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一個十三歲的女孩被強行許配給傻兒子當童養(yǎng)媳，母親得知后怒火中燒，果斷安排“逃婚”，這在當時的湖南鄉(xiāng)鎮(zhèn)無異于掀翻天。

而那位母親，就是中國革命史上最為傳奇的女性之一，葛健豪。

她用一生，抗爭封建、力推女權(quán)、撫養(yǎng)英烈，最終將四位中共中央委員從戰(zhàn)火中養(yǎng)育成人，卻在彌留之際仍念著那個早已犧牲的兒子。

她的故事，不只是關(guān)于母親的偉大......

怒休夫

光緒二十一年的湖南永豐，剛過完年，彼時的葛蘭英年方十六，剛剛換過冬衣，還未來得及褪去稚氣，就被父親牽著手，踏進了蔡家的大門。

她不知道，從這一刻起，自己的命運將與這個名為“蔡蓉峰”的男子糾纏一生。

蔡家是當?shù)氐母粦?，家中三進三出的宅子，朱門高墻，擺得滿堂花木生輝。

她本以為，這樣的家庭會有教養(yǎng)、有底蘊、有風(fēng)骨。

可入了門，她才發(fā)現(xiàn)，所謂的“門當戶對”，不過是一場家族聯(lián)姻的虛榮面具。

新婚之夜，她被輕輕撩起紅蓋頭，看見的是一個油頭粉面的年輕人，嘴角帶著一抹吊兒郎當?shù)男Α?/p>

他自稱是“讀過書的人”，卻連四書五經(jīng)也說不出幾句整話。

喝醉時口不擇言，清醒時言語輕浮，動不動就對她喊“三從四德”，甚至還要她為“繼承蔡家香火”早些“盡婦道”。

蔡蓉峰是典型的紈绔子弟，整日結(jié)伴狐朋狗友游山玩水，花天酒地。

成婚不久便嚷著要“到大上海闖一番事業(yè)”，葛蘭英心里燃起了一絲希望，以為遠離鄉(xiāng)土，他或許能改頭換面。

可等她帶著孩子千里迢迢趕到上海，看到的卻是另一幅更不堪的景象。

上海灘的租界燈紅酒綠，蔡蓉峰沉醉其中，一頭栽進賭場和妓院。

一身銅臭味混著鴉片煙氣和脂粉香，把她熏得頭暈?zāi)垦！?/p>

他有時醉醺醺地回家，懶得理她和孩子，甚至將薪水全數(shù)揣入自己腰包，一文不留。

她想與他說理，他卻搬出一套套舊禮法：

“我是你丈夫！你就該服從，女人管什么錢？教孩子讀書有什么用？讀書的女人就是不守婦道！”

那年冬天，上海的寒潮比往年都來得早，葛蘭英坐在煤油燈下，翻著僅剩的幾枚銅錢。

她忽然想起年幼時在家館背的《大學(xu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strong>

她心里苦笑，自己連“齊家”都無從談起，還如何指望教出有志氣的兒女？

終于，在某個清晨，她推開蔡家的門，帶著孩子離開了上海，回到了荷葉鎮(zhèn)老家。

老家的日子并不比上海輕松，蔡蓉峰依舊不知悔改，一副“家中主子”的模樣，對她指手畫腳，吆五喝六。

他開始逼她給年幼的女兒裹腳，說“不裹小腳，將來沒人要”，還要兒子去田間做工，說“讀書是浪費銀子”。

她聽了這話，咬牙不語，回房后，她將自己的嫁妝細細清點，把壓箱底的金銀首飾和繡花被面拿出來，一件件賣掉，為的只是能湊足蔡和森的學(xué)費。

有一次，蔡蓉峰酒后發(fā)瘋，要強行給小女兒裹腳，葛蘭英抱著女兒逃進鄰居家，把自己反鎖在柴房里整整三天，守著女兒不讓他碰。

日子一天天地熬，直到她遇到了兩個女人，秋瑾與唐群英。

她與她們交往越深，越感羞愧，她說自己“生得是女人的身子，卻被囚于男人的世界太久”。

在秋瑾遇害后，葛蘭英在家中設(shè)了靈堂。

她告訴自己：“我不能像她們那樣投筆從戎，但我可以教我的兒女做他們做的事?！?/strong>

她第一次向父母提出休夫請求。

父母勸她“女人家就該認命”，她冷笑一聲，道：

“認命？我早該死在書堆里，不該嫁進這狗窩里！”

休夫一事，在鄉(xiāng)里引起轟動，女人休夫，這在那個年代簡直比“忤逆父母”還重。

但她并不在意。

她要的是孩子讀書，是女兒不纏足，是孩子們有一個不被父權(quán)壓迫的未來。

她親手為小女兒解開腳布，為兒子挑選筆墨紙硯，為大女兒打制布鞋出門看學(xué)塾。

她終于開始活成了自己。

半百求學(xué)

