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夏，陜西省革委會上報中央，提到了當年8月份在寶雞火車站例行檢查過程中，查出一個奇怪的旅客。

這名旅客隨身攜帶著900元巨款，引起民兵懷疑。后來經(jīng)過寶雞方面確實，此人名叫周銅山，系從蘇聯(lián)非法入境，他自稱是因為華人身份，在蘇聯(lián)備受歧視，所以想回到自己從小長大的北京。

客觀上來看，周銅山當時所稱的確是合情合理，因為中蘇關系從六十年代初就惡化，在1969年還爆發(fā)了珍寶島戰(zhàn)役，距離周銅山越境回國，也就過了不到五個月。

不過，即便是周銅山所稱合情合理，在當時也不能避免懷疑，陜西省革委會為此還專門成立了調(diào)查組調(diào)查。

此案匯報到北京后，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關注，包括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人都對該案做了批示。

當然，誰都沒想到，一個小小的周銅山，后來會牽出一樁大案。

1

1969年8月8日晚9時，寶雞市根據(jù)上級指示精神，在全市一些重點目標開展大規(guī)模的清查活動。

在那個特殊年代里，陜西的“武斗”十分嚴重，連軍管組長和寶雞革委會的軍代表都在武斗中喪命，因而上級特意安排了一次清查活動，重點針對非法持有槍支和打砸搶分子。

當時，寶雞市火車站只是一個二級車站，不過鑒于是鐵路重要交通樞紐，因此在革委會、軍管會指示下，當?shù)氐墓惨约懊癖芸炀蛽湎蛄塑囌?，并封鎖了車站廣場，挨個清查可疑分子。

為了讓群眾安心，寶雞市還出動了宣傳車配合，所有在廣場的老百姓以及車站候車的旅客在聽到聲音后，都自覺的配合。

一直到當天晚上10時20分，清查結(jié)束，一共清出了30多個盲流、乞丐、街痞閑人。

也就是在這三十幾人中，有一個人引起公安民兵高度關注，此人大熱天里穿著一件穿著一身外套，與周圍人的打扮格格不入，隨身帶著一個暖水瓶，但里面沒裝水。

根據(jù)發(fā)現(xiàn)此人的民兵李成永的說法，他是在例行查看車票和身份證件的時候發(fā)現(xiàn)的這個人，這個人手里拿著一張8月9日從寶雞開往太原的火車票，自稱是從新疆回來，準備回太原去妹妹。

身份證件上顯示，這個年輕人名叫周銅山。

不僅如此，周銅山還攜帶著一張由“新疆墨玉縣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開的證明：

“證明我社周銅山因這里氣候條件不適合，其身體發(fā)生惡化，不能繼續(xù)工作，準予離職。在我社一切手續(xù)都已清楚，現(xiàn)遷移到山西省居住，請當局幫助安家落戶參加工作?！?/p>

“當局？當局？”

李成永叨咕了兩句，他本能的感覺到這張“證明”不對，但他自己又沒發(fā)現(xiàn)什么問題。

考慮到情況比較特殊，李成永還是叫過來搭檔豆中才，把這個叫周銅山的人當成可疑的人拉到了廣場指揮車旁邊。

在清查結(jié)束以后，周銅山與三十多個盲流、乞丐、街痞閑人一起被送到了寶雞市公安機關軍管會院里，等待進一步的甄別。

甄別過程中，軍管會政法組的政保組長于潤民和王光滿發(fā)現(xiàn)了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

當時正值酷暑，所有人都是汗衫短袖，恨不得把衣服全脫光了，唯獨這個周銅山，襯衫外面還套著外套，甚至滿頭大汗也不脫。

于潤民、王光滿兩人都意識到，這件外套不簡單。

王光滿上前仔細檢查了周銅山的外套，結(jié)果從他左上口袋底部邊沿，摸到一根約3厘米長的條狀硬東西。他要求周銅山脫下外套，發(fā)現(xiàn)口袋底部用針線縫著，他用大頭針挑開先頭，拿出來一看，是一根圓柱玻璃體物件。

“這是什么東西？”

