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知章不是橫空出世的天才，也不是少年得志的寵兒。

他走的路，彎、緩、窄，但一步?jīng)]踏空。

他的履歷放在整個唐代詩人群體里，幾乎算得上“異類”——三十六歲才登第，八十五歲告老還鄉(xiāng)，中間整整五十年在朝為官，一次貶謫都沒有。

這件事本身就足夠讓人多看兩眼。

要知道，同時代的王維曾因安史之亂牽連險遭清算，李白被“賜金放還”算體面，杜甫流離半生，最后病死在湘江孤舟上；劉禹錫、柳宗元這些永貞革新派骨干，一個被貶朗州近十年，一個死在柳州任上；白居易早年也因《新樂府》觸怒權貴，外放江州司馬……

偏偏賀知章，像一艘行在靜水深流里的船，既不搶風頭，也不觸暗礁，穩(wěn)穩(wěn)當當漂了半個世紀。

他的起點，其實連“低開”都算不上，只能叫“尋?！?。

越州永興（今浙江杭州蕭山）一個普通士族家庭，父親名諱已不可考，母親姓氏亦無明確記載，家世既非五姓七望，也非關隴勛貴，頂多算地方上有幾畝田、幾卷書的清白門戶。

真正讓他顯出韌勁的，是科舉路上的“斷檔期”。

他早年通過地方選拔，取得“鄉(xiāng)貢進士”資格，具備了赴京應試的入場券。

但就在躊躇滿志準備沖擊更高功名時，朝廷突然暫停科舉。

這件事，《唐會要》《登科記考》里有明確記載：武則天執(zhí)政初期，為削弱關隴集團對選官渠道的壟斷，曾兩度中斷?？瓶荚?，改由制舉和薦舉取士。

第一次停擺從光宅元年（684）延續(xù)到永昌元年（689），前后五年；第二次從載初元年（690）武周代唐起，直到證圣元年（695）恢復進士科，足足中斷了六年。

賀知章正好卡在第二次停擺期間。

他沒有選擇去鉆營制舉的窄門——那些臨時設置的科目，往往需要權貴提攜，且錄取人數(shù)極少；也沒有接受地方推薦去做低級吏員——像縣尉、主簿那樣事務繁雜又難有晉升空間的職位。

他選擇了最笨的辦法：回鄉(xiāng)，繼續(xù)讀。

五經(jīng)——《詩》《書》《禮》《易》《春秋》，一遍遍啃，一字字嚼。

不是泛泛瀏覽，而是“精熟”，是能逐句背誦、能辨析義理、能在策論中引經(jīng)據(jù)典、左右逢源的那種熟。

鄰居的閑話，史書不會錄，但按常理推斷，一個三十多歲、功名無著的讀書人，在鄉(xiāng)里免不了被議論“蹉跎”“無望”。

他母親的擔憂，倒是在《賀知章傳》里留了痕跡：“家貧，欲使就吏職”，意思是家里經(jīng)濟不寬裕，希望他先謀個差事養(yǎng)家。

他沒聽。

不是倔強，更像一種固執(zhí)的等待——他相信，總有一天，那扇大門會重新打開。

機會真的來了。

證圣元年，武則天下詔恢復進士科考試。

此時賀知章三十六歲。

但他去了。

帶著十幾年積攢的學養(yǎng)，也帶著一種近乎孤注一擲的平靜。

那一年的策題已佚，但觀其結果，賀知章的答卷顯然擊中了要害。

他被拔為狀元，由武則天親自“御筆親點”。

這不是后人附會，兩《唐書》均明確記載：“證圣初，擢進士超拔群類科第一”，“超拔群類”是武則天特設的優(yōu)等名目，相當于狀元中的狀元。

更關鍵的是，他是浙江有史可證的第一位狀元。

在他之前，越地雖出過虞世南、孔穎達這樣的大儒，但都是以門蔭或薦舉起家，通過正規(guī)科舉登頂者，賀知章是頭一個。

這個“第一”，意義遠超個人榮譽——它標志著江南士子正式擠進帝國核心人才梯隊，科舉這桿秤，開始真正向才學傾斜，而非僅看門第。

中狀元后，授官國子四門博士。

這個職位聽著體面，實則清冷。

博士是正七品下，負責講授儒家經(jīng)典，月俸僅六千錢，遠低于同級地方官。

同期進士，有人一入仕即授縣尉，有人得補校書郎，多少有點實權或升遷捷徑。

賀知章卻一頭扎進書齋，一待就是十八年。

十八年未升遷，在唐代官場絕非正常現(xiàn)象。

唐代官員考核實行“四善二十七最”，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合格者敘階，優(yōu)異者超遷。

