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在文水縣城的醫(yī)院當(dāng)中，胡文秀快要不行了，忽然抬起手指向自己的胸口。守在床邊的小女兒劉芳蘭彎下了腰，聽到母親小聲地說：心病……沒有護住胡蘭子……這句話像是臨終的懺悔，實際上是纏繞了四十年的心結(jié)。在當(dāng)年劉胡蘭犧牲之后，這位繼母不僅承受著失去女兒的痛苦，還背負著出賣繼女的壞名聲長達半輩子。

胡文秀嫁入劉家的時候剛二十歲。她比劉胡蘭的父親小十六歲。她給姐妹倆改名字這件事情挺有意思。原本名叫劉富蘭的姑娘，被她改成了隨她姓氏的劉胡蘭。本來是想要把她當(dāng)作自己親生的孩子來對待，沒有料到后來卻成了繼母刻意抹去生母痕跡的罪證。更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教劉胡蘭認字時所使用的《岳母刺字》這個故事，后來被歪曲理解成是用封建思想來毒害青少年。只有老天爺知道這位農(nóng)村婦女當(dāng)年僅僅是單純地想要給孩子灌輸忠義的觀念。

我認為胡文秀的委屈存在于歷史之中。1947年1月12日劉胡蘭犧牲的時候，她想要沖出去保護孩子，被鄉(xiāng)親拉住。之后戰(zhàn)斗劇社將此編入話劇，但是在文革時期臺詞發(fā)生了變化，變成了繼母冷眼旁觀。1970年的批斗會上，有人拿著劉胡蘭生前打補丁的棉襖進行質(zhì)問，聲稱如果真的對女兒好，怎么會讓她穿這樣的衣服。他們忘記了棉襖肘部的補丁是胡文秀用自己嫁妝里最后的一塊綢緞縫上的，那件棉襖是胡文秀熬夜紡線換來布料制作而成的。

1967年的那張大字報使得心病扎根。當(dāng)時有人翻出石五則的供詞，硬說胡文秀是因為嫉妒繼女受到組織的重視才進行告密。周恩來親自批示進行平反，可是流言卻如同刺扎進肉里一般。到了1980年，她還對著采訪者輕聲說道：胡蘭子在臨走的時候把萬金油盒塞給我，那是對我信得過啊。這樣的自我剖白，比任何的辯解都更讓人感到心酸。

胡文秀用她的后半生來進行某種贖罪。在劉胡蘭紀(jì)念館籌建的記錄中寫到，她連續(xù)三個月每天行走二十里山路。在收集烈士遺物的時候，連半截鉛筆頭都不會放過。有一次在省城作報告的時候，她突然打斷流程說要把胡蘭腳上的凍瘡畫出來，硬是讓美工修改了三次畫稿。這種執(zhí)拗或許就是她把沒有實現(xiàn)的母愛全部放在歷史還原里了。

更難得的是她非常清醒。在1954年她當(dāng)選全國人大代表之后，她堅持使用劉胡蘭母親這個稱呼去參加會議，而不使用自己的本名。有工作人員建議她改回胡文秀代表，她搖著頭說：我是因為沾了胡蘭的光。這種界限感比很多搶著貼金的親屬要好得多。就連毛澤東兩次題詞的原件丟失了，她也只是說怪自己沒有藏好，從來不敢去抱怨別人。

心病需要依靠時代來進行治越。在1982年，黨史部門對真相進行澄清的時候，特別說明胡文秀同志冒著危險保存烈士的遺物，那份文件被她折好之后壓在枕頭下面。在臨終前的一周，她突然要求聽山西梆子《劉胡蘭》的選段。當(dāng)唱到繼母在燈下補戰(zhàn)旗的時候，老人眼角有淚水流進了鬢角的白發(fā)之中。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胡文秀心中的病癥實際上是代際創(chuàng)傷的一個縮影。她需要在政治風(fēng)暴當(dāng)中守護烈士母親的尊嚴(yán)，同時還要消化繼母終究存在著一層隔閡般的世俗眼光。如同她晚年常常念叨的：胡蘭是國家的女兒，而我僅僅是為了千萬人充當(dāng)了一次母親。這句話里包含著豁達也包含著苦澀，或許這就是兩代女性共同的命運的一種注解。

1986年春天來臨的時候，胡文秀的墓前放置著兩樣物品。一樣是劉胡蘭使用過的萬金油鐵盒，另外一樣是周總理批示平反的復(fù)印件。這兩個物品看起來沒有關(guān)聯(lián)，卻能夠拼湊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歷史或許會冤枉活著的人，可是時間最終會將傷口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