另外，于潤民在周銅山的挎包里，還發(fā)現(xiàn)了兩只直徑約1厘米的盛著奇怪液體的黃色玻璃瓶，

有意思的是，面對公安機關盤問，周銅山對這些東西是一問三不知。

隱藏間諜活動經(jīng)費的暖水瓶

于潤民對周銅山隨身攜帶的那個水壺很感興趣，他拎起來的時候，就覺得一個空水壺的重量不太對，于是擰開了水壺的底座，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在瓶膽與底座的夾縫間有個紙包，打開一看居然是一疊鈔票，都是5元面值，甚至連號碼都是連著的，這一疊鈔票，就是900元。

加上周銅山隨身攜帶的錢，總計911元。

在六十年代末，900元錢可并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

面對公安機關的盤問，周銅山也有自己的解釋：

“錢是父親留給我的遺產(chǎn)，藏在暖水瓶下面，是怕丟?！?/p>

周銅山雖然一再狡辯，但他是沒辦法說清楚自己的可疑的地方的。

一方面是他身上穿的衣服都很新，不是一件兩件，而是全身上下都是全新的一套行頭，在當時這是很不合理的，畢竟一個普通的家庭，全身上下了不起一兩件新衣服、褲子，哪怕是個新郎官，也不可能全身上下都換新的。

另外一方面是周銅山行跡可疑，他隨身攜帶的車票可并不像是他所說的那樣，就是單純從新疆回太原看望妹妹那么簡單，他從7月29日在烏魯木齊乘車去蘭州，然后從蘭州乘車又去了別的地方，短短十天，周銅山跑了鄭州、北京、太原、石家莊，最后石家莊到寶雞，然后他又要從寶雞到太原。

這么來回跑干什么。

公安機關加大了審訊的力度，終于在第二天晚10時突破了周銅山。

"我原籍北京，住東城區(qū)建國門大牌坊胡同70號。生父周華亭病逝后，母親王淑清1955年再婚，嫁給了一個叫李佐臣的蘇聯(lián)人."

根據(jù)周銅山的交代，他是從新疆非法入境的蘇聯(lián)華人，因為在蘇聯(lián)受到了歧視，因此才跑回來，打算回到自己從小生活的北京，因為怕被人當成特務，所以在烏魯木齊買了假證件。

2

周銅山的交代把公安機關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六十年代，中蘇關系交惡后，雙方幾乎就斷了往來，特別是1969年還爆發(fā)了中蘇珍寶島戰(zhàn)役，而僅僅五個月后，周銅山就從邊境偷渡過來，不僅在全國各大城市溜達，還去了北京。zhe 嚴重威脅了黨中央的安全。

1969年8月10日，陜西革委會政法組第一副組長伊里在接到消息后，立刻派出三路人馬。

一路以政保干部張舉明和政法組軍代表黨乙文為主，兩人直奔寶雞調(diào)查嫌疑人，一路奔北京，調(diào)查周銅山所說的原籍地的情況，一路到新疆調(diào)查周銅山手持證明的情況。

根據(jù)新疆反饋回來的消息，周銅山隨身攜帶的戶口遷移證，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塔城縣公安局失竊的，已經(jīng)作廢；周銅山隨身攜帶的駕駛證，經(jīng)查閱烏魯木齊汽車監(jiān)理所車輛司機檔案，該所從未簽發(fā)過13266號駕駛證件，也沒有一個叫周銅山名字的駕駛員；新疆墨玉縣火箭人民公社戶口新舊底冊登記，也沒有叫周銅山的人。

根據(jù)北京反饋回來的消息，外調(diào)人員周銅山提供的地址去查，查了幾十個叫周銅山的，其中一個和被關押的周銅山年齡能對上。

這個北京的“周銅山”后來被北京某街道居委會一位王大媽收留撫養(yǎng)成人，如今在北京王府井飯店做雜工。

根據(jù)調(diào)查的情況，這位王大媽在北京收養(yǎng)孤兒的義舉，被《北京晚報》刊登過，在當?shù)厮闶且粋€頗有名氣的典故，外調(diào)人員后來還在圖書館找到了當年的報紙，并且從上面找到了這位王大媽與兒子周銅山的照片。

二者確實是有相似的地方，但顯然不是一個人。

毫無疑問，這個北京的“周銅山”才是真正的周銅山，那么自然在西安看守所關押的就是假的了。

針對周銅山隨身攜帶的鈔票，陜西方面專門去了位于北京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調(diào)查，總行在核實后，又給陜西方面打了電話通報：

