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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文開展之前，要先講一個事情。

1948年4月30日，新華社播發(fā)了中共中央關于五一勞動節(jié)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討論并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

盡管當時三大戰(zhàn)役尚未開始，但隨著我黨播發(fā)五一勞動節(jié)口號后，表明我黨在后續(xù)有信心也有能力推翻國民黨當局的反動統(tǒng)治。

在五一節(jié)當天，毛主席還致電在香港的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民主同盟代主席沈鈞儒商討成立政協(xié)的具體事宜。

不過，也就是在當年八月，周恩來卻致電香港分局以及潘漢年，并提出嚴厲批評，還稱香港分局及潘漢年的“政治注意力甚弱”。

圖|潘漢年

原因在于當時周恩來通過各種渠道得知，中共“五一口號”發(fā)布后，香港、上海及各地各民主黨派均有熱烈響應。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將5月5日民主黨派的兩份通電約略告知中央，在中央催問下，直至7月中旬才將全文報告，而且沒有轉(zhuǎn)報其他通電及宣言。

周恩來認為，香港分局以及潘漢年的延誤行為，造成了中央決策部署的延后。

“政治注意力甚弱”是周恩來對這位陪伴多年的老部下一個很嚴厲的批評，也是一個極為精準的評價。

潘漢年當年之所以未及時將在上海的各個民主黨派的通電、宣言報告中央，主要也是考慮到了當時在香港的民主黨派，不少都處于觀望之中，態(tài)度并不是那么明朗。

比如當時代表民盟的沈鈞儒，就明確提出迅速召開新政協(xié)有利于全國解放的推進，而代表民革的李濟深認為應該推遲新政協(xié)。

也因為各個民主黨派內(nèi)部討論有各種各樣的分歧，所以社會上各方面的流言也特別多。不少人都在觀望，還有人在猶豫，還有人待價而沽。

這也表明，當時中共與各個民主黨派之間，關系確實微妙。

更重要的是，當時國際上美蘇兩個國家在針對國共問題上，似乎已經(jīng)有了合作的跡象，這無異于是給當時大廈將傾的國民黨當局注入了一針強心劑。

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潘漢年自己也是有苦難言。

不過，后來事實說明，潘漢年是該想的沒有好好想，不該想的想了一大堆。

這一點，從周恩來批評潘漢年“政治注意力甚弱”就能看得出來。

2

1955年3月中旬，潘漢年赴北京參加會議，此次會議有一項重要的議程，就是對剛發(fā)生不久的“高、饒事件”，當時出席會議的不少人都先后表態(tài)，談了過去自己與高、饒之間的關系，并講了一些自己的問題。

毛主席對此非常贊同，他后來在會上號召：

“凡是和高、饒問題有某些牽連的或歷史上有問題而沒有交代的高級干部，都應當主動地把問題向中央講清楚?！?br/>”會上還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想在會上講的，會后還可以再寫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歡迎的態(tài)度。”

當時會上還印發(fā)了一些材料，其中包括饒漱石、揚帆因為在上?！爸赜谩雍脱谧o一批反革命分子”的問題。

此前由于受此影響，被聘任為上海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主任的胡均鶴已經(jīng)于1954年9月被捕，揚帆于當年年底被送至北京隔離審查。

潘漢年想起來自己在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在南京會見汪精衛(wèi)一事，這件事他一直沒有向中央說清楚。

1955年4月1日，潘漢年向同行的陳毅匯報了這件事，陳毅聽后大吃一驚，第二天就向毛主席匯報了這件事。不料毛主席聽后震怒，立刻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p>

4月3日晚8時，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打電話通知潘漢年下樓，并當面宣布了他被逮捕審查的決定。

潘漢年被捕之初，因?qū)ν獗Ｃ?，只有少?shù)人知道內(nèi)情，陳毅后來率領上海代表團參加了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他對代表團宣布了潘漢年被捕的消息，并提醒眾人注意保密，他還安慰眾人：

“潘漢年從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識或時有來往的，請不要擔心。因為潘漢年是由內(nèi)奸問題被捕的，這事發(fā)生在1943年。在這以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的任務，并沒有叛黨的嫌疑?！?br/>

從陳老總的態(tài)度也能看出來，他對潘漢年所謂“內(nèi)奸”問題是有疑慮的，所以他在講話過程中，也是留了余地的。

事實上，就連潘漢年也一直認為，自己最多受到處分，然而他并沒有想到，這會成為他身陷囹圄的開端。

1963年1月9日，在潘漢年被捕已經(jīng)達8年后，他收到了結案的判決通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終審判決：

“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br/>

不久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達了《執(zhí)行書》、《刑事裁定書》，宣布了潘漢年的刑期及開釋的具體時間；

