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互聯(lián)網(wǎng)上關(guān)于《紅樓夢》“悼明”的討論日益增多，連我們的朋友也開始討論起來了，它反映了當下社會中大漢族主義思潮的趨勢，一切歷史都是現(xiàn)代史，現(xiàn)在之所以火了，是因為有這個精神需求，但是這個說法其實是忽略了王朝興亡的歷史規(guī)律的，我們左派其實并不太喜歡，單純只是悼明，應(yīng)該說，我們悼的是每一個朝代，悼的是歷史周期律。

“新紅學派”以胡適為代表，他在《紅樓夢考證》中用實用主義解釋，認為這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另一代表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進一步稱其為作者的“自傳”，是“感嘆身世”“情場懺悔”之作，強調(diào)“色空”等觀點。這些觀點在解放前得到國民黨反動派和黨內(nèi)機會主義者的支持。周揚等人也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讓胡適派的“新紅學”散布影響。

在此期間，魯迅對“新紅學”派進行了堅決斗爭。在《 <絳洞花主> 小引》中，他說：“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它看見許多死亡”，深刻指出《紅樓夢》揭示了封建王朝的衰亡，而非單純的“自敘傳”或“愛情小說”。

全國解放后，一些人企圖把封建糟粕重新拾起來。1953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辨》稍加改動，以《紅樓夢研究》出版。1954年，毛主席針對這一形勢，親自發(fā)動了對《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唯心論的批判。10月16日，毛主席在《關(guān)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指出：“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quán)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開火。”

但批判后，周揚一伙又以研究《紅樓夢》為名發(fā)起進攻，形成修正紅學派，宣稱小說以“男女戀愛”為主題，或鼓吹“人的美、愛情的美及其毀滅”，推行“愛情中心說”。難道作者辛辛苦苦做了這么多，就是給后世這些腌臜文人用褲襠思考解決性壓抑的？

一言以蔽之：《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政治歷史小說，生動反映了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的內(nèi)部矛盾和必然滅亡的規(guī)律，勇敢批判了孔孟之道，深刻揭示了封建王朝從興盛到衰亡的歷史周期律。這部作品旨在警示后人，封建王朝興亡的必然性，避免重蹈覆轍。

賈寶玉是一個具有初步民主主義要求的貴族叛逆者，他與四大家族代表的矛盾反映了革新與保守、前進與倒退、尊儒與反儒的思想路線斗爭。作者用“癡情”“情種”掩飾其對封建禮法的叛逆，這是封建社會下不得已的隱瞞。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本質(zhì)上是基于對封建統(tǒng)治的叛逆而結(jié)成的同盟，作者虛構(gòu)他們的宿緣，是借“大旨談情”隱去政治主題。

改開后一些所謂公知對《紅樓夢》政治內(nèi)容的歪曲新一輪興起。一些人提倡“擺脫政治化解讀”，延續(xù)修正主義紅學的瑣碎考據(jù)傳統(tǒng)，宣稱小說是“文化悲劇”“青春哀歌”，或“以情為本體”的“文化小說”，強調(diào)“以悲證癡”“以美儲善”，延續(xù)“新紅學”和修正主義紅學的“愛情中心說”“自傳說”，歪曲其揭示興亡規(guī)律的核心。

但是“悼明說”就正確嗎？通過各種隱喻試圖證明曹雪芹在“悼明”。這些映射雖無甚批判價值，但“悼明說”完全不符合我們眼中《紅樓夢》反封建、反儒的政治內(nèi)容，將其視為對某個王朝的哀歌，這樣就剛好反轉(zhuǎn)了作品的真意。

“悼明說”的流行，并非曹雪芹真在“悼明”，而是受大漢族主義影響的小資產(chǎn)階級和部分無產(chǎn)者在“悼明”。它有進步的一面，和歷史局限性的一面：它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對《紅樓夢》的“去政治化”解讀，認識到其反清本質(zhì)，但未從根本上認識到反清并非“悼明”，而是展現(xiàn)歷史周期律。

毛主義批判指出，這種自發(fā)性必須通過無產(chǎn)階級領(lǐng)導的革命理論指導，才能真正揭示王朝興亡的規(guī)律，警示無產(chǎn)者避免歷史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