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之所謂‘借’，明日即成‘失’；今日之所謂‘賞’，實為‘盜’之雅稱耳�！�

這一晃，近100年過去了。

一、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鐵蹄踏碎東北山河。次年，日軍兵鋒直指山海關，北平危在旦夕。

故宮博物院緊急會議上，時任院長馬衡面色凝重：“諸君，國難當頭，文物何去何從？”會議室內鴉雀無聲，這些平日里與古書畫、青銅器打交道的學者們，此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抉擇。

后來，故宮博物院珍藏文物南遷的消息一出，舉國嘩然。有人痛斥：“城都不要了，還搬古董？不忠不義！”魯迅先生更在雜文中冷嘲：“連古董都逃難了，可見人心惶惶�！备屑みM者質問：“難道文物比百姓的命還金貴？”

馬衡、易培基（時任院長）、莊尚嚴、那志良等一群被譏為“文弱書生”的知識分子卻深知：日本對中國文物的覬覦早已不是秘密。

“若故宮淪陷，”馬衡在給行政院的報告中寫道，“則華夏文明之精華，或將重蹈《永樂大典》正本之覆轍，永絕于世。”

咱們的南宋曜變天目盞，被日本奉為“國寶”。

隱士我就不明白了，我們南宋的建盞，成了日本國寶，難不成那四個小島也是我們自古以來的領土？

這群書生毅然決然，以血肉之軀扛起中華文明傳承的歷史火種，開啟了一場長達十六年的文物保護馬拉松。

在反對聲浪中，甚至有人罵他們是“賣國賊”，仿佛搬走國寶比丟掉國土更不可饒恕。

這些人哪里知道，他們口中的“賣國賊”，是在自己的“戰(zhàn)場”上，保護中華文明的基因庫。

二、

文物專家忍著“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抉擇，并從1932年開始打包工作，工作人員夜以繼日，創(chuàng)造了特殊的“故宮打包法”：

書畫類，先用棉紙包裹，再套入布袋，最后裝入特制木箱，箱內填滿棉花；
瓷器類，每件單獨用棉花包裹，再用紙包數(shù)層，最后裝入鋪滿稻草的木箱；
青銅類，涂抹防銹油后，以油紙密封，箱內放置防潮劑。
負責青銅器打包的那志良回憶道：“我們像是在為遠行的孩子整理行裝，每一件都要反復檢查，生怕路上受半點委屈�！�

“凡能攜帶又價值連城者，盡數(shù)入箱�！弊罱K，每箱編號造冊，足足打包了13491箱。三人以上共同監(jiān)封，貼上火漆印。

最棘手的是十面陳倉石鼓，這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實物，“石鼓太重，無法運輸！”有人提出放棄。

馬衡拍案而起：“石鼓若失，華夏文脈斷矣，漢字源流將無以考證，必須帶走！”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大雪紛飛。

紫禁城神武門外，64輛馬車悄然集結。為防震動引發(fā)騷亂，亦為了防止打滑損傷文物，他們將每個馬蹄裹布，車輪纏草。

車隊在寂靜的北平街道緩緩前行，車轍很快被大雪淹沒，如同文明在黑暗中的艱難跋涉。

首批文物由火車秘密運抵上海，暫存于法租界天主堂街的仁濟醫(yī)院倉庫和業(yè)廣地產(chǎn)公司倉庫。為避人耳目，箱子外貼“普通百貨”標簽，押運員著便衣，悄然混入人群，日夜看守。

1936年12月，南京朝天宮新庫房建成，這是中國人自建的第一座現(xiàn)代化文物庫房，恒溫恒濕，防火防盜，輾轉多年的故宮文物全部遷入。

三、

沒等文物保護工作者們喘口氣，半年之余，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8月13日，淞滬會戰(zhàn)打響，南京告急。