像張九齡，二十六歲中進士，二十八歲任校書郎，三十二歲升左拾遺；張說二十三歲中進士，二十六歲入直史館，三十歲已為鳳閣舍人。

賀知章的“停滯”，不是能力問題——他后來升遷極快，足見才干；也不是政治站隊失誤——他歷經(jīng)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始終平穩(wěn)；更像是他主動選擇了“不冒進”。

他教書，不是敷衍了事。

這種“不爭”，不是躺平，是清醒的蓄勢。

他看透了：在權力核心未形成之前，貿(mào)然站隊，風險遠大于收益。

轉機出現(xiàn)在先天二年（713），玄宗鏟除太平公主集團，真正親政，開始大規(guī)模啟用新人。

賀知章的表弟陸象先，因在政變中立場堅定，升任宰相。

陸象先向玄宗舉薦了這位沉寂多年的兄長。

注意，史書說的是“薦之”，不是“力薦”“泣薦”，措辭克制，可見推薦分寸拿捏極準——既盡了親誼，又不顯私心。

玄宗召見了賀知章。

此時他五十四歲，須發(fā)已白，但談吐清朗，應對得體。

皇帝當場授他太常博士，從七品下躍至從五品上，連跳四級。

緊接著，遷禮部員外郎、司封員外郎，再轉太子洗馬——這個職位雖仍從五品下，卻是東宮近臣，政治含金量陡增。

開元十三年（725），升任禮部侍郎，正四品下；同年，玄宗封禪泰山，賀知章以禮官身份隨行，參與制定儀注，這是極高的信任。

六十六歲那年，他被任命為太子賓客，正三品，成為太子李亨（即后來的肅宗）的輔佐重臣。

太子賓客不是虛銜。

賀知章在任上做了兩件實事：一是主持修訂《開元禮》中與東宮相關的部分；二是為太子講授《孝經(jīng)》《論語》，并編纂《東宮要錄》——這本書后來散佚，但《唐會要》提到它“采群書要義，以備儲貳觀覽”，說明是經(jīng)世致用的教材。

七十九歲，他加授秘書監(jiān)，仍兼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銜。

從此朝野稱他“賀監(jiān)”，這個稱呼里，有敬重，也有親近。

沒有一步是靠投機，沒有一階是憑鉆營，全是實打實的資歷與口碑堆出來的。

為什么他能躲過所有政治風暴？核心就一點：不結黨。

唐代中前期，政爭慘烈。

神龍政變、景龍政變、唐隆政變、先天政變……每一次都血流成河。

韋后集團、太平公主黨、張說與張嘉貞之爭、李林甫與李適之爭……賀知章身處漩渦邊緣，卻始終未被卷入。

他與張說交好，但張說罷相時，他未受牽連；他舉薦過李邕，李邕后來被李林甫構陷致死，他亦安然無恙；就連權傾朝野的李林甫，也對他禮敬有加——《明皇雜錄》載，李林甫修《唐六典》，專程請賀知章“覆審禮制篇章”。