“周銅山手上持有的1956年版5元鈔票，是前些年中國人民銀行供給蘇聯(lián)駐北京商務辦事處的?！?br/>

顯然，周銅山身份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簡單，專案組懷疑他有蘇聯(lián)官方背景。

有鑒于此，陜西方面立刻將此事上報了中央，中央為此還專門批示，要求陜西方面迅速偵破此案。

陜西省革委會政法組立即成立了“6901”專案組，伊里任專案組長，黨乙文任副組長，審訊和調(diào)查工作同時展開。

專案組找到了周銅山交代的北京的建國門大牌坊胡同70號，這個大院里有幾十戶人家，但是沒有一戶人家姓周，但確實有一名女子叫王淑清，他的丈夫是在電車公司上班的王華清，在建國前病故，兩人育有五個子女，其中一女早喪。

王華亭病故以后，王淑清帶著兩個兒子也搬走了，后來情況不明，倒是還有兩個女兒在北京。

專案組后來查到，王淑清后來確實改嫁給一個叫李佐臣的蘇聯(lián)人，這個李佐臣是個白俄羅斯人，十月革命期間，隨父母流亡到了中國，解放后，源于中蘇關系，當時北京需要大批的俄語教師，李佐臣在北京，先后在定福莊燃料工業(yè)部職工學校和北京電影學校教過教授俄語。

1955年，李佐臣在同王淑清結(jié)婚后不久，全家一起搬去了蘇聯(lián)定居。

綜合來看，周銅山交代的情況大部分屬實，根據(jù)年齡上推算，周銅山應該就是王淑清的二兒子王常玉。

這下周銅山也無法再瞞下去，索性就很痛快的承認：

“我就是王常玉，俄文名字叫彼德，是蘇聯(lián)克格勃派到中國的間諜?！?br/>

3

1955年，“周銅山”也就是王常玉在隨母親到蘇聯(lián)定居后，隨家人在西伯利亞的阿爾克斯區(qū)居住，王常玉和他的哥哥從初中畢業(yè)后，在一家建筑公司當了工人。

本來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中蘇關系交惡后，蘇聯(lián)急需要一批到中國獲取戰(zhàn)略情報的特工，在經(jīng)過一年的觀察后，他們選中了王常玉。

王常玉本來是中國人，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后來又在蘇聯(lián)生活多年，并且也隨家人改換了蘇聯(lián)國籍，在蘇聯(lián)方面看來，這恰是他們需要的人。

蘇聯(lián)克格勃特別行動局第六處吸收了王常玉為其新成員，內(nèi)部稱呼他為“維靜同志”。后來他被派到赤塔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系統(tǒng)的一個秘密培訓基地，接受了情報收集、收發(fā)報、汽車駕駛、野外生存、繪制地圖等各種技能的訓練。

不僅如此，王常玉還按照蘇聯(lián)方面的要求，學習了當時我們國內(nèi)的一些情況，比如他要背毛主席語錄等等。

在后來考核中，王常玉各門科目成績均獲得了4分以上的高分，克格勃向他頒發(fā)了少尉軍銜任命書和二級報務員職稱證書。

1969年7月20日，王常玉被蘇聯(lián)方面派回中國執(zhí)行任務，并于7月23日晚11時抵達阿拉湖以東中蘇邊境200米的地方，然后沿著阿拉湖流出的額敏河經(jīng)邁義爾溝進入中國境內(nèi)。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雖然蘇聯(lián)方面給王常玉安排的身份看似沒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漏洞百出，只要稍加盤問就會露餡。

可關鍵問題在于，當時的中國正處于一個特殊時期，客觀上給王常玉潛入提供了便利，他在新疆以及內(nèi)地各地方住宿，都沒有人查問他的證件。

一直到寶雞火車站，才徹底暴露。

根據(jù)王常玉的供述，他在寶雞火車站是等一個叫安大民的人。

安大民是被王常玉收買的，此人是甘肅平?jīng)鋈?，原來在新疆建設兵團某部任機械維修工，期間因監(jiān)守自盜而被開除。

一次，安大民在烏魯木齊的一個小飯館吃飯，發(fā)了幾句牢騷，便被王常玉注意到，后來王常玉僅用了300元，就將安大民收買。

之后，王常玉、安大民兩人便乘火車在全國各地溜達。

抵達寶雞以后，安大民提出要先休息再工作，王常玉沒有等他，于是就自己離開了，他主要圍繞黨政機關以及軍隊機關周圍活動，看墻上《布告》內(nèi)容和一些革命性小報、傳單和大字報。安大民則是哪兒人多往哪兒鉆。

