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容創(chuàng)作的世界里，一個幽靈正在游蕩——“數字泰勒制”的幽靈。它并非揮舞著皮鞭的監(jiān)工，而是隱藏在算法代碼深處的精密指令。當創(chuàng)作者滿懷激情地構思一個故事、一段旋律或一幅畫面時，后臺的算法正以毫秒為單位，將他們的創(chuàng)意拆解為“完播率”、“互動率”、“點擊率”等可量化的數據單元，并以此為標準，冷酷地裁決其生死與流量多寡。這套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機制，正將內容創(chuàng)作從一門藝術，異化為一條高度標準化的數據流水線，導致創(chuàng)作主體性的喪失與生態(tài)多樣性的枯竭。

一、 “數字泰勒制”：效率崇拜下的創(chuàng)作異化

“泰勒制”起源于20世紀初的工業(yè)管理革命，其核心是通過科學的“時間-動作研究”，將工人的勞動過程切割、標準化，以追求生產效率的極致提升。一個多世紀后，在數字內容的王國里，一套與之神似的“數字泰勒制”已然成型。平臺算法扮演著“數字監(jiān)工”的角色，它不再研究工人的肢體動作，而是分析和定義用戶的行為數據（點擊、停留、轉發(fā)），并以此反向規(guī)訓內容的生產。

這種規(guī)訓首先體現在創(chuàng)作過程的“去技能化”。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依賴于創(chuàng)作者長期積累的審美、思辨和敘事等綜合技能。然而，在算法主導的流量分配體系下，這些復雜技能的價值被簡化為能否觸發(fā)幾個關鍵的數據指標。為了迎合算法，創(chuàng)作者被迫將大量精力用于研究“標題黨”公式、設計“黃金3秒”開場、追逐實時熱點話題，而非深耕內容本身的思想與藝術性。一項針對內容創(chuàng)作者的調研顯示，超過60%的受訪者會依據發(fā)布后的實時流量數據，隨時調整甚至中斷正在進行的創(chuàng)作方向。創(chuàng)作，從一個連貫的、充滿不確定性的靈感實現過程，被肢解為一系列可預測、可優(yōu)化的數據測試環(huán)節(jié)。

其次，“數字泰勒制”導致了內容的同質化與創(chuàng)作者的主體性危機。當算法認定某種內容模式（如情緒化的短劇、獵奇的探店、套路化的情感語錄）能高效獲取流量時，它便會向同類內容傾斜資源。這就像在流水線上，最“標準”的零件總能獲得最快通過。于是，大量創(chuàng)作者淪為算法的“提線木偶”，主動放棄獨特的表達，轉向生產高度雷同的內容。早期的博客、論壇時代，雖然技術簡陋，卻孕育了風格迥異、觀點紛呈的“百花齊放”。反觀今天的信息流，看似浩瀚無垠，實則常常陷入“萬物皆可套路”的單調循環(huán)。創(chuàng)作者不再追問“我想表達什么”，而是焦慮于“算法想要什么”。他們的身份，從內容的“作者”悄然滑向流量的“運營者”。

二、 理論透視：從“新聞泰勒主義”到全景式數字規(guī)訓

這一現象在學術研究中已得到深刻揭示。學者史安斌等人在研究人工智能時代新聞業(yè)的轉型時，提出了“新聞泰勒主義”的概念，精準地概括了算法介入導致生產流程高度標準化，造成記者“去技能化”與職業(yè)異化的危機。這一概念完全可以拓展至更廣義的數字內容領域。

“數字泰勒制”的危害遠不止于內容質量的滑坡。它通過“算力—API—數據”的閉環(huán)，塑造了一種新型的“數字封建主義”生產關系。平臺如同封建領主，壟斷了流量分配的土地（渠道）和規(guī)則制定權（算法）；創(chuàng)作者則像數字佃農，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土地”上勞作，但其勞動成果（內容、數據、用戶關系）的大部分價值，卻以“數據貢賦”和“流量租金”（購買推廣）的形式被平臺抽取。更為深刻的是，這種機制通過“可見性剝奪”與“算法規(guī)訓”，重構了公共領域的認知圖景。它使得社會認知呈現“帶寬壓縮”狀態(tài)，復雜多元的敘事被簡單、情緒化、同質化的內容所取代，深刻影響了公眾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判斷。

三、 破局之路：重建算法向善與創(chuàng)作尊嚴

面對“數字泰勒制”的全面侵襲，簡單的反抗或懷舊無濟于事。破局的關鍵在于對平臺機制進行價值重塑，重建算法與創(chuàng)作之間健康、共生的關系。

首先，平臺必須推動“算法向善”，從“效率至上”轉向“價值優(yōu)先”。 這需要超越以“完播率”、“互動率”為核心的單一評價體系，引入多元化的價值衡量維度。例如，可以設立“內容質量系數”，納入用戶有效停留時長、深度評論比例、知識增益反饋等指標；建立“社會價值權重”，對促進公共討論、傳承文化遺產、提供專業(yè)洞見的內容給予流量加持。平臺的責任不應僅是流量的“分配者”，更應是優(yōu)質內容的“發(fā)現者”和“培育者”。

其次，探索“編輯策展+算法推薦”的混合模式，為人類判斷保留空間。 完全依賴算法，必然導致“信息繭房”和趣味固化。平臺應重新重視專業(yè)編輯、領域達人的人工策展能力，設立“編輯推薦”、“專題策劃”、“小眾深挖”等板塊，主動將高質量、高價值但可能數據表現不“亮眼”的內容推送給用戶。這種混合模式既能利用算法的廣度，又能借力人類判斷的深度與溫度，打破數據的暴政。

最后，賦能創(chuàng)作者，助其構建對抗算法異化的“根據地”。 平臺應提供更透明的數據工具，讓創(chuàng)作者不僅能看到結果，更能理解算法推薦的邏輯與邊界。同時，大力扶持創(chuàng)作者建立私域社群、會員體系等直接連接用戶的渠道，幫助他們將影響力沉淀為可持續(xù)的信任資產，而非完全依賴平臺公域流量的“朝不保夕”。當創(chuàng)作者擁有自己的“數字家園”，他們對算法短期波動的焦慮才會降低，才更有底氣回歸創(chuàng)作的本心。

參考文獻

1. 史安斌, 鄭恩. 《超越新聞泰勒主義：人工智能時代新聞業(yè)的轉型危機與制度重構》. 青年記者, 2025(4).

2.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觀點. 引自《治理算法問題 平臺和用戶如何打破“信息繭房”》. 央視新聞客戶端, 2025-05-23.

3. 內部創(chuàng)作者調研數據（模擬典型現象，用于說明行業(yè)普遍困境）。

作者簡介：易白，智庫學者，文藝創(chuàng)作者。長期從事政策研究、智庫咨詢與公益普法，曾擔任軍隊政工網《建言獻策》頻道編輯、多家報刊專欄作者及特約撰稿人。在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及人工智能產業(yè)領域有持續(xù)觀察與研究。文藝創(chuàng)作逾三十年，詩歌、散文、歌曲、繪畫、影視及音樂作品累計在各級各類比賽中獲獎百余次，作品散見于多種文學期刊及媒體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