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俄新社報道，俄羅斯總統(tǒng)特別代表鮑里斯·季托夫近日在接受該社采訪時表示，印度有望在2026年向俄羅斯輸送超過4萬名勞動力，以緩解俄羅斯當前面臨的勞動力資源緊張問題。

季托夫指出，印度在國際勞務輸出方面經(jīng)驗豐富，具備較強的人員組織能力。他以阿聯(lián)酋迪拜為例稱，該城市在建設過程中大量依賴印度工人、建筑師及開發(fā)商。盡管最終來俄工作的印度勞工人數(shù)仍有待確認，但預計規(guī)模不會低于4萬人。

此前，俄右翼媒體“沙皇格勒”媒體創(chuàng)始人康斯坦丁·馬洛費耶夫也曾就移民政策問題發(fā)表看法。他表示，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勞動力輸出國之一，其勞工廣泛分布于波斯灣國家。相關國家在外來勞工管理方面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模式，例如在卡塔爾，外籍勞工占總人口比例較高，但社會秩序相對穩(wěn)定。

馬洛費耶夫認為，解決俄羅斯移民問題的關鍵在于建立有組織、可控的勞動力引進機制，并對現(xiàn)行的“工作許可（專利）制度”進行全面調整甚至取消。他強調，這種集中管理、嚴格規(guī)范的用工模式，應成為俄羅斯未來對外勞務合作的重要方向，而印度勞工對此類制度也較為熟悉。

俄羅斯地廣人稀，人力資源匱乏是個老問題了，從印度引進勞工，是普京近年訪印期間達成的合作意向之一。然而，從地理距離、運輸成本和現(xiàn)實便利性看，與印度相比，中國及中亞國家顯然是更“近水樓臺”的選擇。俄羅斯為何反其道而行之？這一決策背后，折射出的不僅是勞工政策調整，更是一種深層次的地緣政治與安全考量。

中亞勞工成高風險變量

長期以來，中亞國家一直是俄羅斯外來勞工的主要來源。然而，隨著俄烏沖突持續(xù)、國內安全壓力上升，勞工問題已不再是單純的經(jīng)濟議題，而被納入俄國家安全框架加以審視。

近年多起涉及恐怖活動、極端思想滲透和跨境犯罪的案件，使俄羅斯安全部門對中亞移民群體的風險評估顯著上調。中亞勞工與俄羅斯在語言、文化和宗教上的“相容性”，反而加劇了隱蔽滲透的可能性。在當前高安全敏感期，俄方顯然傾向于壓縮中亞勞工的大規(guī)模、無序流入。

對中國勞工的回避，源于“結構性依賴焦慮”

相比中亞，中國勞工在紀律性、技能水平和組織能力方面具備明顯優(yōu)勢，但俄羅斯在這一問題上表現(xiàn)得格外謹慎。

其核心并非“不歡迎中國”，而是擔憂形成單向、長期的結構性依賴。當前俄經(jīng)濟在能源出口、貿(mào)易通道和金融結算等多個層面已明顯“向東傾斜”，若在基礎建設和勞動力層面再度高度依賴中國，可能進一步削弱俄方在對外關系中的議價能力。

換言之，在俄方戰(zhàn)略認知中，中國是“必須合作、但需要保持距離”的關鍵伙伴，而非可以在社會基層和勞工層面深度嵌入的對象。

此外，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目前在發(fā)展中國家居于上游，俄方目前的經(jīng)濟狀況，很難開出高薪吸引來自中國的技術工人。

印度勞工的“可控性”，契合俄方用工邏輯

相較之下，印度勞工在俄羅斯眼中具備三重優(yōu)勢。

首先，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勞動力輸出國，相關人員習慣于在制度嚴格、身份清晰的短期合同框架下工作，回流率高，長期定居意愿相對較低。

其次，印度與俄羅斯不存在現(xiàn)實地緣政治摩擦，其勞工群體缺乏在俄境內形成政治訴求或社會影響力的基礎。

第三，印度勞工與俄羅斯社會在文化、語言和宗教上差異顯著，反而降低了“社會融合失敗后產(chǎn)生結構性沖突”的風險，更符合“用工而不移民”的政策目標。

借鑒海灣模式：從“移民國家”向“用工國家”轉變

俄方多次提及卡塔爾、阿聯(lián)酋等海灣國家的用工經(jīng)驗，顯示其政策方向正在發(fā)生變化：即從事實上的“移民吸納”，轉向嚴格意義上的“勞務引進”。

在這一模式下，勞工被視為臨時性生產(chǎn)要素，而非潛在公民；嚴格的入境、居留和遣返制度，是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前提。印度勞工長期適應這一體系，而中亞勞工因歷史、語言與身份因素，更容易產(chǎn)生定居預期與權利訴求，這正是俄方希望避免的。

表面看，俄羅斯是在“舍近求遠”引進印度勞工；但從安全、政治和長期戰(zhàn)略平衡角度看，這一選擇具有高度的理性計算。

在當前國際格局下，俄羅斯既不希望在安全層面承壓，也不愿在對外關系中形成新的依附結構。勞工政策，正在成為其地緣政治調控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