“鑒于潘漢年在押期間認罪、確有悔改之表現(xiàn)，而且服刑期已超過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將潘漢年予以假釋，交公安機關管制。”

圖|潘漢年

1963年2月13日，潘漢年以“刑釋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監(jiān)獄。在公安部的安排下，到了勞改農(nóng)場——北京市南郊大興縣境內(nèi)的團河農(nóng)場，接受勞動改造。

應該指出的是，在這段時間里，潘漢年的生活待遇仍然維持了一定標準，每月有200元生活費，而且允許探親訪友。

這主要是因為在1962年國內(nèi)各方面政策都有所調(diào)整，政治氛圍也逐漸寬松，同年的1月30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發(fā)表講話：

“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關在班房里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br/>

1962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對公安部的相關報告做了批示：

“潘漢年是暗藏在黨內(nèi)很久的內(nèi)奸分子，他的罪行極為嚴重，論罪該殺。由于是從內(nèi)部查出的，因此給予寬大處理。”

一直到后來那個特殊年代到來，潘漢年夫婦于1967年3月再度被收監(jiān)受審，1970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并被“永遠開除黨籍”。

不過這其實也就都是后話了。

3

早在1956年4月，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就強調(diào)過：

“什么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zhàn)犯宣統(tǒng)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br/>

也就是說，在毛主席看來，潘漢年是有“可殺之罪”的。

可潘漢年被捕，是因為1943年私下里見汪精衛(wèi)而沒有向中央報告，而從結果來看，潘漢年私下里見汪精衛(wèi)，實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即便是事后沒有匯報，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違反了紀律，而且從事后情形來看，潘漢年會面汪精衛(wèi)，也并未透露黨的機密。

圖|胡均鶴

至于五十年代初領導上海市公安局實行“以特反特”的斗爭策略，雖然在實際操作中，客觀確實存在很多問題，包括用人不善（吸納了一部分敵特、漢奸、地痞流氓）等問題，可實在的講，在后來實際操作過程中，對于肅清國民黨特務，還是做出了一些成績的。

以上兩點，其實都達不到“可殺之罪”。

毛主席決定立即逮捕潘漢年，他的批示也很耐人尋味：

“此人從此不能信用?！?br/>

這也似乎在說明，在過去潘漢年是可以信用，這很耐人尋味。

事實上，1943年潘漢年私下里與汪精衛(wèi)會面，因為機事不密，國共雙方都曾第一時間獲知消息，蔣介石在得知這一消息后，曾指示各大媒體造謠說“延安勾結汪逆”，中共方面在獲知這一消息后，曾向潘漢年征詢過這一情況，但潘漢年當時出于個人原因，堅持稱絕無此事。

毛主席得了潘漢年的鄭重承諾后，松了一口氣，還立刻電示華中局，要求華中局方面對此辟謠：

“敵偽及國民黨各特務機關說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并見過汪精衛(wèi)等等，完全是造謠誣蔑。”

這是毛主席此前信任潘漢年的基礎，認為他對組織毫無隱瞞，忠心可鑒。

可到了1955年4月以后，隨著潘漢年主動坦承這件往事，表明他過去有所隱瞞，這也意味著他在過去復雜的革命歲月里，其實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可能隱瞞。

根據(jù)公安部預審，潘漢年被認定為是“內(nèi)奸”的主要罪狀有：

“一是1936年投降國民黨；二是抗戰(zhàn)期間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和秘密會見汪精衛(wèi)；三是上海解放后掩護大批特務反革命分 子，并向臺灣供給情報，引發(fā)上?！筠Z炸’?！?br/>

這其中第二條、第三條，分別與我們前面提到認定潘漢年有罪的事情相對應。

圖|李克農(nóng)

八十年代以后，中央給潘漢年平反，意外翻出了一份五十年代李克農(nóng)親自調(diào)查并撰寫的兩份報告。

報告上就曾指出過，抗戰(zhàn)時期中央有過指示，即打入敵人內(nèi)部利用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潘漢年與敵偽特務系統(tǒng)的接觸，是根據(jù)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在抗戰(zhàn)時期曾利用這些情報戰(zhàn)線，為黨組織提供過很多有用的情報。以上這些不應該成為潘漢年的罪狀。

李克農(nóng)的報告后來給潘漢年平反發(fā)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當時，陳云也主張給潘漢年平反，作為多年的戰(zhàn)友，他始終認為，潘漢年與汪精衛(wèi)會面，并不構成“內(nèi)奸嫌疑”，否則我黨從抗戰(zhàn)時期在上海經(jīng)營起來的地下網(wǎng)絡，早應該被敵特破壞。

后來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廖承志也很激動的表示：

“哪有不出賣自己部下來染紅帽頂子的漢奸。”

