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來到中國，以祝壽為名拜見乾隆帝。這是清朝和大英帝國第一次正式外交談判，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當時，已經(jīng)80多歲高齡的乾隆帝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處在歷史的旋渦之中，在他看來，英吉利國王誠心向化，實在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

這使得雙方的交流從一開始就蒙上了一層“誤會”的色彩。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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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來華的主要目的就一個：貿(mào)易。

清廷自認是天朝上國，地大物博，僅留廣州一地與“蠻夷”通商，英國人來做生意，處處受限。為了打動乾隆，馬戛爾尼準備了非常多的禮品，除了貴重之物外，還有像天象儀、太陽系儀、地球儀、鬧鐘、手表、火炮、望遠鏡這樣的科技產(chǎn)品。

在英國人眼中，禮物是潛在的商品，但在中國人看來，不過是貢品罷了。這些玩意確實精巧，可有什么用呢？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前夕，英國方面先命人向兩廣總督呈交了一份公函，說明遣使意在與中國建立外交關(guān)系，目的是開放廣州的貿(mào)易。兩廣總督郭世勛看到此文，大概率會覺得洋人什么都不懂，中國的皇帝怎么會與蠻夷國王平起平坐、對等商談？于是他淺淺“翻譯”了一下這份公函，上報給朝廷。

乾隆看到的譯文大概是這樣的：英國國王聽聞天朝大皇帝八旬晉二大壽，不能進京祝賀，惶恐不安，于是備下重禮，呈給皇帝。愿皇帝準許兩國永遠交好，英國國王感激不盡。

郭世勛還上了一道奏折，拍乾隆的馬屁，說英國來朝是千古未逢之盛事，滿朝大臣紛紛附和，乾隆心里樂開了花，允許馬戛爾尼使團入京，并安排沿海各省官員注意接待。

來京途中，馬戛爾尼發(fā)現(xiàn)船上被清朝官員插上了“英吉利貢使”的旗幟，他當即提出抗議，明確聲明自己是英王派出的平等特使而非“貢使”，但為了與皇帝見上一面，他也只能暫時隱忍，盡力維持自己作為英王特使的尊嚴。他多次拒絕向清朝官員行叩頭、跪拜之禮，乾隆起初極為不滿，只是為了不影響祝壽事宜暫未強硬逼迫。

但雙方圍繞覲見禮儀的爭執(zhí)始終沒有平息，乾隆越發(fā)擔憂英國使臣不肯臣服，這難道不是對天朝皇權(quán)的冒犯？他通過官員明確傳達立場：朕乃天下共主，無論使者還是英國國王親臨，都需行三跪九叩之禮，馬戛爾尼堅決不同意，堅持以單膝下跪的英式禮儀覲見。一直到會見前夕，雙方仍在反復交涉。此時，乾隆已是由喜轉(zhuǎn)怒，下令限制使團的出行自由，并降低他們的伙食標準。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在熱河避暑山莊萬樹園接見了馬戛爾尼。馬戛爾尼是否行了跪拜禮，中英雙方各有說辭，實則最終達成妥協(xié)，他以單膝下跪之禮完成覲見，并如愿遞上了英王的書信，提出了通商的請求。直到這時，乾隆才徹底明白馬戛爾尼來華絕非單純祝壽，其提出的通商請求本質(zhì)上是想要突破清帝國的朝貢體制。

乾隆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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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雙方爭執(zhí)不斷，但宴會依然是其樂融融的。

雙方互換了禮物，乾隆贈給馬戛爾尼一柄玉如意，要他轉(zhuǎn)贈給英國國王，接著又賜給他一件如意。馬戛爾尼獻給皇帝兩個鑲著鉆石的金表，英國副使斯當東則呈上了兩只汽槍，他打量著這位中國最有權(quán)勢的人物，內(nèi)心十分感慨：“自始至終皇帝看來非常愉快自如，絕不像外間描寫的那樣陰郁沉悶。他的態(tài)度很開朗，眼睛光亮有神。”