1914年的長沙，大多數(shù)人家的女人們都守著火爐做針線，或趕在年關(guān)前去廟里添香祈福。

但就在這被寒意和傳統(tǒng)緊緊包裹的省城，一位身著舊棉袍、腳踩厚布鞋的中年婦人，帶著兩個女孩，站在了湖南女子教員養(yǎng)成所的大門前。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年近五十的葛蘭英。

養(yǎng)成所的大門高高的，牌匾上的四個燙金大字在冬日陽光下微微泛著光。

葛蘭英昂首走進去，身后跟著的大女兒蔡慶熙、小女兒蔡暢，還有年僅五歲的外孫女劉昂。

她早已打聽清楚，這是一所專為培養(yǎng)女性教師開設(shè)的新式學(xué)校，凡女子若有高小文化基礎(chǔ)，皆可報考。

她自小通讀《四書》《五經(jīng)》，識文斷字不在話下，自信滿滿。

可她剛進門，就被門口登記的女教務(wù)攔了下來。

“這位夫人，您是來為哪位小姑娘報名的？”女教務(wù)員見她頭發(fā)花白，語氣格外溫和。

葛蘭英回以淡然一笑：“我是來給我自己報名的。”

話音一落，女教務(wù)員頓時怔住，隨后為難地道：

“學(xué)校有規(guī)定，學(xué)員需為適齡女子……”

“適齡？”葛蘭英直視她，“請問是幾歲到幾歲？”

那人張口結(jié)舌：“這……沒有明確，但從未有過您這樣的年紀?！?/strong>

葛蘭英不爭不吵，拉過蔡和森寫好的一封狀紙，道：

“若你們不收，我自會向長沙縣衙遞狀?！?/strong>

隨后，她轉(zhuǎn)身，帶著女兒和外孫女轉(zhuǎn)頭離去，數(shù)日后，長沙縣知縣在大堂上展開那封狀紙。

他一字一句地讀完狀紙后，隨手提筆，在末尾批了四個大字：“奇志可嘉”。

這四個字，在當時的長沙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fēng)波。

一紙狀書破了舊規(guī)，那位“年紀最大的新生”，理直氣壯地進入了養(yǎng)成所課堂，坐在比她小了三十歲的姑娘中間聽課、寫字、做體操。

她不羞、不怯、不退，自覺自己不是與人攀比的“老太婆”，而是一位肩負使命的“新女學(xué)士”。

她每天清晨最早到教室，夜里燈滅后仍借油燈苦讀，尤其偏好唐詩與經(jīng)義，有時甚至背誦得比老師還熟。

幾個月后，那些曾對她指指點點的年輕學(xué)員，竟紛紛圍在她身邊，請教國文、詩詞、甚至女紅。

她逐一耐心解答，毫無架子。

漸漸的，她從“那個老太婆”變成了“葛大姐”“葛伯母”。

同學(xué)中稱她“學(xué)問有余，精神更盛”，老師們也常以她為榜樣。

與此同時，葛蘭英將自己的名字，鄭重地改為“葛健豪”。

健者，改造舊社會之健將，豪者，打倒舊枷鎖之豪杰。

舊的葛蘭英，已經(jīng)死了，她要做的，是新中國的新母親、新女子。

她用行動告訴世人，讀書與改變命運，從來不設(shè)門檻，唯有不甘與不屈，是所有女性最強大的入場券。

育子赴法

長沙劉家臺子的那間小屋，并不寬敞，屋內(nèi)擺著一張老舊木桌、一架縫紉機、一方灶臺。

若不是那張桌前，經(jīng)常圍坐著一群眼神熾熱、談笑風(fēng)生的年輕人，誰也不會想到，這樣一個尋常的農(nóng)家屋角，竟是那個時代最早的革命火種發(fā)源地之一。

