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曾經在西北戰(zhàn)場上叱咤風云的開國將領，怎么就落到了帶著兩個孩子徒步四千里進京喊冤的地步？

從紅軍時期的高級指揮員，到被撤職賦閑在家十幾年，黃羅斌這個名字背后藏著怎樣的坎坷與不甘？

當1974年老戰(zhàn)友韓先楚出現(xiàn)在他面前，那句"繼續(xù)寫，我?guī)湍氵f中央"又意味著什么？

黃羅斌這輩子最想不通的，大概就是西府戰(zhàn)役那一仗了。

建國前他在西北紅軍里混得風生水起，從團政委干到團長，抗戰(zhàn)時候當過神府保安司令，還做過陜甘寧邊區(qū)保安司令部的參謀長。

解放戰(zhàn)爭打響后，他擔任警3旅旅長，手底下也算帶著一支能打硬仗的隊伍。

西府戰(zhàn)役本來是個立功的好機會，誰知道關鍵時刻他判斷出了岔子。

戰(zhàn)場形勢瞬息萬變，他做出的決策跟上級的預期不一樣，結果就被抓住了把柄。

戰(zhàn)后批評會上，那些原本并肩作戰(zhàn)的戰(zhàn)友們一個個站起來指出他的問題，黃羅斌坐在那兒，臉上火辣辣的。

他不是沒打過敗仗，可這次不一樣，這次直接影響了他的前途。

組織上的決定很快下來了——調離野戰(zhàn)軍。

對一個職業(yè)軍人來說，離開前線意味著什么？

就像讓魚離開水，讓鷹不能飛。

黃羅斌被改任西北軍區(qū)獨立師師長，雖然還是師長，可這獨立師跟野戰(zhàn)部隊完全是兩碼事。

他心里憋屈，嘴上卻不能說什么，只能默默接受安排。

解放寧夏的戰(zhàn)斗，黃羅斌還是參與了。

戰(zhàn)后他被任命為寧夏軍區(qū)副司令兼副政委，后來又升任軍區(qū)政委。

本以為日子會這么平穩(wěn)過下去，沒想到1950年代寧夏并入了甘肅，軍區(qū)撤了，他這個政委也就沒地方安置了。

組織上把他調到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當經理兼黨委書記。

從帶兵打仗到管工廠，這跨度不是一般的大。

黃羅斌硬著頭皮上，他是個認真的人，干什么都要干出個樣子來。

冶金工業(yè)他一竅不通，就從頭學起，跟工人師傅們混在一起，慢慢摸出了門道。

表現(xiàn)不錯，上面又看中了他，把他調到省里當副省長，專門分管冶金工作。

這時候的黃羅斌，已經離開部隊好些年了，但他總覺得自己還是個軍人，做事雷厲風行，說一不二。

這種性格在軍隊里是優(yōu)點，到了地方工作上，有時候反而成了麻煩。

誰也沒想到，1962年會成為黃羅斌人生的分水嶺。

那年他被指出有嚴重錯誤，省委常委沒了，副省長的職務也被撤了。

更要命的是，頭上還扣了頂"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

這帽子有多重？

在那個年代，幾乎等于給你判了政治死刑。

黃羅斌一下子從省級領導變成了無職無權的閑人，每個月就領點生活費，其他什么都沒有了。

他想不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錯？

那些指控他的材料，很多都是捕風捉影，甚至是無中生有。

家里的日子越過越緊巴。

黃羅斌以前好歹是個副省長，現(xiàn)在成了被審查的對象，親戚朋友都躲著他，怕沾上麻煩。

妻子跟著他受苦，孩子們在學校也抬不起頭。

他每天在家里轉悠，越想越憋屈，越想越不服氣。

憑什么？

憑什么就這么把他一腳踢開？

1966年，黃羅斌做了個驚人的決定——帶著一兒一女，步行進京申訴。

這不是沖動，是積攢了四年的冤屈和憤怒終于爆發(fā)了。

他要去北京，要去找中央，要把自己的冤情說清楚。

為什么要走路去？

沒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想讓中央看看，一個開國將領被逼到了什么地步。

四千里路，一步一步走，每一步都是在喊冤。

路上的苦，外人根本想象不到。

鞋子磨破了，腳底起了血泡，走著走著血泡破了，新肉又磨出新泡。

孩子們累得走不動了，黃羅斌就背著他們走一段。

餓了就啃干糧，渴了就喝山泉水，晚上找個破廟或者農家屋檐下湊合一宿。

黃羅斌一邊走一邊在心里盤算，到了北京該找誰？

該怎么說？

他把這些年的委屈一條一條在腦子里過，把那些不實的指控一項一項想清楚。

他相信，只要能見到中央領導，只要能把話說出來，事情就一定能解決。

一路上也遇到過好心人，聽說他們父子三人徒步進京，有人給他們塞點吃的，有人給他們指路。

這些溫暖讓黃羅斌覺得，世道雖然不公，人心還沒有完全涼透。

走了幾個月，終于到了北京城。

三個人站在天安門廣場上，看著那巍峨的城樓，黃羅斌眼眶都紅了。