然而，雙方因為語言不通交流起來特別麻煩。乾隆詢問使團中有沒有會講漢語的人，卻驚訝地發(fā)現(xiàn)有位12歲的少年能夠說漢語。

原來，這位少年是副使斯當東的兒子。斯當東曾在歐洲尋找會講漢語的中國人，只找到了一位“李先生”，擔任使團的翻譯。他的兒子小斯當東對中文十分感興趣，在使團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旅程中學會了書寫工整的漢字，并能簡單說點漢語。

到廣州時，斯當東發(fā)現(xiàn)“他（小斯當東）肯定沒有成年人那么刻苦，但他感覺敏銳，口齒更加靈活，結(jié)果證明他已經(jīng)算是一個較好的譯員了”。于是，李先生和小斯當東成為英國使團僅有的譯員，所有最重要的覲見都由李先生和小斯當東做翻譯。

乾隆十分喜愛這位聰明的小男孩，他把小斯當東叫上前來，讓他說幾句中文，小斯當東對答如流，引得乾隆龍顏大悅。乾隆欣然從自己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送給小斯當東。

荷包不大，黃色絲綢質(zhì)地，繡有一個五爪金龍，是身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這是乾隆的親近之物，意義重大。

乾隆帝隨身佩戴的檳榔荷包（復制品）

當時，檳榔在皇宮非常流行，北京故宮博物院便收藏有清宮的檳榔、檳榔片、炒檳榔等文物。荷包，作為皇親貴胄的飾品，常見的就有香囊、煙荷包、檳榔荷包等。要是不愛檳榔，乾隆帝怎么會隨身攜帶一個檳榔荷包呢？

乾隆還曾在宮中做了三件精美的伊斯蘭白玉盒，用于盛放檳榔，至今白玉盒還被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用于盛放檳榔的檳榔白玉盒（復制品）

對于這個寄托著皇帝愛好的檳榔荷包，小斯當東當然明白其中的意義。據(jù)他回憶，“皇帝贈我父親一塊與大使一樣的玉石，解下他身上的一個黃色荷包送給了我——特殊恩典。”

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乾隆很快打發(fā)這些英國人回國，絲毫不想提通商一事。對于兩個相互疏遠的大國，要想一下子達成某種共識是不可能的。

在馬戛爾尼黯然回到廣州的路上，乾隆下令官員安撫英國使團，主要的方式就是提到皇帝的賞賜，讓他們不要太過害怕?；蛟S，小斯當東看到手中的檳榔荷包，便會感受到這位八旬老人釋放的一些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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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作為一種南方的特產(chǎn)，很早就風靡全國了。上至帝王將相、文人墨客，下至黎民百姓，都鐘愛它的風味。

檳榔果

東漢時期，出身嶺南的楊孚將自己家鄉(xiāng)的檳榔寫進《異物志》之中，即“檳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不生枝葉，其狀若柱”。

當時，中原地區(qū)的人們對嶺南還很陌生，自然將檳榔視作遠方的稀奇水果，就像椰子、龍眼、荔枝一樣。

至兩晉南北朝時期，檳榔進一步內(nèi)傳。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記載，吳人喜歡“手把豆蔻，口嚼檳榔”，說明檳榔已經(jīng)成為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流行“零嘴”。

剛開始，檳榔在貴族和士人之間流行。比如《南史》就記載了這么一個故事，南朝宋的開國大臣劉穆之早年家貧，曾在妻子江氏娘家求食檳榔遭妻兄戲謔，嘲笑他竟妄想索要只有名門貴族才能享用的美味。后來，劉穆之輔佐劉裕開創(chuàng)基業(yè)，官至丹陽尹，反常地提出請江氏兄弟一聚，妻子江氏疑其欲報復，甚至聲淚勸阻。劉穆之卻說：“本不匿怨，無所致憂。”意為不隱藏內(nèi)心的怨恨，便不會積累精神負擔。在宴聚過后，劉穆之“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送給江氏兄弟一大金盤子檳榔，彰顯出了自己早已不同于往日的身份地位，通過這種坦蕩直率的方式，有力地回應了當年的嘲弄。 劉穆之到妻家討要檳榔，其實是南方的習俗。西晉嵇含在《南方草木狀》寫道：“彼人以（檳榔）為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shè)，用相嫌恨?！笨梢姡瑱壚萍捌滹L俗已經(jīng)走進了士人的生活。

