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日凌晨，天安門廣場的禮炮余音尚未散去，北京東四的一間臨時辦公室里卻依舊燈火通明。墻角煤油燈不時發(fā)出噼啪聲，映出幾張寫滿修改意見的圖紙，一位形容清瘦的女建筑師靠在藤椅上喘氣，膝頭鋪著速寫板——她就是林徽因。國慶閱兵剛結束，群眾并不知道，在城樓正中央本應高懸的國徽還停留在圖紙階段。時間緊、任務重，“十一”慶典只能先用紅旗頂替，但中央要求：1950年10月1日前，國徽必須正式亮相。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林徽因與同事們開啟了近乎一年馬拉松式的設計與再設計。

回溯到1949年7月，中央決定向全國公開征集國徽草稿，短短數周便收到九百余件方案。大多作品構思大膽卻缺乏整合，未能在人文意蘊與時代精神之間找到最佳平衡。為確保質量，文化教育委員會從院校中抽調骨干，成立兩個專家小組：張仃統(tǒng)領中央美院組，梁思成、林徽因負責清華大學組。彼時梁思成46歲，身體雖有舊傷，仍日夜奔忙；林徽因剛剛做完鈣片靜脈注射，仍舊堅持拄著拐杖進出畫室。接到任命的當天，夫妻二人對視片刻，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了一句：“不能辜負新中國第一面‘臉’?！?/p>

兩組最初的方案風格截然不同。中央美院稿把天安門城樓置于中央，氣勢十足，卻稍顯繁復。清華組稿則將五角紅星與玉璧組合，象征“完璧歸趙”，線條簡潔但缺乏情感張力。8月中旬，審查委員會給出評語：“可取其長，再加融合?！币痪湓掽c破癥結，卻也意味著全部重來。對林徽因而言，這幾乎是強弩之末——她右腎早在1947年切除，常年低燒動輒39攝氏度，醫(yī)生叮囑靜養(yǎng)，她卻把病歷夾進圖紙袋，“畫完這稿再休息”成了口頭禪。

9月的北京進入秋高氣爽季節(jié)，林徽因卻愈加虛弱。每畫完一張方案，她就瞇眼靠椅，雙手仍緊握鉛筆。梁思成心疼，又無計可施，索性翻閱《難經》自學脈診，盼望哪怕減輕妻子幾分痛苦。忙碌間，兩人意識到：要想讓設計“活”起來，必須讓工農大眾一眼認出自己。于是麥穗、齒輪被加入圖稿，象征農業(yè)與工業(yè)，紅星依舊高懸頂端?？稍诩毠?jié)排列上，夫妻倆又與美院同事產生分歧——天安門居中還是下沉？玉璧要不要繼續(xù)保留？爭論聲此起彼伏，最后決定“對半開”：天安門取代玉璧居中央，玉璧則轉化為外圈圓環(huán)，既保留“完整”寓意，又襯得畫面更加飽滿。

方案提交后進入第三次評審。那是1950年1月19日的下午，周恩來總理翻著圖紙沉吟良久，突然抬頭笑道：“麥穗有了，小麥象征北方，可南方稻谷呢？加上稻穗就好了。”一句話讓設計師們瞬間明白欠缺之處——中國地域遼闊，南稻北麥才是真實圖景。林徽因當即記下要點，返身補畫。第二天，圖面上多了一彎金黃稻穗，與麥穗交錯環(huán)抱天安門，自然又大氣。若干年后有人回憶，周恩來那一刻說得輕松，實際卻是他1942年在重慶聽宋慶齡感慨“稻穗比金子珍貴”時就埋下的伏筆。

色彩問題也在此后定案。最初清華組喜歡“赤、黃、青、白”四色對比，具有傳統(tǒng)壁畫意味，卻不利于遠觀識別。經討論，最終取紅與金兩色：紅底既與國旗呼應，也寓意革命；金色象征光明與收獲。林徽因在筆記上寫道：“兩色相撞，最好；太花易散神。”幾句樸素話語，卻道出徽章設計的核心尺度——簡潔，不簡單。

圖稿定下后，制作任務落到沈陽第一機器廠。2月初，來自全國各地的工匠云集車間，僅圖紙就貼滿整面墻。木質模型先期試刻，用于校正比例，日夜打磨七十多天。七個月后，銅鋁合金正式澆鑄完成，直徑國徽1.5米，重約500公斤。工人們說，做這件活兒從沒覺得累，機器一停耳邊便空落落的，“像是耽誤了國家大事”。國慶前夕，國徽由專列護送進京，抵達天安門廣場時已是深夜，城樓燈火通明，所有人屏氣凝神。最后一顆螺栓擰緊的瞬間，一名老工匠默默抹掉額頭機油，“這輩子值了”四個字哽在喉頭，卻沒講出口。

遺憾的是，就在國徽高懸城樓的那一年秋天，林徽因的病情急轉直下。1950年冬，她將設計獎金——合計800斤小米——悉數捐給赴朝志愿軍，自己只留下一張收據。醫(yī)生反復囑咐靜養(yǎng)，她仍抱著《史記》和幾本建筑手稿，籌劃撰寫《漢武帝傳》?？墒菚r間不給機會。1955年3月31日深夜，她在協和醫(yī)院微弱地對護士說：“讓思成來?！敝蛋嘧o士怕打擾旁人，只答“天快亮了再說”。凌晨4時20分，林徽因心跳停止，享年51歲。梁思成趕到，泣不成聲，只能攥緊她的手，反復呢喃：“國徽定了，你放心。”

林徽因的離世，給中國建筑界留下巨大空白，卻也讓世人明白那面紅底金紋的徽章凝聚了怎樣的意志與才華。麥穗與稻穗環(huán)抱天安門，高懸城樓七十二年，經歷風雨、閱盡煙火，它已遠不止國家象征，更是設計者化入金屬的心跳?？v然歲月更迭，當年那盞煤油燈下一次次修改的曲線，仍在靜靜訴說：新中國的第一面“臉”，由一位抱病的詩人兼建筑師，以極限的靈魂深度親筆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