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討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討論稿）時，廖承志就公開表示了對潘漢年案的疑問：

“我記得，1946年我從南京返回延安后，曾問過康生關于潘漢年所說中央批準了要情報工作打入敵偽的方針。此事，我記憶得很清楚，康生是肯定了的。因此，我后來一貫懷疑這件公案。如果潘漢年是漢奸，他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完全可以將上海、香港的組織出賣干凈。但是，直到全國解放，我們了解的，潘所知道的香港電臺、組織，一概毫無損失。如果潘漢年所進行的‘打入敵偽取得情報’這方針，是毛主席、康生所批準的話，那么執(zhí)行這方針的潘漢年不能說是漢奸，應予平反。而且，潘漢年一案有關人員已差不多全部平反了，可見潘漢年不會是漢奸?！?br/>

另外，陳云對上?！岸鞭Z炸是潘漢年利用國民黨的秘密潛伏電臺提供的情況，這個說法更是連基本的常識也談不上，因為國民黨當局在上海經(jīng)營多年，豈能不知道楊樹浦發(fā)電廠所在的位置，還用得著潘漢年為之提供坐標！

到最后排除來看，也就只剩下第一條。

那么，潘漢年在1936年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呢？

4

1931年4月，潘漢年被捕叛變后，中央特科進行了重組。并由中央特委負責指揮，成員包括周恩來、陳云、康生、潘漢年、鄺惠安。

當時，陳賡被調(diào)到了北方，組建華北政治保衛(wèi)局（即華北特科），陳云負責中央特科的工作，潘漢年兼任二科科長，康生兼三科科長，譚忠余改任副科長，中央機關緊急轉(zhuǎn)移到法租界姚主教路（現(xiàn)余慶路）大同坊愛堂村。

1933年1月，由于敵人的破壞，中共臨時中央局在上海無法立足，于同年5月撤到了中央蘇區(qū)，不久之后，臨時中央與蘇區(qū)中央局合并，仍稱臨時中央，對外稱中共中央局。臨時中央撤離上海后，還組織成立了“中共上海中央執(zhí)行局”，作為臨時中央的派出機關。

潘漢年也是在同一時期，遵照中央指示轉(zhuǎn)移至中央蘇區(qū)，接替楊尚昆出任中央局宣傳部長。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踏上長征，潘漢年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因與共產(chǎn)國際失去聯(lián)系，陳云、潘漢年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蘇聯(lián)，向共產(chǎn)國際匯報中共遵義會議以及長征的情況。

一直到1936年5月，潘漢年才從蘇聯(lián)回到香港。

根據(jù)據(jù)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潘漢年傳》透露，潘漢年回國前王明給他下達了任務：

“要他單獨回國去執(zhí)行和國民黨南京政府直接聯(lián)絡談判的任務。同時向他交代了另一項使命，要他回國后設法找到在陜北的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機關，以便恢復中央和共產(chǎn)國際之間自長征開始后就已中斷的秘密通訊聯(lián)系。”

王明為何能指示潘漢年呢？這還要從頭說起。

胡愈之原來是中共黨員，但當時已經(jīng)與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很久，他1936年初去蘇聯(lián)，是遵照了中央代表團指示去的，目的是向中央代表團、共產(chǎn)國際匯報東北軍的情況。

中共代表團即“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是1928年黨的六大以后設置的，目的是為了方便中共中央與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系，值得一提的是，從1931年10月開始，王明就接替瞿秋白任負責人。

王明是1929年回國，此后在共產(chǎn)國際的支持下，逐漸成為黨的領導人，并采取了“左”傾冒險主義給中國革命事業(y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至1931年6月，隨著顧順章、向忠發(fā)先后被捕，黨中央在上海的領導機關遭到重大損失，王明雖然成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但他內(nèi)心深處卻并不愿意待在危險的上海，而恰在此時，共產(chǎn)國際需要中共派一個負責人到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并參加共產(chǎn)國際的領導工作。經(jīng)共產(chǎn)國際批準，王明離開國內(nèi)，再次去蘇聯(lián)。

圖|王明

為了保證自己在離開以后能繼續(xù)領導，王明經(jīng)共產(chǎn)國際批準，成立了臨時中央局，其中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任常委，并由博古負總責。

根據(jù)資料記載，王明在離開前，曾指定潘漢年為他和博古之間的聯(lián)絡人。（孫果達《解謎潘漢年事件》）

王明此后不但參與共產(chǎn)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和決策，而且成為共產(chǎn)國際領導世界革命運動的成員之一。

到1935年以后，特別是當年7月以后，共產(chǎn)國際召開了七大，確立了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王明的思想也于同時做出了轉(zhuǎn)變，為后來中國共產(chǎn)黨制定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起了積極作用。