面對危局，故宮理事會決定文物分三路再次轉移，緊急西遷。

北路最兇險，1937年11月，7287箱文物由火車經(jīng)鄭州、西安運抵寶雞。寶雞雖深入內陸，但仍遭日軍空襲，沒辦法，文物只得再遷往漢中。后因棧道塌方，改用汽車托運翻越秦嶺，在運輸途中車隊遭遇雪崩，據(jù)同行者回憶，押運員朱家濟顧不上個人安危，奮力護住文物箱，所幸有驚無險。

車隊順利進川，文物藏于四川峨眉山大佛寺和峨眉縣東門外武廟。

中路相對安全，1937年11月，9369箱文物由水路沿著長江一路朝上，先抵漢口，后轉宜昌，再換乘小船逆流而上，直至重慶。

其中，運送船只在三峽遇險，船工冒死搶灘，守護文物萬無一失。

船工跟隱士一樣，都是市井小民，哪里知道這些文物價值的？他們只知道，決不能便宜了日本人，決不能讓屬于我們民族的文物，毀在自己手上。

重慶作為國民政府的后方大本營，自然遭到了日軍的密集轟炸。1939年，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文物被轉移至樂山安谷鄉(xiāng)六座祠堂，當?shù)厝朔Q“六祠藏寶”。

這里自然沒有通風除濕的裝置，為防畫卷等文物受潮，每到晴天，工作人員就逐一開箱晾曬。

南路的文物之旅可以稱為歷險記，1938年1月，80箱精品中的精品先抵長沙，這其中就包含了耳熟能詳?shù)摹犊煅⿻r晴帖》《富春山居圖》等文物，秘密藏于湖南大學圖書館地下室。

不久長沙大火，文物被緊急轉往貴陽。

沒多久貴陽也遭日軍飛機轟炸，這批文物只能在1939年輾轉至貴州，藏于安順華嚴洞，這是一個天然的溶洞，冬暖夏涼，堪稱天然文物存放地。

命運多舛的陳倉石鼓運輸至陜西岐山縣時，為躲避日軍搜查，被善良的村民埋入地下，村民們雖不識籀文，卻日夜守護。

日軍前來搜查時，村民說只有祖墳石碑，終使國寶躲過劫難。

我們不知道在文物南遷途中，付出生命去守護國寶的人有多少，但我們知道這些用生命守護文明火種的人，他們用生命筑起了一道守衛(wèi)民族文化的脊梁。

他們守護的中華文明，如長江黃河，奔流不息。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流散四方的文物也隨著大人物一起，開始陸續(xù)東歸。

1946年，三路文物齊聚重慶，人們?yōu)榱藨c祝國寶的團聚，甚至還舉行盛大“復員典禮”。

1947年，這些文物被全部運回南京朝天宮庫房。

故宮南遷全程實行極其嚴格的管理制度：

每箱文物三人共管（鑰匙分持）

開箱需三人同時在場

每日巡查、定期晾曬均有詳細日志

押運與保管人員多為故宮正式職員，背景審查嚴格

據(jù)《故宮博物院抗戰(zhàn)時期文物損失報告》（1947年內部檔案）統(tǒng)計：整個西遷過程中，因盜竊導致的文物損失為，零。

有記錄的監(jiān)守自盜的案例是，1939年曾有一名臨時工試圖夾帶小件玉器，當場被擒，未造成流失。

你看，臨時工在民國時期，就開始背鍋了。

原以為，這場十六年的漂流終于結束，但文物的命運也只能跟時代的韻腳隨波逐流。

1948年底，國民黨政權節(jié)節(jié)敗退。

眼看大勢已去，蔣介石下令：精選故宮最精華文物運往臺灣，目的是“保存中華文化正統(tǒng)”。

他或許不懂，那些為護寶而凍傷雙手的押運員，那些為藏石鼓而撒謊的村民，那些在轟炸中撲向箱子的學者——他們守護的，從來不是一個政權的“正統(tǒng)”，而是文明。

亦或者，是一個民族的幾千年的記憶。

1948年12月，第一批文物準備在南京下關碼頭由海軍“中鼎號”登陸艦裝載運至臺灣。

但海軍家屬蜂擁登艦，哭求隨行，甚至甲板上都擠滿婦孺，鍋碗瓢盆、家什細軟等棉堆滿炮位，留給文物箱的位置不多了。

押運員急得跳腳：“這是國寶！不是移民船！”
一位少將夫人坐在箱上抹淚：“我男人在前線，難道我連逃命都不配？”

