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上海官場炸鍋了。

一位正局級的高干，沒有任何預(yù)兆，直接被一擼到底，連降十級，工資從幾百塊變成了幾十塊的辦事員水平，還要被發(fā)配去當(dāng)工人。

這種自由落體式的“墜毀”，在那個年代，通常只意味著兩件事：要么是通天的政治錯誤，要么是爛到根的貪腐。

就在墻倒眾人推、有人搬好板凳準(zhǔn)備看這位“落水狗”笑話的時候，北京中南海的一通電話，讓所有閑言碎語瞬間消失。

毛主席看著報告，手里的煙灰積了老長都沒彈，最后沉著臉說了八個字：“他，我要親自過問?！?/strong>

這事兒要是擱在一般人身上，估計早就涼透了。

但這個倒霉蛋叫王范，在老一輩人的圈子里，他有個讓人聽了都得抖三抖的綽號——延安城的“紅色包打聽”。

你要是把時間軸往回拉二十年，回到三十年代的上海灘，你會發(fā)現(xiàn)，這個看似大老粗的漢子，曾經(jīng)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演了一出比電影還要刺激的“無間道”。

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想象，當(dāng)年咱們搞地下工作有多野。

有一類特殊的潛伏者，他們不穿長衫，不扮老板，而是穿著這身國民黨的黑皮——警服。

王范就是這行的祖師爺級別人物。

1931年，顧順章叛變，上海地下黨那是血雨腥風(fēng)，就在這種大家都恨不得鉆地縫躲起來的時候，王范反其道行之，大搖大擺地考進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那畫面太美簡直不敢看：白天，他頭戴洋帽，拎著警棍在四馬路耀武揚威，是老百姓見了都得躲的“巡捕大人”；到了晚上，這哥們兒脫了制服，把白天搞到的抓捕黑名單，悄悄塞進交通員的手里。

這簡直就是“燈下黑”的高級玩法，心理素質(zhì)差點的人，估計三天就得精神分裂。

但王范這人是個狠角色，他不僅混進去了，還混成了警局里的紅人。

當(dāng)時特科給他派了個要命的活兒：除掉一個姓白的叛徒。

這貨手里攥著機密，惜命得要死，整天躲在妓院“春江樓”里，門口保鏢站了一排。

這要是硬闖，跟送死沒區(qū)別。

王范呢，穿著警服去那一片“巡邏”，早就用銀元買通了里面的茶房小伙計。

選了個大雨瓢潑的晚上，鋤奸隊沖進去，一刀封喉，干凈利落。

第二天《申報》頭版驚呼“青樓血案”，滿城風(fēng)雨。

結(jié)果負責(zé)去現(xiàn)場“查案”的，正是王范本人。

他坐在那兒喝著茶，還得裝模作樣地罵幾句“兇手太猖狂”。

白天我是抓你的警察，晚上我是殺你的判官，這種游走在刀尖上的日子，靠的不是膽子大，是命硬。

不過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的。

1932年被叛徒指認，王范還是進去了。

國民黨中統(tǒng)以為抓到了大魚，那是真下死手，老虎凳、辣椒水、電刑全招呼上了。

但他就是個銅豌豆，審訊記錄上只有那一句話值得玩味：“此人骨頭極硬，一字未吐?！?/strong>

一直熬到1937年國共合作，葉劍英點名要人，他才拖著一身傷病出來，直奔延安。

到了延安，王范的角色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zhuǎn)彎，從“潛伏者”變成了“獵狐者”。

這也是毛主席對他印象深刻的原因。

1938年，戴笠派出了王牌特工沈之岳，化名“沈輝”，裝成進步青年混進延安，甚至混進了抗大當(dāng)助教，目標(biāo)直指毛主席。

這沈之岳可是個老狐貍，偽裝得天衣無縫，見人就笑，還要搶著干臟活累活。

但這世上就沒有不透風(fēng)的墻。

時任邊區(qū)保衛(wèi)處副處長的王范，憑著多年的職業(yè)嗅覺，愣是從這個“完美青年”身上聞出了不對勁。

第一，這個自稱河南人的“沈輝”，口音里時不時冒出點江浙方言的軟糯味兒；第二，城外有個看著老實巴交的和尚，老是鬼鬼祟祟跟個小學(xué)校長接頭。

王范沒打草驚蛇，而是布了一張大網(wǎng)，搞全天候監(jiān)控。

最后雖然沈之岳嗅到危險跑路了，但他布下的整個特務(wù)網(wǎng)被王范連根拔起，直接除了這一大隱患。

毛主席后來特意表揚說：“不僅要會打仗，還要會防暗箭，王范這雙眼睛，毒得很。”

那么問題來了，這么一個功臣，建國后怎么就混到了“連降十級”的地步？

王范是貧苦出身，沒讀過幾本書，他的邏輯簡單粗暴，那是戰(zhàn)爭年代練出來的生存法則。

1949年進京那會兒，有個事兒特典型。

中央機關(guān)夜里往香山轉(zhuǎn)移，路況爛得要命，還怕有特務(wù)埋地雷。

王范負責(zé)開道，那吉普車開得跟飛一樣，把后面領(lǐng)導(dǎo)的車隊甩得老遠。

周總理后來批評他：“你前面一跑，后面不識路，翻溝里怎么辦？”

王范的回答那是相當(dāng)硬核，讓人哭笑不得：“前面如果有地雷，我先炸死，后面的首長就能停車后撤。”

前面的地雷我先踩，首長就能活，這就是那個年代這幫老革命最樸素的生死邏輯。

這種邏輯在戰(zhàn)場上是護身符，到了和平年代搞行政建設(shè)，就成了“作風(fēng)霸道”、“簡單粗暴”的把柄。

1958年的那次處分，表面上是因為他在上海肅反工作太強硬，得罪了不少人，被扣上了帽子。

那時候政治運動多，很多人這么一摔就再也沒爬起來。

但王范運氣好，他碰上的是念舊的毛主席。

當(dāng)主席說出“我要親自過問”時，其實就是在給那幫老兄弟撐腰：只要忠誠底色沒變，黨就不會忘了你。

后來上海方面重新復(fù)核，雖然沒完全官復(fù)原職，但也恢復(fù)了級別，安排了工作。

王范這人也想得開，后半生過得特低調(diào)。

誰能想到，這個當(dāng)年在上海灘呼風(fēng)喚雨、在延安抓特務(wù)的傳奇人物，晚年家里最值錢的家當(dāng)，就是幾本翻爛的書和一個行軍用的舊水壺。

1967年，王范病逝，終年62歲。

他在日記里留下的那句話，成了那個年代最硬的墓志銘。

參考資料：

上海市公安局史志辦，《上海公安志》，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1997年。

穆玉敏，《北京警察百年》，中國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

郝在今，《中國秘密戰(zhàn)》，作家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