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的一個悶熱午后，北京西郊釣魚臺國賓館的湖面波瀾不驚。就在同一時間，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王某卻心跳如鼓。越南總理范文同的專車剛剛駛進院門，他仍在為住宿安排犯愁：三號樓空著，可規(guī)格偏低；六號樓坐著巴基斯坦議長；八號樓最合適，卻被江青臨時占用。眼看客人抵達，他只能硬著頭皮把范文同安進三號樓。

范文同下車后環(huán)顧四周，沒多問什么，只跟身邊翻譯低聲說了句：“位置不錯。”場面看似平靜，暗礁卻已埋下。傍晚，周恩來從人民大會堂趕來，他剛結束一場談判，臉色因疲憊略顯蒼白。一進三號樓客廳，他掃了圈陳設，目光落在副司長身上，語調低沉卻透著壓力：“為什么不住八號樓？”副司長猶豫片刻，才把實情道出。

“有困難為什么不報告？”周恩來并未提高嗓門，但每個字都像落在地板的鋼珠。話音未落，屋里空氣幾乎凝固。禮賓司的同事后來回憶，自己當時只想趕緊找個地縫鉆進去。周恩來緊接著追問：“八號樓的住客是誰，今天上午能不能調整，和江青同志溝通過沒有？”短短幾句，把責任鏈條逐一捋清。

夜已深，周恩來沒有轉身離開，而是當場作出指示：一、請示中央協(xié)調八號樓空出；二、立即向越方解釋；三、所有禮賓細節(jié)重新檢查。副司長匆忙致歉，又親自去向范文同說明情況。越南總理表現(xiàn)得相當得體，只揮手說“沒關系”，但還是接受了調樓安排。第二天清晨，范文同如約搬入八號樓。事情看似翻篇，可外交部內部隨后掀起了一場檢討風暴。

回顧這次風波就不得不提周恩來的行事準則。他常說，禮儀不是排場，而是國家信譽。1950年代—1960年代，中國在國際舞臺仍屬“新面孔”，很多場合只能靠細致周到贏得尊重。早在1951年，他就主持制定《對外賓交際須知》，明確國歌、座次、餐飲乃至握手順序。規(guī)矩立在紙上，更要落到人身上。幾次對干部的不留情面，正是出于這一考慮。

越南是抗美前線，同中國戰(zhàn)略利益緊密相連。1966年，美軍在印度支那加碼轟炸，河內壓力山大。范文同此訪，除了感謝援助，明確還要商談后續(xù)物資撥付。周恩來深知此行分量，更要求無一失禮。結果卻因一個房間引起波折，他自然不能忍。試想一下，若越方代表團回國后向媒體提一句“接待規(guī)格下降”，不僅中越關系臉上掛不住，國際輿論也會猜疑兩國裂痕。

值得一提的是，被點名的禮賓司副司長并非新手。他參與過1964年范文同來訪，知道越方對八號樓情有獨鐘，卻在緊急情況下沒敢把問題上交。這種“怕麻煩”的心理，是周恩來最反感的。正因如此，他那一句“有困難為什么不報告”，后來被外交系統(tǒng)當作警句寫進工作守則。

事件的后續(xù)也顯示周恩來處理問題的方式。得到江青點頭后，他命人把八號樓重新布置：加掛越南傳統(tǒng)絲綢帷幔，餐廳擺上兩國國旗臺花，甚至連范文同愛喝的蓮花茶都提前備好。安排妥當，他又專門抽出十分鐘到三號樓向服務人員道謝，提醒大家“工作細分才能不出紕漏”。這種關注細節(jié)的態(tài)度，讓在場年輕干部印象極深。

范文同離京那天，周恩來堅持送行。敞篷車緩緩駛離國賓館時，周恩來按慣例先向路旁群眾致意，隨后轉身對范文同簡短表示：“如有新的需求，及時告訴我們。”這句話沒有任何客套詞，卻釋放出清晰信號——援助可以再談，但程序必須透明。雙方最終談定的額度，比越方最初口頭提出的少了近三分之一，卻也比中國原先設想的多出不少，算是各退一步的結果。

從表面看，1966年那場房間風波只是禮賓環(huán)節(jié)的小插曲；放在更長的歷史坐標上，卻折射出新中國外交的核心理念——在原則面前不讓步，在情感層面不怠慢。一件房、一句話，背后是國家形象的投射與博弈。周恩來之所以動怒，并非計較住宿規(guī)格，而是擔心制度松弛最終損傷大局。

多年后，外交部內部培訓仍會引用這段往事。講課人通常加上一句：“硬件不足尚可彌補，態(tài)度含糊就難以修補?！边@正是1966年夏天留給后人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