海軍也束手無策，一邊是自己的家屬，一邊是文物，這道題，誰會選擇？

或者，小人物的選擇，真的叫選擇嗎？

僵持之際，蔣緯國親臨碼頭。他雷厲風行，拔出腰間配槍對空三聲，厲聲道：“所有非軍事人員，立即下船！違令者，軍法處置！”

為了所謂“正統(tǒng)”，這些軍人家屬，在軍人的目視下，含淚離艦。

最終，共計2972箱頂級文物被分三批運臺，包括：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毛公鼎、散氏盤、翠玉白菜、肉形石；文淵閣《四庫全書》等等。

1965年，臺北士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落成。從此，這批文物在海島安家，留在了祖國的東南角。

五、

時至今日，故宮博物院藏有約186萬件文物，臺北故宮藏有近70萬件。但臺北所藏多為“質精量少”的頂級珍品。正如那志良晚年所嘆：“留下的多，帶走的是魂�！薄蛇@“魂”，從來不是某座島嶼的私產(chǎn)，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胎記。

值得欣慰的是，21世紀以來，兩岸故宮漸破藩籬，多次交流合作。

2011年，《富春山居圖》的“剩山圖”與“無用師卷”在臺北合璧展出，觀眾排隊長達八小時。

那一刻，六百年的山水終于重圓，斷裂的筆墨再度相連——畫中山水本一體，何曾因一灣淺水而改流？

真正的團圓，不應止于展廳里的短暫相逢。我們盼的，不只是國寶回北京巡展，更是臺灣回到祖國的懷抱。

文物，從來不是政治的籌碼，也不是所謂的“正統(tǒng)”象征；它們是中國人祖先留給全體中國人的家書，是刻在青銅上的誓言，是寫在絹紙上的鄉(xiāng)愁。

歷史上，總有人妄圖將國寶據(jù)為己有�？紫槲跻浴拌b賞”之名借走《富春山居圖》，逾期不還；更有無數(shù)權貴假“風雅”之手行竊取之實。

馬衡當年痛斥：“所謂‘借’，實為‘盜’之雅稱。”——而今天，若有人試圖以“保管”之名，行“割裂”之實，將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永遠隔于海外孤島，那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更隱蔽、更危險的“盜”？

須知，即便文物漂流，但文明不能分裂；器物可以暫離故土，但民族不容永隔。

當翠玉白菜不再隔著海峽遙望毛公鼎，
當《快雪時晴帖》能在紫禁城的初雪中安然展卷，
當《四庫全書》的墨香重新彌漫于南北兩院——
那才是中華文明真正的“傳承有序”，
那才是對馬衡、那志良、莊尚嚴等文物保護者們最好的告慰。

正因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些文物才仍屬中華文明。

分離只是歷史的偶然，統(tǒng)一才是文明的必然。山河終將一統(tǒng)，骨肉必將團圓。

這些文明的根在中國，魂在華夏。

一字一句，皆是中國；一器一物，俱是家園。

參考文獻：

馬衡：《抗戰(zhàn)期間故宮文物之保管》，載《馬衡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215–230頁。

馬衡：《馬衡日記（1937–1955）》，紫禁城出版社，2014年。

那志良：《典守國寶：那志良回憶錄》，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那志良：《故宮四十年》，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莊嚴：《故宮四十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1984年。

歐陽道達：《故宮文物避寇記》，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據(jù)1950年代手稿整理）。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檔案》，全宗號五，案卷號1687–1720（含《南遷文物清冊》《復員點查報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