那群年輕人，有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羅章龍、何叔衡……

他們以葛健豪家為據(jù)點，探討理想、策劃行動、閱讀譯文，推演未來的中國。

每次開會前，他們都先圍到后院幫著干活，翻菜地、挑水、拾柴火。

開完會后，幾人擠在灶前吃飯，一碗稀飯、一碟豆腐乳，香得能吃下三碗干飯。

而這一切的中心人物，是那位腳穿布鞋、身著粗布衣的老母親，葛健豪。

這看似平常的日子，其實藏著無數(shù)不平常的細節(jié)。

一到夜里，燈芯挑高，葛健豪就在縫紉機前忙個不停。

不是給孩子們縫補衣服，就是在為即將遠行的兒女縫制行囊。

蔡和森和蔡暢準備出國留學(xué)的那段時間，是她最忙碌也最沉默的時光。

她知道孩子們?nèi)シ▏?，不是為了鍍金，而是為了更廣闊的革命理想。

而她能做的，就是讓他們衣著得體、不至寒冷，行李整齊、少一分麻煩。

臨行前，旅費仍是難題，她沒有猶豫，取出所剩不多的嫁妝，拿到當鋪一一折現(xiàn)。她還找到曾國藩的外孫、愛國實業(yè)家聶云臺，開口借了六百銀元。

那年，她五十四歲，帶著女兒、女婿、外孫，加入了三十人的留法勤工儉學(xué)隊伍，踏上了駛往法國的郵輪。

初來乍到的中國青年們因語言不通、生活艱難，常被法國人冷眼相待。

葛健豪一開始連刀叉都拿不穩(wěn)，法語更是一個字也不懂，但她沒有退縮。

“不會，就學(xué)。”她這樣說，也這樣做。

她向鄰居請教最簡單的法語單詞，一邊學(xué)一邊寫，半個月后，她已能用蹩腳的發(fā)音問價、買菜，三個月后，她竟能看懂簡易的報紙，偶爾還能給孩子們翻譯一兩句。

除了學(xué)習(xí)，她還用從湖南帶來的絲線和繡花布匹，在法國人眼中如魔術(shù)般地做出精致的湘繡。

她把這些刺繡拿到集市販賣，所得的錢一半用來補貼生活，一半用來資助孩子們謄抄、翻譯馬克思主義書籍。

她從不以為這是“女紅”，她說：“你們用筆寫革命，我用針縫革命?！?/strong>

有時夜深人靜，她依舊坐在炕邊，聽著蔡和森和向警予討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和“階級斗爭”，嘴角會輕輕翹起。

她不完全懂那些復(fù)雜的政治術(shù)語，但她知道，這群年輕人肩上，擔(dān)著的是未來的中國。

她從不干涉孩子的選擇，更從不以“母親”的身份去擺出架子。

她只是轉(zhuǎn)身去廚房端出一鍋煮熱的雜糧粥，輕聲說：

“來，吃了這碗粥，好接著想革命的事?！?/strong>

后來，“中共”的字眼第一次在蔡和森的信中出現(xiàn)，那一刻，她不再只是蔡和森的母親、蔡暢的母親，她成了那個時代最堅韌的革命母親。

沒有她親手煮的一碗飯、補的一條棉褲、賺的一筆旅費，也許那些思想未必能順利傳播，那些文字未必能準時寄回國內(nèi)，那些青年未必能在巴黎的街頭熬過那個冬天。

歷史終將記住那些站在光里的名字，但不能忘記，是誰，在暗處燃燒著自己的身體，將火光一點點送到他們手中。

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

1931年夏，長沙，年過七旬的葛健豪，坐在湘江邊老宅的門檻上。

她已經(jīng)很多年沒見過自己的兒子蔡和森了。

自從從法國回國，蔡和森奔波在南方各地，從事秘密革命工作。

每一次來信都寥寥數(shù)語，語氣卻總是堅定明朗：“母親勿念，革命正在前行?！?/strong>

可她不知道的是，蔡和森已于1931年8月4日，在廣東被叛徒出賣后秘密殺害，犧牲時年僅38歲。

家中收到消息的第一時間，大女兒蔡慶熙和小女兒蔡暢立刻做了決定，母親不能知道，她會撐不住的。

這個消息，就像一枚滾燙的鐵球，被她們咬牙吞進肚里，日夜噎在喉頭。

于是，在葛健豪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她始終以為兒子“在外執(zhí)行任務(wù)，暫時抽不出身”。

她不知道的是，她心心念念的“和森”，已長眠在南粵熱土。

其實，她早已不是第一次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

1925年，她的次子蔡麓仙在廣州參加省港大罷工時壯烈犧牲。

她收到了600元撫恤金，一分沒留，全部捐給了學(xué)校，為學(xué)生添置縫紉機。

1928年，兒媳向警予在武漢英勇就義，她只是沉默，只是夜深人靜，她一個人坐在灶前的小凳上，眼神總會望向屋外的黑夜。

1943年，湖南已是戰(zhàn)火連天。

那年葛健豪臥床不起，神志尚清，她握著蔡慶熙的手，微微顫抖地說：

“和森和咸熙的事業(yè)，我怕是看不到成功了，但我相信，革命一定能勝利……那樣，我們一家子，就能再聚了……”

她說完這句話，隨即閉上雙眼，安詳離世。

享年七十八歲。

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久久無言。

他想起曾經(jīng)在她灶臺邊喝過的稀飯、被她訓(xùn)過的言語，還有她縫好的布鞋、講過的鄉(xiāng)言俚語，他提筆寫下挽聯(lián)：

“老婦人，新婦道；兒英烈，女英雄?！?/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