他的處事法則，可概括為三條：第一，守本分。

在什么位置，就干什么事。

教書就好好教書，做禮官就精研儀注，任秘書監(jiān)就厘清典籍。

不越位議政，不越職建言。

第二，重交誼，輕利益。

他交友極廣，上至宰相，下至布衣，從不以官位高低論親疏。

李白初到長安，默默無聞，他主動拜訪；草書僧人懷素游京，他欣然題跋；連市井酒徒，也能與他同醉。

但這些交往，止于詩酒唱和、學問切磋，從不涉及利益輸送或政治密謀。

第三，知進退。

該說話時說話，該沉默時沉默。

開元后期，玄宗漸怠政事，李林甫專權，賀知章明顯減少了公開議政。

史載他“每值朝會，多托病不預”，不是真病，是主動疏離權力中心。

這種“退”，不是消極，是高級的自我保護。

現(xiàn)存詩僅十九首，全收在《全唐詩》卷一一二，但首首可誦。

《詠柳》的妙，在“碧玉”與“綠絲絳”的意象嫁接——把早春新柳比作妝成的碧玉美人，又把萬千柳條喻為垂落的絲帶，最后“二月春風似剪刀”一收，既寫出風的力度，又賦予自然以匠心，整首詩像一幅工筆與寫意交融的絹本小品。

《回鄉(xiāng)偶書二首》更見功力。

第一首“少小離家老大回……”寫形貌之變與鄉(xiāng)音之恒的張力；第二首“離別家鄉(xiāng)歲月多……”則聚焦物是人非：門前鏡湖水波依舊，但當年折柳送別的故人，早已“半死生”。

沒有嚎啕，沒有感慨，就用“兒童笑問”一個細節(jié)，把五十年時光的重量壓進讀者心里。

這種克制的抒情，比直抒胸臆更有力。

他的狂，是真狂，不是裝的。

杜甫《飲中八仙歌》把他排第一：“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strong>

這絕非夸張。

《本事詩》記，他醉后?！敖饨瘕敁Q酒”，金龜是三品以上官員的佩飾，相當于把官階符號當場典當換酒喝。

這種行為，在等級森嚴的唐代，近乎“失儀”，但沒人彈劾他——因為大家知道，賀監(jiān)的狂，只對酒，不對人；只傷己，不傷政。

李白四十二歲入長安，獻《大獵賦》《大鵬賦》，聲名未顯。

賀知章已八十三歲，位至秘書監(jiān)，卻主動約見這位后生。

李白呈上《蜀道難》，賀知章讀至“噫吁嚱，危乎高哉”已面露驚色，至“黃鶴之飛尚不得過”更拍案，讀完全篇，脫口而出“謫仙人”。

他當場解下金龜換酒，與李白痛飲。

此事見于李陽冰《草堂集序》、孟棨《本事詩》，絕非野史杜撰。

通過賀知章引薦，李白得以見玉真公主（玄宗妹）、張垍（玄宗女婿），最終被召入翰林院供奉。

沒有賀知章這一推，李白可能終老江湖。

而賀知章對李白的欣賞，純粹基于詩才，無關功利——此時他自己已近致仕之年，提攜后進，全無私心。

他的書法，是盛唐氣象的另一種表達。

擅草書，尤精狂草，風格“縱筆如飛，若驟雨旋風”，與張旭并稱“賀張”。

現(xiàn)存唯一真跡是草書《孝經(jīng)》卷（現(xiàn)藏日本宮內(nèi)廳三之丸尚藏館），通篇二千余字，一氣呵成，無一處滯澀。

筆畫連綿如藤蔓纏繞，字勢欹側似醉漢踉蹌，但細看每個單字，結構依然嚴謹，法度森然。

宋代《宣和書譜》評：“每興發(fā)，落筆如云煙，然點畫波磔，未嘗失尺寸?！?/strong>

意思是，再狂放的揮灑，骨子里仍是楷法根基。

李白寫詩贊他：“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strong>

把賀知章比作王羲之，固然是恭維，但也說明時人公認其書藝已達晉人境界。

天寶三年（744），他做了一件震動朝野的事：上疏請致仕。

此時他八十五歲，官居正三品，太子賓客兼秘書監(jiān)，是玄宗最信任的老臣之一。

唐代官員法定致仕年齡是七十，特許者可延至七十五，八十五歲還在任的，鳳毛麟角。

他申請退休，不是裝樣子，是真退。

玄宗的反應極為罕見。

他不僅批準，還親自設宴餞行——地點在長安東郊長樂坡，規(guī)格是“百官祖餞”，皇太子以下悉數(shù)到場。

這在唐代絕無僅有。

更破例的是，玄宗下詔：將賀知章在長安的宅邸改建為道觀，賜名“千秋觀”；又敕令越州地方官，將鏡湖剡溪（今紹興鑒湖）一曲之地賜予他作養(yǎng)老別業(yè)。

千秋觀之名，取自玄宗生日“千秋節(jié)”，等于把皇帝的吉日封給了臣子；鏡湖賜地，則是實打實的經(jīng)濟保障——湖產(chǎn)魚菱，足以供養(yǎng)一家。

