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

1961年春，《北京晚報》編輯部請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鄧拓寫些知識性雜文。鄧拓考慮到“北京”二字和“晚報”二字的特點，把發(fā)表文章的欄目定名為《燕山夜話》。

那年夏天，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也請鄧拓開辟雜文專欄。鄧拓感到力不勝任，就約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時任北京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的廖沫沙一起合作。三人將欄目定名為《三家村札記》，輪流撰稿，署名統(tǒng)一為吳南星（吳晗的吳字，鄧拓筆名馬南邨的南字，廖沫沙筆名繁星的星字）。

1965年底，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被批判，后牽連到《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1966年5月，鄧拓、吳晗、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后來，鄧拓、吳晗先后自殺，只有廖沫沙在文革后去世，時間是1991年12月27日。

廖沫沙原名廖家權(quán)，湖南長沙人，1907年1月16日出生于江蘇。1922年，他進入長沙師范學(xué)校，1927年到上海、在田漢主辦的上海藝術(shù)大學(xué)文學(xué)系旁聽。

1979年，廖沫沙和丁玲

廖沫沙在審判江青時作為證人出庭

早年時，他曾撰文《人間何世》，批評林語堂創(chuàng)辦的宣揚“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diào)”的《人間世》，并和林語堂間、掀起過一場筆戰(zhàn)。晚年時，他在給人介紹自己遭遇“三家村劫難“后的養(yǎng)生之道時說，“我的養(yǎng)生之道的第一點就是凡事不著急，遇事想得開，有點阿Q精神”。

他介紹說，1967年夏秋間，他和吳晗被揪到京西礦區(qū)的木城澗煤礦挨批斗。批斗前，二人被關(guān)在一間屋里。廖見吳愁眉苦臉，就向他說：“咱們現(xiàn)在成了名角了，像梅蘭芳、程硯秋似的。如果一臺戲沒有我們出場，那就唱不成了?！?/p>

吳聽了這些話，立刻輕松起來，面帶微笑地問：“我們唱的是什么戲呢？”廖說：“我們唱的戲叫《五斗米折腰》?！边@里用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吳接著又問：“我的工資能買多少個五斗米呀？”但兩個人都不知道米價，算不出來。

于是廖又說：“那就去掉‘五斗米’三個字，簡稱《折腰》，行不行？”吳笑著直點頭。廖沫沙稱，這段對話使吳晗心情大為輕松。

除了“三家村”的事情，給廖沫沙惹來麻煩的還有他的文章《有鬼無害論》。該文說的是，古今文學(xué)作品中，好的鬼故事很多，演一演也沒有害處。現(xiàn)在看，他的這個觀點沒什么問題，但在當(dāng)時，卻非常不合時宜。

因為從1959年春季開始，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各國反動派和修正主義組織聯(lián)合反華。在這種形勢下，毛主席用“鬼”來比擬“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號召全黨、全國人民“與鬼斗”，并讓社科院文學(xué)所專門編纂了本《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出版。

《有鬼無害論》

《三家村札記》

于光遠文章截圖

在這種情況下，廖沫沙在1961年8月31日的《北京晚報》上公開發(fā)表文章《有鬼無害論》可以說是非常不合時宜的，由此給自己招來麻煩，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廖本人對此的理解卻是“江青也正想整我”。

他之所以這么理解，他自己的分析是因為在上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他住在田漢家時，和江青有過接觸、了解江青的一些“私密”。廖沫沙曾給鄧可因這么說：“1954年，我在北京醫(yī)院動手術(shù)，江青也在這里養(yǎng)病，一次到我病房來，談到在上海的事，說明她還記得那次見面。臨走時說：明天還要來，有許多話談。但第二天我就出院了?！?/p>

他認為自己由此更加惹惱了江青。鄧可因，曾先后任職于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日報》文藝部、北京市委研究室。事實上，曾幾何時、很多文章都持這樣的觀點：上海時期、凡與藍蘋有關(guān)的人，文革后全遭殃了。但是，一個真相是：廖沫沙所了解的所謂江青“私密”中的男主角章泯，在文革中一直安然無事。

這個情況是在【人民網(wǎng)>文化>歷史風(fēng)云>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中的文章“于光遠：我所知道的江青”披露的。作者于光遠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副處長的任上，與江青共事過。

這說明什么呢？總有人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總有人只會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只可聽見自己希望聽到的聲音，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