1936年初，王明聽說胡愈之即將來莫斯科后十分高興，還向共產(chǎn)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qū)懶?，希望能獲得他的批準。

根據(jù)胡愈之回憶，當時在火車站迎接他的就是潘漢年。

1936年4月，胡愈之完成任務回國，王明要潘漢年陪同他一起回國。一個月后，兩人抵達香港。

5

按照正常的邏輯關系，潘漢年在回國之后，應立即跟在陜北的黨中央取得聯(lián)系?？筛鶕?jù)資料記載，潘漢年顯然沒這么做。

按照《潘漢年傳》的記載：

“在香港逗留、等待南京方面的回信和上海方面的情況反映時，潘漢年不失時機地拜訪或約見了在港的各方面人士，積極向他們宣傳中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與實踐的步驟?！?br/>

潘漢年當時為何要在香港逗留？從后來事實來看，他的主要任務應該是送張學良的代表赴蘇聯(lián)。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后，張學良、楊虎城遵照蔣介石命令“剿共”，在與紅軍數(shù)次交手先后失利后，萌生退出內(nèi)戰(zhàn)，堅決抗日的想法，特別是在共產(chǎn)國際、中共中央先后做出政策改變的情形下，張學良就愈發(fā)想同中共取得聯(lián)系。

1936年初，張學良同李克農(nóng)在洛川會面，同年4月，張學良與周恩來在膚施達成協(xié)議，雙方商定了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通商等事宜。

會談期間，張學良提出，他能否派代表赴蘇聯(lián)，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

同年5月，第二次膚施會談，雙方除了進一步溝通合作外，主要就派代表赴蘇聯(lián)一事進行了溝通，當時中共中央也提出對等要求：

“由張學良負責送中共代表鄧發(fā)，經(jīng)甘肅、新疆，前往蘇聯(lián)匯報一切，安排援助事宜。”

（之前胡愈之去蘇聯(lián)是匯報東北軍情況的，他并不是受張學良委派的）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中共方面同意張學良派代表赴蘇聯(lián)，是提前知會了王明的，所以王明才派潘漢年回來，執(zhí)行這一任務。

潘漢年在1936年6月間，與張學良在上海會面，談了安排代表赴蘇聯(lián)一事。

不過，令人詫異的就是，作為張學良的代表，東北軍將領李杜赴蘇聯(lián)一行十分不順利，后來根據(jù)資料記載才發(fā)現(xiàn)，張學良真正的代表并不是李杜，而是莫德惠。

原來當年潘漢年在上海與張學良會面，所商量的就是以李杜的行動來掩護真正的代表莫德惠赴蘇聯(lián)，而負責掩護的李杜后來則一直滯留法國，始終不得其門而入。

整個過程中，潘漢年都是繞開中共中央，直接與在蘇聯(lián)的王明聯(lián)系。中共方面對此事一無所知，一直到后來西安事變期間，才知道張學良在莫斯科一直常駐代表（斯諾語）。

圖|莫德惠

1936年7月下旬，莫德惠抵達蘇聯(lián)，8月初，潘漢年前往西安。

目前，無任何資料表明，潘漢年就此事中共中央做過匯報。

根據(jù)孫果達《解密潘漢年實踐》稱：

“中共中央不僅對真假代表一無所知，甚至還不能排除受到了刻意誤導，因為李杜在1936年末返回上海，報刊聲稱其沒有入俄的公開原因是因為日本的反對。此后，中共中央的詳細動態(tài)以及與張學良頻繁互動的重要情報，就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向莫斯科，其后果之嚴重顯而易見?！?br/>

毫無疑問，潘漢年后來是意識到自己上當受騙，但考慮到此事牽涉范圍極廣，所以他也只能是按下不表，自吞苦果。

潘漢年的友人唐瑜回憶1963年同他見面暢談：

“潘漢年還是禁不住為自己的不幸命運而悲嘆，但他又只強調(diào)自己的過失和對別人的輕信，他從來沒有承認過白己有所謂犯罪的動機，但對于黨給予的懲罰和處理，卻沒有半句怨言，他只怨自己。”

不過，潘漢年自始至終認為，自己所有的行動都是奉了上級命令，沒有任何主觀故意和個人利益上的考慮。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fā)出了“關于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對潘漢年平反昭雪當然是正確的，可他的錯誤也是實實在在的。孫果達教授認為：

“（潘漢年）他作為中共中央情報機構的資深負責人和莫德惠赴蘇的具體運作者，無論如何都應及時向中共中央?yún)R報這一事關大局的重要情報，否則日后一旦事發(fā)，必須承擔的責任與嫌疑之大就可想而知?！?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