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捷

近期，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則刑事判決書顯示，原東方某有限公司研究所電子行業(yè)首席分析師鄒某與電新行業(yè)高級分析師程某，于2023年接受請托利用首席分析師的行業(yè)影響力，為江蘇利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量身定制”研究報告，以增加該公司股票的市場關注度。期間，二人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23萬元，其中鄒某分得18萬元，程某分得5萬元。最終，法院以二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一審判處鄒某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判處程某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同時，各處罰金十萬元。

就本案涉及的相關問題，《董事會》記者采訪了西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楊為喬。中介機構在證券交易中處于什么位置？楊為喬在接受采訪時指出：除發(fā)行人、上市公司以及投資者外，券商、交易所、律師事務所以及審計機構均屬廣義市場中介機構，在證券交易中扮演輔助商角色，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和市場分工。具體到研報的產出和發(fā)布，亦須遵從上述獨立法律地位和市場角色，為市場提供客觀真實、及時全面的市場分析信息。唯其如此，方能確保證券市場本身的有效性，以及交易的公平性。

楊為喬認為，首席分析師、高級分析師身份特殊，具有高于一般專家學者、市場分析人士的特殊市場影響力和權威性，他們的觀點和看法往往代表或暗合其所在機構的立場和判斷，通常也是投資者們投資決策的重要依據之一，從而會對市場交易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此情景下，首席分析師、高級分析師須謹言慎行，保持獨立和中立，對市場的觀察和看法應盡可能地客觀公允，并特別及時警示風險，不作特定傾向性分析和判斷。

如果不是因為收了錢，程某受到監(jiān)管壓力，選擇主動向公安機關自首，券商是否就可以給一家公司做傾向性的研報呢？楊為喬表示，我們注意到，此次浦東新區(qū)法院是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罪名對兩人作出刑事處罰；也就是說，這次判的是他們“拿錢”的事兒，而不是其他。問題是：如果他們沒有“拿錢”就可以做傾向性的研報嗎？就不會對市場交易產生不良影響嗎？另外，授予他們“首席”“高級”名頭，并為研報提供支撐的中介機構，是否也需要為此承擔責任？承擔什么責任？這些深處于灰色地帶的疑問，是該拿起燈燭照一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