的底部不斷被削弱，這一趨勢在中國大學生就業(yè)市場上同樣已有明顯體現。但中國的減速世界還疊加了另一重特征，即零工經濟的持續(xù)擴張。勞動力結構正從制造業(yè)和建筑業(yè)，進一步向服務業(yè)轉移，大量勞動力涌入即時配送等領域，規(guī)模已十分龐大。

雙速經濟的存在，也在倒逼我們重新理解經濟運行的全貌。AI與高科技創(chuàng)新固然重要，但服務業(yè)依然是就業(yè)與收入的基本盤。推動服務業(yè)改革、創(chuàng)造更多穩(wěn)定就業(yè)機會、逐步改善收入預期，應當成為中長期政策的重點方向。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清醒認識到，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存量時代。與“水漲船高”的增量時代不同，存量時代的經濟體量巨大，但增長不再普惠，考驗的不再是膽量，而是能力；機會更加分化，普通人向上流動的難度明顯上升。

存量時代如何破局？答案仍然需要回到更大的周期中去思考。

七、結語：四季輪回看大周期

站在2025年年底回望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人們頻繁談論“大周期”。如果將時間軸拉得更長，中國的增量時代，可以用春夏秋冬的四季來理解。

1978年至2001年是春天。改革開放釋放了長期制度紅利，企業(yè)在這一階段完成原始積累，只要專注于質量與效率，就能持續(xù)生長。

2001年至2010年是夏天。加入WTO后，全球化浪潮推著中國高速前行，增長幾乎覆蓋所有領域。

2010年至2020年是秋天。早期播種的企業(yè)開始集中收獲，增長邏輯從做產品轉向做品牌，從規(guī)模擴張轉向結構優(yōu)化。

2020年至2025年進入冬天。 這是一個優(yōu)勝劣汰、考驗韌性且高度分化的階段，增長不再普惠，個體和企業(yè)差距迅速拉開。

在這樣的階段，當越來越多的人感嘆日子不好過，關鍵或許不在于反復討論外部環(huán)境，而在于判斷自己是否仍停留在正在被淘汰的軌道上，以及是否具備完成位置轉換的能力。

理解中國增量時代的周期，有助于理解企業(yè)與個人的生命周期。順勢而為與把握時機始終重要：春天播種，夏天成長，秋天收獲；而在周期已轉向時仍沿用舊路徑，往往意味著錯配。

展望未來，新一輪四季輪回正在開啟。新的大周期，需要新的定位：既要全力擁抱AI技術浪潮帶來的結構性機會，也要適應G2格局下全球博弈的不確定性。當我們走向2026—2030年的新“春天”，必須清醒認識到，這一次的氣候與土壤已不同于過往，唯有更多探索與創(chuàng)新，才能完成真正的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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