當年進北京，他是騎著馬，帶著部隊，那是何等的風光？

現(xiàn)在他是走著來的，帶著兩個孩子，來喊冤的。

可是，偌大的北京城，他找誰去？

那個時候正是特殊時期，到處亂哄哄的，誰有心思管他一個被撤職的副省長？

黃羅斌跑了好些部門，遞了申訴材料，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

錢花光了，人也憔悴了，最終還是得打道回府。

回去的路上，黃羅斌一句話都不想說。

孩子們問他，爹，咱們白走了這一趟？

黃羅斌看著遠方，半天才擠出一句話：沒白走，至少我們盡力了。

1974年，黃羅斌的生活依然沒什么起色。

他已經徹底認命了，這輩子大概就這樣了。

沒想到有一天，有人來通知他，說韓先楚要見他。

韓先楚！這個名字讓黃羅斌渾身一震。

他們倆是老相識了，早年都在紅15軍團，韓先楚當團長的時候，黃羅斌是副團長，后來又一起并肩作戰(zhàn)過好多年。

韓先楚這個人，在部隊里出了名的能打仗，更難得的是心腸熱，看不得老戰(zhàn)友受委屈。

這次韓先楚調任蘭州軍區(qū)司令員，一到任就打聽起黃羅斌的情況。

聽說老戰(zhàn)友被撤職多年，還帶著孩子徒步進京申訴過，韓先楚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特意把黃羅斌叫來，兩個老戰(zhàn)友見面，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韓先楚拍著黃羅斌的肩膀說，你這些年受苦了。

黃羅斌一聽這話，眼淚差點掉下來。

這么多年了，終于有人說他受苦了，而不是說他犯錯誤了。

韓先楚問起申訴的事，黃羅斌苦笑著說，算了，都這么多年了，誰還管這些舊賬？

韓先楚聽了，臉色一沉：什么叫舊賬？

冤枉就是冤枉，錯了就得改！你別灰心，繼續(xù)寫申訴材料，寫完了給我，我?guī)湍氵f到中央去。

這句話，像一道光照進了黃羅斌的心里。

他原本已經死了心，沒想到還有人愿意為他出頭。

韓先楚不是隨便說說，他說到做到。

他在福建的時候就幫過不少受沖擊的老將領，到了西北，自然也要管這些事。

黃羅斌回去后，連著好幾個晚上沒睡覺，把這些年的委屈、冤情，一樁樁一件件都寫下來。

他寫得很詳細，哪些指控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被人歪曲的，都一一說清楚。

寫完了，厚厚一疊，他拿去給韓先楚。

韓先楚接過材料，仔細看了，看得很認真。

看完了，他對黃羅斌說：你放心，這事我管定了。

我會把材料送上去，該說的話我都會說。

你等著，不會太久的。

黃羅斌那天離開韓先楚的辦公室，走在路上，覺得腳步都輕了不少。

這么多年的陰霾，好像終于要散開了。

韓先楚說話算數(shù)。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關系，把黃羅斌的材料遞到了中央。

那個年代，很多冤假錯案都在復查，黃羅斌的案子也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1979年，黃羅斌終于等來了平反的消息。

那些年扣在他頭上的帽子，一個個都摘掉了。

那些不實的指控，一條條都澄清了。

組織上給他恢復了名譽，還給了新的任命——新疆自治區(qū)副書記。

從1962年被撤職，到1979年平反復出，整整16年。

黃羅斌已經老了，頭發(fā)白了，背也有點駝了。

他接到任命的時候，沒有想象中的激動和興奮，反而很平靜。

這些年經歷的一切，把他磨得已經沒有那么多情緒了。

他專門去感謝韓先楚。

韓先楚擺擺手說，應該的，早就該給你平反了。

咱們這些老戰(zhàn)友，不能眼看著誰被冤枉了不管。

你以后好好干，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

黃羅斌點點頭，他知道自己年紀大了，能干的時間不多了。

那就抓緊每一天，把工作做好，不辜負韓先楚的幫助，不辜負這遲來的公道。

黃羅斌的故事說到底就是那個年代的縮影。

一個開國將領，因為一場戰(zhàn)役的失誤被邊緣化，又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打倒，在最困難的時候帶著孩子走了四千里路去喊冤，最后靠著老戰(zhàn)友的幫助才重見天日。

這16年的沉浮，既是個人的不幸，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復雜。

好在最后公道還是來了，雖然晚了點，但總算讓一個老軍人挺直了腰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