宋代之后，檳榔飛進了尋常百姓家。如北宋泉州設(shè)市舶司后，便出現(xiàn)“瓊?cè)艘詸壚茷槊a(chǎn)于石山村者為最良，歲過閩廣者不知其幾千百萬也”的現(xiàn)象。再如南宋《嶺外代答》所書“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西路，皆食檳榔者?？椭敛辉O(shè)茶，惟以檳榔為禮”。

到了清代，檳榔又在北京大火。由于遠離產(chǎn)地，北京只有干檳榔，但貴族和士大夫非常喜愛，時常嚼食?！都t樓夢》第64回寫道：“賈璉因見二姐兒手里拿著一條拴著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里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帶來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

可見，檳榔架起了橫跨帝王將相、文人墨客、市井百姓的橋梁。無論是在婚喪嫁娶之中，還是在社會交際方面，它都是待人接物的貴重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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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于1799年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他的兒子嘉慶帝繼承了父親對檳榔的嗜好。嘉慶九年（1804年），嘉慶皇帝給粵海關(guān)監(jiān)督延豐的奏折批注道： “實心勉力裕國，通商一切要務隨時密奏。朕常服食檳榔，汝可隨時具進?！保ㄔ醋灾袊谝粴v史檔案館：《宮中朱批奏折》）國事在前，私事在后，可見檳榔在嘉慶皇帝心中的地位。

一年之后，他再度提醒剛到任粵海關(guān)監(jiān)督的阿克當阿：“要緊貢物，遵循舊例，不必增添，一切勉之。惟檳榔一項，朕時常服用，每次隨貢呈進，毋誤?！保ㄔ醋灾袊谝粴v史檔案館：《宮中朱批奏折》）前文說不要增加新的貢品，但檳榔必不能少。

在嘉慶帝的要求下，粵海關(guān)幾乎每年都要挑選質(zhì)量上佳的檳榔進貢，送入宮中。

另一邊，已經(jīng)成年的小斯當東在嘉慶五年（1800年）被聘為廣州商館的書記員，他努力學習中文，想用中國傳統(tǒng)交際手段，獲得中國人的認可。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英國使團再度訪華，小斯當東擔任副使，他準備了諸多精美的禮物，比如金盒、金碟、銀盤、鼻煙壺等。比起馬戛爾尼的那些科技產(chǎn)品，他的禮單幾乎全是奢侈品，假如他能知道嘉慶帝的喜好，也許禮單之中就會添上檳榔的名字。

或許，當小斯當東覲見嘉慶帝時，會想起多年以前面見乾隆的那段時光，想要在充滿隔閡的對話中釋放善意，乾隆贈送的檳榔荷包給了他巨大的啟示。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檳榔在每個時代都留下了獨屬于它的故事，在這些異彩紛呈的故事之中，友好與尊重是其不變的底色。事實證明，檳榔不僅僅是流行于宮廷的珍品，更是一種具有厚重內(nèi)涵的文化符號，代表著中國至高的禮儀和獨特的情懷。

參考文獻：

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群言出版社，2014年

馬戛爾尼：《1793 乾隆英使覲見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張懿德：《論乾隆帝對馬戛爾尼使團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陰山學刊》，2017年第1期

郭聲波、劉興亮：《中國檳榔種植與檳榔習俗文化的歷史地理探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年第4期

張恩迅、申玲玲：《瘴氣、瘟疫與成癮：地方社會變遷中檳榔食俗的傳播與重構(gòu)》，《民俗研究》，2021年第1期

郭碩：《六朝檳榔嚼食習俗的傳播：從“異物”到“吳俗”》，《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