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xù)了42年的特殊時代印記，在2026年即將徹底終結。日本高市早苗當局正式決定，從明年起取消中國留學生在日打工收入的免稅政策，這標志著自1983年《中日稅收協(xié)定》簽署以來，給予中國留學生的這項“超國民待遇”將成為歷史。日本財務省將其解釋為“與國際稅收標準接軌”，以實現(xiàn)“公平課稅”。然而，當這項僅針對單一國家的調整，遇上高市早苗鮮明的“本國人優(yōu)先”立場與微妙的中日關系時，其背后釋放的信號，遠不止于稅收本身。

一項源于友好時代的單邊優(yōu)惠

這項即將被取消的政策，根植于中日關系的“蜜月期”。1983年，作為對東方大國放棄戰(zhàn)爭賠償?shù)摹案兄x”與經濟合作的一部分，兩國簽署稅收協(xié)定，其中明確規(guī)定中國留學生為維持生活和教育所獲的款項可免征所得稅。在當時留學生稀少的背景下，這是一項友好的象征。

然而，四十多年間，留學格局發(fā)生了根本性逆轉。根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2025年發(fā)布的數(shù)據，2024年在日外國留學生總數(shù)已突破33萬，其中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高達123，485人，占比36.4%，穩(wěn)居首位。與此形成尖銳對比的是，在華的日本留學生人數(shù)已不足1萬，兩者差距高達17倍。政策從雙向互惠演變?yōu)槭聦嵣系摹皢芜厓?yōu)惠”。更特殊的是，中國留學生的打工收入享受“無任何免稅上限”，這與韓國（上限2萬美元）、菲律賓（上限1500美元）等國的留學生待遇形成差異。有越南留學生曾對此表示困惑：“同樣在便利店兼職，中國同學拿全薪，我卻要被扣10%的稅?！?/p>

經濟影響與政治信號：孰輕孰重？

從純經濟角度看，政策調整對多數(shù)中國留學生的實際影響可能有限。日本稅制規(guī)定，年收入超過120萬日元（約合5.8萬元人民幣）才需納稅。按法定每周打工28小時、時薪1000日元計算，年收入約145萬日元，扣除各類免稅額后，需繳納的所得稅和住民稅合計約10萬日元（約4900元人民幣）。并且，近年來中國留學生對打工的依賴度已顯著下降，從事兼職的比例已低于10%，遠低于越南、尼泊爾等國留學生。

既然如此，日本政府為何要執(zhí)意推行這項可能“得罪”最大留學生源國的政策？其政治與象征意義或許大于經濟考量。

推動修訂的自民黨參議員小野田紀美曾直言：“日本的寶貝不是留學生（中國），而是日本孩子?！?/strong> 取消一項被渲染為“特權”的政策，有利于迎合部分民眾的“對等對待”情緒，塑造維護本國利益的強硬形象。

政策調整的時間點頗為微妙。正如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松本淳所分析，此舉是日本對華政策的延伸，意在釋放明確的政治信號。當“與國際接軌”的泛泛之談，具體化為針對東方大國的單獨行動時，其意圖便不言自明。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此前已逐步取消了對美國、新加坡等國留學生的類似減免。此次行動，可被視為其稅務“公平化”進程中對最后一個、也是規(guī)模最大一個“特例”的清理。

“可怕的結局”：多輸?shù)奈磥韴D景

這項看似“技術性”的稅收調整，可能撕開一道意想不到的裂縫，引發(fā)一系列連鎖反應，其結局遠非日本政府所宣稱的“公平”那么簡單。

首先，直接沖擊依賴兼職的底層留學生與日本服務業(yè)。 盡管整體依賴度下降，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學生需要打工支付高昂的生活成本。在東京，留學生月打工收入中位數(shù)約為12萬日元，這是許多人支付房租、伙食的“命脈”。新政實施后，他們每月可能少收數(shù)千至上萬日元，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擠壓本已緊張的學習精力。更深遠的影響在于，餐飲、零售、養(yǎng)老等本就面臨“用工荒”的行業(yè)，其28% 的兼職崗位由留學生填補。當政策寒了心，這些“辛苦活”誰來干？這難道不是對日本自身社會運轉的一次打擊嗎？

其次，動搖日本留學競爭力與人才戰(zhàn)略根基。 日本政府剛雄心勃勃地將“30萬留學生計劃”升級為 “40萬計劃” ，并配套一系列簽證、就業(yè)優(yōu)惠以在全球“搶人”。然而，此項針對最大生源國的稅收“刀子”，與擴招的“糖果”背道而馳。東北大學的數(shù)據顯示，政策風聲已導致中國學生的入學咨詢量下滑超過50%。如果東方大國的優(yōu)秀學子因此轉向加拿大、澳大利亞乃至歐洲，日本損失的就不僅是每年高達3000億日元的留學生經濟貢獻，更是其亟需的年輕勞動力和高端科研人才。這豈不是與“未來人才簽證”吸引STEM領域精英的國策自相矛盾？

最終，侵蝕兩國關系的民間紐帶與信任基石。 1983年的稅收協(xié)定是兩國關系升溫的產物。如今，單方面廢止這項承載歷史記憶的安排，傳遞給東方大國民眾的，是明顯的冷淡與不友善。教育交流本是緩和政治關系的潤滑劑，如今卻可能被工具化，成為釋放對立情緒的載體。一些日本地方政府已擔心留學生流失，開始籌劃“區(qū)域性補貼計劃”，但這僅是亡羊補牢。一旦信任受損，民間交往降溫，重建的代價將遠超區(qū)區(qū)稅收所得。日本財務省測算此舉每年可多收80億日元稅款，但與可能失去的人才、消費市場和友好關系相比，這真的是一筆劃算的交易嗎？

一項實施了42年的政策謝幕，表面是稅務技術的更新，內里卻是時代政治的翻頁。當教育被賦以過重的象征意義，學子們的賬本便成了國際關系的晴雨表。高市早苗當局或許認為這只是“糾正象征性不平等”，但它無意中可能為日本打開了一個更加復雜、更加困難的未來。歷史將證明，最大的“不公平”，或許是一個國家為自己親手構筑的人才與信任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