他回到越州，地方官不敢怠慢，按圣旨修葺千秋觀。

五十年宦海浮沉，一朝歸隱，他沒寫“久在樊籠里”的憤懣，也沒發(fā)“終返自然”的宣言，只平靜寫下《回鄉(xiāng)偶書》。

詩中那個被孩童當作陌生客的老人，不是悲情主角，倒像一個溫和的觀察者，在時光的錯位里，靜靜打量故鄉(xiāng)的變遷。

他在千秋觀住了不到一年。

天寶三載冬，病逝，享年八十六歲。

死前無特別記載，大概率是自然老去。

肅宗即位后，追贈禮部尚書——這是正三品升從二品的追榮，規(guī)格極高，足見朝廷對其一生功業(yè)的認定。

這四個字，比任何頌詞都更有力——它證明，那個八十五歲執(zhí)意歸鄉(xiāng)的老頭，最終真的回到了他出發(fā)的地方。

回看賀知章這一生，最醒目的不是“狀元”頭銜，不是“賀監(jiān)”尊稱，而是貫穿始終的“節(jié)奏感”。

他不趕時間。

別人二十歲登第，他三十六歲才起步；別人十年升五階，他十八年守一職；別人五十歲已致仕，他七十歲還在升遷。

這種“慢”，不是能力不足，是拒絕被時代的急流裹挾。

他清楚：科舉會暫停，但學問不會貶值；職位會停滯，但聲望不會清零；權勢會更迭，但人格不會破產(chǎn)。

他的幸運，表面看是“未遭貶謫”，深層看是“未被需要貶謫”。

唐代貶官，要么因政見不合（如韓愈諫佛骨），要么因黨爭牽連（如劉禹錫），要么因言辭犯忌（如白居易諷喻詩）。

賀知章既無激烈政見，又不攀附黨派，更不寫尖銳諷喻——他的詩，詠柳、回鄉(xiāng)、送別，全是私人情感的真誠流露，不涉時政，不刺權貴。

他像一株長在官道旁的柳樹，春來抽新芽，秋至褪舊葉，風雨來了彎一彎腰，風停了又挺直身子，從不試圖阻擋車馬，也不妄想成為棟梁。

他的書法也印證這一點。

狂草講究“勢”，張旭靠癲狂造勢，懷素靠苦修蓄勢，賀知章靠的是什么？是酒興，是詩情，是五十年宦海沉淀下來的從容底氣。

他的字，飛白處見空靈，頓挫處顯筋骨，通篇沒有一處是“硬拗”出來的——就像他的人生，所有轉折都顯得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八十五歲還能與李白對飲論詩，靠的不是酒量，是心氣。

李白寫“狂客歸舟逸興多”，一個“逸”字點透本質：他的狂，是精神的逸出常規(guī)，不是行為的失控。

在等級森嚴的宮廷里，能保持這種“逸”，需要極高的政治智慧與極強的自我定力。

他死后，李白寫了《對酒憶賀監(jiān)》二首，其中一句“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沒有“痛失良師”的套路，只有老友逝去后，某個黃昏獨酌時突然涌上的鼻酸。

這種私人化的情感，比官方追贈更有溫度。

賀知章的奇跡，不在于他做到了什么驚天動地的事，而在于他守住了一條底線：做官，但不讓官位定義自己；寫詩，但不靠詩歌換取功名；交友，但不因情誼卷入紛爭。

他像一個高明的平衡術大師，在仕與隱、狂與謹、進與退之間，走出了一條幾乎無人復制的窄徑。

這條窄徑的盡頭，是千秋觀里一泓鏡湖水，映著白發(fā)老人臨窗揮毫的身影。

墨跡未干，風從湖上吹來，紙角微微掀起——他伸手壓住，繼續(xù)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