不出意外兩人就出意外了。

之前我們說過，為了全市安全，寶雞市響應上級號召，在全市范圍內(nèi)展開清查行動，安大民因為隨身揣著300元新錢說不清楚來歷，派出所就把他按照盜竊罪給拘留了。

王常玉自己也不知道這個情況，就只能傻乎乎的在寶雞火車站等。

王常玉暴露后，很快交代了安大民的情況，隨后寶雞地方公安機關把安大民押解到了西安，移交給了專案組。

4

安大民歸案后，交代了不少他與王常玉在國內(nèi)各地的活動情況。

這里面有個細節(jié)。

王常玉、安大民到石家莊后，在一個叫東風浴池的澡堂子里落腳，之后王常玉打發(fā)安大民出去買信封，結(jié)果安大民買回信紙，王常玉又埋怨他“買信封就不知道買信紙”。

兩人說話間，王常玉從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里面撕了兩頁空白頁，要安大民替他執(zhí)筆寫封家信。

王常玉的這封家信，從內(nèi)容上來看，其實沒有什么，主要是告訴他的繼父與母親自己的情況，同時說明自己還沒有見到妹妹，不過寄信的地址，王常玉要求安大民寫他自己家，而收信的地址，寫的是蒙古國的烏蘭巴托市297號信箱”，收信人叫“鐘理”。

專案組認為，這個“烏蘭巴托市297號信箱”是蘇聯(lián)情報機關設在第三國的據(jù)點。

王常玉一開始還不肯交代，直至專案組第二次審問，他才交代，這封信內(nèi)容上雖然是家信，但其實他在信的空白處，用密寫的方式，寫了一段俄文，向蘇聯(lián)的上級交代自己來中國以后的情況。

這本《毛主席語錄》所用的紙張是蘇聯(lián)方面特質(zhì)的，可以用尋常的硬物寫字，平?？床坏?，只有用紫外線燈才能看到。

據(jù)說這項技術當時是蘇聯(lián)獨有的，就連美國也不具備。

王常玉交代，他和安大民到北京后，有一次曾支開安大民，自己獨自一個人坐公共汽車到月壇北路，找到一根有底座的水泥電線桿。他一只腳踩在水泥底座上，裝作系鞋帶的樣子，用在旅社帶來的白粉筆在距地面80厘米位置上，劃了一道長度五六厘米的橫道，然后在橫線上方水泥底座放了一顆小石子。

王常玉這個意思是在向上級表明，自己已經(jīng)潛入成功，可不可以去北京臥佛寺取“泥石包”。

根據(jù)資料記載，這里所謂的“泥石包”是蘇聯(lián)情報機構(gòu)特制的一種容器，用來裝各種工具，在外派的特務成功潛入之前，就預先放在了某個地方，只等潛入成功以后再取，因為王常玉本身不是武裝特工，所以他的“泥石包”里面裝的應該只有活動經(jīng)費和聯(lián)絡密碼。同時在另外一個地方，還有蘇聯(lián)情報機構(gòu)發(fā)給他的電臺。

不過，王常玉并沒有來得及取“泥石包”，根據(jù)他交代，他的“泥石包”分別安放在北京兩個地方，一個是臥佛寺，一個是十三陵。

1969年9月2日，公安部批準由陜西方面派出的專案組起獲密碼和電臺，并派出工作人員協(xié)助。

幾天之后，專案組根據(jù)王常玉的供述，順利從兩個地方拿到了電臺以及密碼，電臺被取回后，經(jīng)過專家分析，起獲的電臺是一臺便攜式遠距離快速收發(fā)報機，每分鐘可發(fā)送500組密碼；而兩本密碼分別是專用的卡片式明碼本和可變的平戰(zhàn)兩用密碼本。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電臺以及密碼被送到了西安，由王常玉試用，果然可以正常工作。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即便都走到這個地步，王常玉仍然有所隱瞞。

