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剛開完，北京城冷得那是真叫一個哆嗦。

大伙兒都以為這出悲劇算是落幕了，生者慢慢療傷唄。

誰承想，一份絕密體檢報告直接甩在了陳家子女臉上——肺癌晚期。

病人不是別人，正是剛剛在靈堂上連站都站不穩(wěn)、還要人扶著的張茜。

醫(yī)生拿著X光片的手都在抖，那肺部早就布滿陰影，沒法看了。

按照常理，這種疼早就該滿地打滾了，可她愣是一聲沒吭。

這哪里是治病，分明是在用意志力跟閻王爺搶時間，就為了送丈夫最后一程。

這事兒吧，還得從1970年的那個夏天說起。

那年7月，廬山上的氣氛那是相當壓抑。

陳毅正在等著參加九屆二中全會，身體卻先扛不住了。

腹瀉、肚子疼，整個人瘦得跟脫了形似的。

陳毅是啥人？

那是槍林彈雨里滾過來的，這點疼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事兒。

但張茜不干了，她太了解丈夫了，小病從來不哼哼，這回肯定是大事。

她也不管那么多了，背著陳毅悄悄給周總理寫了封信。

總理回信那叫一個快，字里行間都能看出著急上火，命令陳毅必須馬上回北京檢查。

可是呢，在那會兒，個人的身板再硬也得給大局讓路。

廬山會議馬上要開，通知書都拍桌子上了。

陳毅瞅瞅通知，再瞅瞅急得不行的媳婦，最后還是把看病這茬給壓箱底了。

這一壓不要緊，直接錯過了最救命的三個月。

等到10月26日，陳毅終于躺進北京日壇醫(yī)院的時候，黃花菜都快涼了。

如果歷史能倒帶，這會兒絕對是個翻盤點，但老天爺偏偏開了個巨大的玩笑。

那陣子的醫(yī)療設備也就那樣，加上陳毅這病藏得深，醫(yī)生查來查去，最后竟然給出了個“腸胃病”的結論。

接下來整整56天，這就是一場基于誤判的瞎折騰。

陳毅天天吃著治腸胃炎的藥，忍著肚子里那個越來越硬的腫塊，出院后甚至還想接著工作。

直到疼得實在受不了了，張茜二話不說又把他拽回了醫(yī)院。

這回外科醫(yī)生一摸肚子，臉色當時就變了：這哪是腸胃病，這是急性盲腸炎，必須馬上開刀！

手術燈一亮，原本計劃一小時的小手術，愣是搞了五個多小時。

等醫(yī)生把肚子一打開，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涼氣——這盲腸炎是個幌子，里面是結腸癌，而且已經到了必須要“大動干戈”的地步了。

陳毅被推出來的時候，身上插滿了管子。

守在門口的張茜一看這架勢，眼淚唰地就下來了。

她哭的不僅是丈夫遭罪，更是這幾個月被誤診耽誤的時間。

這就是所謂的“燈下黑”，最頂級的醫(yī)院，犯了個最要命的低級錯誤，代價卻是一位元帥的生命。

這消息傳到西花廳，周總理也是震驚得不行，連夜把已經隱退的頂級腫瘤專家吳桓興給請出山了。

在吳院長的調理下，陳毅確實有過一段“回光返照”的日子。

1971年的五一勞動節(jié)，陳毅奇跡般地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當時毛主席握著他的手問長問短，周總理在一旁也是眼含熱淚。

回家后，陳毅心情不錯，拉著張茜在慶云堂的小院里拍了張照。

那時候陳毅看著忙前忙后、瘦了一大圈的妻子，還特心疼地說，自己好點了，讓張茜別累倒了。

張茜當時笑呵呵地回了一句，說自己身體棒著呢。

這其實是一句騙人的鬼話。

實際上，張茜那會兒身體里估計早就埋雷了。

但為了不讓重病中的丈夫分心，她把所有的痛都嚼碎了咽進肚子里，給丈夫演了一出長達一年的“平安戲”。

她陪著陳毅去北戴河，陪他開會，就像個不知道累的鐵人。

直到1971年11月6日，陳毅病情突然惡化，連水都喂不進去了。

最后那兩個月，是張茜這輩子最至暗的時刻。

她眼睜睜看著那個曾經叱咤風云的男人一點點枯萎，直到1972年1月6日，那盞燈徹底滅了。

后事一辦完，支撐張茜的那股精氣神兒瞬間就被抽空了。

當兒子陪著她去醫(yī)院時，肺癌晚期的診斷書就像最后的判決書一樣砸了下來。

這一年，她才50歲。

面對這份死亡通知單，張茜沒崩潰，反而異常冷靜。

她坐在陳毅生前的那張辦公桌前，做出了個讓醫(yī)生都搖頭的決定：拒絕那種能延長生命但會讓人昏昏沉沉的保守治療。

她要搶時間，哪怕疼死也要保持清醒。

因為陳毅這一輩子寫下的那些詩詞，那些在馬背上、戰(zhàn)壕里哼出來的句子，還亂七八糟地堆在紙堆里呢。

“我不能帶著他的遺憾走，走了我也沒臉見他�！�

于是，在北京最后的時光里，張茜把自己活成了一臺高速運轉的機器。

每一首詩，都是他們兩口子走過的路；每一個字，都是她對丈夫最后的交代。

1974年3月20日，當《陳毅詩鈔》終于定稿成冊，張茜在這個世界上的任務算是徹底完成了。

她放下了筆，帶著對丈夫的無限眷戀，永遠閉上了眼睛。

在這場跟死神的賽跑里，張茜贏了。

這就是把命當柴燒，只為了最后那點光亮能照在丈夫的詩稿上，讓他留在這個世界上久一點，再久一點。

1974年春分那天，張茜走了，離她丈夫去世只過了兩年零兩個月。

在那本沉甸甸的《陳毅詩鈔》扉頁上，凝結的是兩個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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