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7年5月8日，徐湖平在《江南春》撥交單上簽下名字，二十年后他卻對媒體稱“從未經手”。

那張泛黃的檔案記錄與如今的矢口否認直接撞車，這幅當年被賣6800元的畫作，今春拍估價竟高達8800萬元。

簽字的責任該由誰承擔？天價背后的真相如何查清？

作者-常

簽字記錄無法抵賴

時間回撥到1959年，收藏家龐增和懷著滿腔熱忱，將137件古畫無償捐給了南京博物院，其中就包括這幅傳為仇英真跡的《江南春》，可誰能想到，這份沉甸甸的文化饋贈，幾十年后竟然成了一筆糊涂賬。

就在1997年5月8日，一份撥交單上赫然寫著“徐湖平”三個字，當時的畫作被標注為“仿仇英”，正式被撥交到了江蘇省文物總店。

這本來只是一次正常的內部流轉，但事情在去年年底起了波瀾。

已經退休多年的前院長徐湖平在接受采訪時，不僅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信誓旦旦地說這事兒“完全沒有參與處理”，還順帶給自己立了個“退休二十年不問世事”的貞節(jié)牌坊。

這話要是放在別處聽聽也就算了，偏偏新華社在同一天就公布了那張有著他親筆簽名的原始文件，日期、名字、事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就尷尬了，一邊是白紙黑字的鐵證，一邊是當事人“沒經手”的堅決否認。

但這事兒顯然沒他想得那么簡單，檔案室的記錄不會撒謊，那個簽字就像一顆釘子，死死地把他釘在了責任鏈條上。

他說自己不是鑒定家，所以沒參與鑒定，這話聽起來有點道理，但在行政管理中，簽字往往代表流程的合規(guī)性、處置的嚴肅性，都得由你來兜底。

公眾不關心你是不是鑒定家，公眾只關心，在這個涉及巨額國有資產和珍貴文物的處置過程中，你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又該承擔什么責任。

行政責任無法切割

徐湖平的辯解邏輯其實很有代表性——“我是院長，但我不是鑒定家”，這句話的潛臺詞很明顯：鑒定是技術活兒，我不懂，所以這鍋我不背。

在博物館的日常運作中，鑒定和審批確實是兩個環(huán)節(jié)，但這并不意味著兩者可以徹底割裂，專家負責辨真?zhèn)�，定性質；院長負責審流程，把關口。

鑒定錯了是學術水平問題，但流程錯了就是管理責任問題，1997年的這次撥交，依據(jù)的是1986年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白紙黑字寫著，對于不夠館藏標準的藏品，可以調劑，但審批環(huán)節(jié)、公示環(huán)節(jié)以及優(yōu)先告知捐贈人，是必須嚴格遵守的程序硬杠杠。

問題恰恰出在這里，徐湖平簽了字，說明流程走完了，但那個神秘買家“顧客”是誰？為什么定價只有區(qū)區(qū)6800元？

更耐人尋味的是法律層面的界定，根據(jù)《民法典》，如果贈與行為嚴重違背了贈與目的，贈與人是有權撤銷的，龐家后人把畫捐給博物館，目的是保存和研究，絕不是讓你賤賣給私人藏家。

現(xiàn)在這幅畫流落市場，還被標出了天價，這不僅是對龐家信任的透支，更是對公益性質的公然踐踏，這時候再強調“鑒定為假”，聽起來更像是一種蒼白的掩飾。

所以說，徐湖平的否認，本質上是在挑戰(zhàn)公眾的常識和制度的底線，他把“經手”理解成了“親手鑒定”，這是一種偷換概念。

在公共管理中，“經手”意味著在這個環(huán)節(jié)上你擁有裁量權，同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后果，你不能既享受權力的光環(huán)，又拒絕責任的陰影，這種權力的傲慢，比畫作的真假更讓人寒心。

價格反差無法忽視

如果說簽字是第一重炸彈，那么價格就是第二重沖擊波，2001年4月16日，江蘇省文物總店開出了一張發(fā)票，品名是“仿仇英山水卷”，金額6800元，買家只寫了一個模糊的“顧客”。

這個數(shù)字在當時看來或許不算太少，但把它放到今天的拍賣預展上，簡直就是個笑話。2025年5月，這幅畫出現(xiàn)在北京嘉德的春拍預展上，估價飆升到了8800萬元。

哪怕是對藝術品市場一竅不通的人，也能看出這里面的問題，從6800元到8800萬，這中間的一萬多倍漲幅，是通貨膨脹能解釋的嗎？

當《江南春》在南博的檔案里被蓋上“仿品”的戳記時，它的命運就被注定了——它不再是國寶，而是一件可以隨意處置的庫存積壓品。

這種定性權的濫用，比單純的貪污更可怕，因為它披著“專業(yè)”的外衣，讓人難以反駁，直到二十多年后，市場用真金白銀給出了最響亮的耳光，人們才驚覺，原來當年的“鑒定”可能是如此兒戲。

這種反差帶來的刺痛感是巨大的，捐贈人龐叔令在查驗館藏發(fā)現(xiàn)畫作失蹤時，那種震驚和憤怒可想而知，他起訴南博，要求返還畫作，這不僅僅是為了追回一幅畫，更是在討一個公道。

公信力無法透支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已經不是徐湖平一個人能不能“退休安好”的問題了，它已經演變成了一場對文博體系公信力的全面體檢。

目前，江蘇省文旅廳已經成立了專班進行調查，法院也開庭審理了龐家的起訴，甚至龐叔令已經申請了強制執(zhí)行，要求查看流轉材料。

這些動作雖然遲了一些，但至少說明，制度的糾錯機制正在啟動。

南博方面在情況說明里強調，當年的處置是“按規(guī)定”辦的，但也承諾會深入核查去向，如果發(fā)現(xiàn)違規(guī)會嚴肅處理，這話說得還算得體，但公眾要的不是一句空泛的承諾，而是實實在在的結果。

那個6800元的買家到底是誰？中間經過了哪些手？現(xiàn)在的持有人又是誰？這個完整的鏈條，必須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地展示在陽光下。

對于徐湖平個人來說，這次事件可能是他職業(yè)生涯最大的污點，哪怕他曾經在文物保護上做出過貢獻，也無法掩蓋這次“撒謊”帶來的負面影響。

一個管理者，在退休多年后，依然試圖用謊言來掩蓋過去的行為，這不僅是對歷史的不敬，更是對自己人格的貶低。他說“以調查結果為準”，這句話說得漂亮，但前提是，調查必須基于事實，而不是基于某些人的回憶。

結語

檔案比記憶更誠實，簽字的分量從不因時間的流逝而減輕，責任不容推卸。

調查專班必須還原完整鏈條，法院的強制執(zhí)行將倒逼信息公開，真相必將浮現(xiàn)。

當程序正義在檔案室里沉睡，誰該為捐贈人的信任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