根據(jù)安大民交代，他們在蘭州時，曾去過白塔山公園，雖然只是在那里逗留了半個小時。

可意外的是，王常玉在交代自己潛回國內(nèi)的情況是，卻有意無意略過了在蘭州的這段情況，特別是白塔山公園，更是提也不提。

專案組后來再提審王常玉，他仍然不肯提這件事，顯然是有什么貓膩。

在專案組一再詢問下，王常玉這才很不情愿的交代：

“每年4月和9月的第一個星期四下午6點，是我和別的蘇聯(lián)特務接頭的時間，地點有兩個：一個是蘭州的白塔山公園門口，另一個是在太原市郵電局門口。如果沒接上頭，人在蘭州，第二天老時間、老地點再接頭；若人在太原，第一天沒接上頭，那么第二天，還可以在同一時間去太原市橡膠廠門口再接頭?！?/p>

在專案組去拿“泥石包”期間，專案組按照王常玉的供述，于當年9月在約定時間里，去了白塔山和太原市郵電局以及太原橡膠廠門口接頭，但都沒有收獲。

5

在取走電臺和密碼以后，專案組按照王常玉的交代，專門留了記號，按照他們的計劃，蘇聯(lián)情報部門只會確定他們收到東西后，才會與他們聯(lián)系。

1969年9月27日，在甘肅平?jīng)霭泊竺窦依锸盏椒庑?，信的?nèi)容是接上次王常玉寄去信的內(nèi)容。就信本身而言，內(nèi)容平平無奇，王常玉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但他認為應該是有顯微點。

專案組特意請了技術人員，花了幾天功夫，終于在信的的倒數(shù)第六字“新”字上面發(fā)現(xiàn)了不對勁，把這個字用鑷子扣開后，里面是一個米粒大小的白色膠膜。

圖|用于書寫密信的膠膜和讀視工具

當時技術人員用了各種放大的辦法，也只是能確認，這個膠膜上有密密麻麻的字，但是怎么也看不清。經(jīng)王常玉交代后，專案組才恍然大悟，原來之前他藏在口袋里的那根玻璃圓柱，是看膠膜上字的工具

這是一封中文寫的信：

“一、我準許你可以在離開蘭州不遠的任何城市或鄉(xiāng)村里居住和參加工作，留在你朋友安大民住的城市也行；二、請通知關于你的朋友他是什么人？三、你的家里一切都好；四、祝身體健康，工作順利?！?/p>

至此，王常玉案基本上就已經(jīng)結(jié)束了。

半年以后，蘇聯(lián)克格勃邊防工作站在邊境開設了“666”主呼電臺，對王常玉的代號“777”電臺進行24小時定時呼叫聯(lián)絡。

不久之后，王常玉的電臺就收到了蘇聯(lián)方面的指示點，暗示他于1970年4月第一個星期四下午6時到蘭州白塔山公園接頭。

后來蘇聯(lián)方面還專門開通了赤塔CRU總臺專頻，對王常玉進行盲呼。

根據(jù)資料記載，從1970年5月至1972年4月，總臺定時呼叫達54次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王常玉的結(jié)局。

1969年10月19日，王常玉被移送到北京，關進了秦城監(jiān)獄。

1978年12月4日，就王常玉的情況，北京市公安局做出決定：

“王常玉已關押了9年，主要問題已基本審查清楚，應迅速做出處理?！?br/>

不久之后，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王常玉免于起訴，予以釋放，出獄之后，王常玉被安置在勞改農(nóng)場就業(yè)。

根據(jù)王常玉案調(diào)查的過程，陜西省公安機關把王常玉入境的新疆伊犁以及王常玉書信聯(lián)系過的蒙古國烏蘭巴托列為重點排查地區(qū)。

其實，就從王常玉案整個破獲的經(jīng)過看，王本人其實并沒有造成大的破壞，而且 他在一開始就被我公安機關掌握。

可從整體上來看，王常玉案是當時我們國家破獲的第一個蘇聯(lián)間諜案，對于我們后來破獲蘇聯(lián)間諜案有著重大的意義。

這其中最出名的莫過于1974年的李洪樞案，這起周總理親自關注的案件后來在1977年被改編為電影《熊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