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貝加爾湖南岸的草原之上，你或許不會想到，眼前這片生長著針茅草的地方竟然是維吾爾族史詩的開端。公元前3世紀(jì)，丁零人騎著馴鹿穿越凍土的時候，他們所使用的能夠碾碎匈奴騎兵馬蹄印的高車輪，這個后來鮮卑人稱作“高車”的特殊交通工具，仿佛預(yù)示著一個民族在遷徙之中尋找根基、在流動之中塑造認(rèn)同的命運(yùn)。

840年成為一個轉(zhuǎn)折點(diǎn)，黠戛斯鐵騎踏破回鶻汗國王庭的時候，或許連征服者自身都未曾料到，他們逼迫西遷的三支隊伍，意外地成為了現(xiàn)代維吾爾族的根源。遷到吐魯番的那部分與當(dāng)?shù)貪h人通婚，高昌古城佛寺壁畫上開始有高鼻深目的供養(yǎng)人出現(xiàn)；待在喀什的部族被葛邏祿人同化，卻將突厥語如同種子般播撒滿塔里木盆地；最具戲劇性的是河西走廊那一支，后來演變成裕固族，到現(xiàn)今仍然唱著祖先離開漠北的古老歌謠。

明朝時期西域好似破碎的鏡子。察合臺汗國分裂之后，吐魯番王忙著用夜光杯換取景德鎮(zhèn)的瓷器，密衛(wèi)的維吾爾頭領(lǐng)身著麒麟服前往北京朝貢。這樣的地域分化，直至1759年清軍平定大小和卓叛亂才再度統(tǒng)一。乾隆的治理智慧值得探究，他一方面在喀什設(shè)置參贊大臣，一方面讓伯克世襲，這“雙軌制”如同烏魯木齊漢城與回城之間的城墻，既相互分離又共同存在。

近代身份的重構(gòu)頗為令人感慨，1934年新疆省政府發(fā)布政令的時候，“維吾爾”這一名稱被賦予“維護(hù)你我的團(tuán)結(jié)”的含義，此命名一下便暗合20世紀(jì)30年代中國整體的語境，彼時中華民族處于最為危險的境地，一種超越族群的政治共同體意識正緩緩形成。

下次聆聽十二木卡姆的時候，留意那跳躍的音符。沙塔爾琴所拉出的音色蒼涼，仿若藏有漠北風(fēng)雪的記憶。手鼓節(jié)奏明快，又好似在訴說綠洲的歡騰。這跨越千年的聲紋，比任何史書都更為切實地記錄著一個民族的跋涉與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