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如注的傍晚，城市主干道上車流如織。一名外賣員騎著電動車在雨幕中疾馳，雨衣下擺被狂風掀起，褲腿早已濕透，緊緊貼在腿上。他不時低頭看一眼手機屏幕上的導航與倒計時，眉頭緊鎖，在車流縫隙中靈活穿梭，甚至不惜闖過黃燈 —— 只為在規(guī)定時間內將餐品送到顧客手中，避免差評與罰款。與此同時，街角高檔寫字樓的落地窗前，穿著精致西裝的白領正端著咖啡，俯瞰著街道上奔波的身影，偶爾與同事閑聊一句：“這么大雨還在送外賣，真是不容易，不過也挺丟人的，沒別的本事才會干這個?！?/p>

這樣的場景，在當下中國的每一座城市都日復一日地上演。“送外賣丟人”，這句看似刻薄的評價，早已超出了個人偏見的范疇，成為一種彌漫在社會共識中的隱形認知。有人將其歸咎于職業(yè)歧視，認為是部分人價值觀扭曲、缺乏對勞動者的尊重；也有人反駁說 “職業(yè)無高低貴賤，靠雙手賺錢不丟人”。然而，當我們穿透這些表層的道德爭論，深入到社會結構、經濟邏輯與文化心理的深層肌理，便會發(fā)現(xiàn)，“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背后，折射的是階層固化、資源分配失衡、職業(yè)價值導向偏差等一系列嚴峻的社會問題。它不是對勞動者個人的否定，而是整個社會在發(fā)展過程中未能妥善解決結構性矛盾所導致的集體之殤。

階層固化的縮影：外賣員群體的社會資源困境

社會資源的分配格局，決定了個體的生存起點與發(fā)展空間。外賣員群體之所以被貼上 “丟人” 的標簽，本質上是因為他們長期處于社會資源分配的邊緣地帶，缺乏向上流動的必要資本，只能在底層勞動市場中掙扎求生。這種資源匱乏的狀態(tài)，并非個人努力不足所致，而是階層固化背景下的必然結果。

（一）教育資源的先天不足：底層群體的成長天花板

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重要通道，也是個人積累人力資本的核心途徑。然而，在我國城鄉(xiāng)教育資源差距依然顯著的當下，農村與城市底層家庭的孩子，從出生起就面臨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根據(jù)《2023 年中國外賣行業(yè)發(fā)展報告》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外賣員群體中，高中及以下學歷者占比高達 72.3%，大專學歷占比 24.5%，本科及以上學歷僅占 3.2%。這一數(shù)據(jù)背后，是無數(shù)底層家庭子女在教育競爭中的無奈出局。

在農村地區(qū)，優(yōu)質的師資力量、教學設施、教育理念往往極度匱乏。許多農村學校的教師隊伍老齡化嚴重，教學方法陳舊，甚至存在 “一人教多科” 的現(xiàn)象。而城市重點學校則匯聚了最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配備先進的教學設備、經驗豐富的教師，甚至能為學生提供豐富的課外拓展、社會實踐機會。這種教育資源的鴻溝，使得農村孩子在基礎教育階段就落后于城市同齡人。更令人擔憂的是，教育成本的不斷攀升，讓許多底層家庭不堪重負。從幼兒園的擇校費到中小學的課外輔導費，層層疊加的支出，成為壓在底層家庭身上的沉重負擔。對于那些父母為生計奔波的家庭而言，讓孩子 “讀完高中就賺錢” 往往成為更現(xiàn)實的選擇，而大學教育則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奢侈品。

缺乏高等教育背景，意味著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中幾乎沒有議價能力。在當下的就業(yè)市場中，“學歷門檻” 早已成為許多優(yōu)質崗位的硬性要求。政府機關、事業(yè)單位、大型企業(yè)的招聘啟事上，“本科及以上學歷” 是標配，甚至連一些普通文職崗位也將大專學歷作為最低要求。對于只有高中及以下學歷的群體而言，他們所能選擇的，大多是不需要專業(yè)技能、門檻極低的體力勞動或服務行業(yè)。送外賣、快遞、建筑工人、流水線工人，這些職業(yè)成為他們的主要就業(yè)方向。這些職業(yè)的共同特點是：高強度、低回報、缺乏保障，這也為 “送外賣丟人” 的社會認知埋下了伏筆 —— 在以教育水平衡量個人價值的社會中，缺乏高等教育背景的勞動者，天然就被貼上了 “能力不足”“層次低下” 的標簽。

（二）社會資本的匱乏：向上流動的無形壁壘

社會資本，即個人擁有的人脈網絡、社會關系資源，是個體實現(xiàn)向上流動的重要助力。在我國 “熟人社會” 的文化傳統(tǒng)與 “關系型社會” 的現(xiàn)實語境下，社會資本的作用尤為顯著。然而，外賣員群體的社會資本儲備，卻極度匱乏。

外賣員的原生家庭大多處于社會底層，父母的社交圈子局限于親戚、鄰里與同事，這些關系網絡所覆蓋的資源有限，難以在就業(yè)、發(fā)展等方面為他們提供有效支持。與那些出身中產或富裕家庭的孩子不同，他們沒有 “拼爹” 的資本，無法通過家庭關系獲得優(yōu)質的就業(yè)機會、職業(yè)指導或資源對接。在求職過程中，他們只能依賴招聘網站、勞務中介等公開渠道，面對的是競爭最激烈、條件最苛刻的底層崗位。

進入職場后，外賣員的工作性質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資本的匱乏。他們的工作以個體勞動為主，每天的工作內容就是接單、取餐、送餐，與他人的互動大多是碎片化、功利性的。與顧客的交流僅限于 “餐品送到了”“麻煩給個好評”，缺乏深度溝通；與同行的交流也多圍繞 “如何多接單”“哪個區(qū)域訂單多”“如何避免罰款” 等實際問題，難以形成高質量的人脈資源。這種封閉的工作模式，使得他們無法接觸到更高層次的社會群體，也無法積累有助于職業(yè)轉型、向上流動的社會資本。

相比之下，那些處于社會中上層的群體，其工作環(huán)境往往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社會資本積累機會。在高檔寫字樓里，白領們通過工作對接、行業(yè)交流、商務活動等方式，不斷拓展自己的人脈網絡，這些關系可能在未來的職業(yè)發(fā)展、項目合作、資源整合中發(fā)揮關鍵作用。這種社會資本的代際傳遞與階層內循環(huán)，進一步固化了社會階層結構：上層群體憑借豐富的社會資本維持優(yōu)勢地位，底層群體則因缺乏社會資本而難以突破階層壁壘。外賣員群體的社會資本匱乏，使得他們陷入 “底層勞動 — 缺乏人脈 — 無法轉型 — 繼續(xù)底層勞動” 的循環(huán)，這種難以向上流動的狀態(tài)，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更具說服力 —— 在大眾認知中，“有本事” 的人總能通過各種關系找到更好的工作，而長期從事送外賣工作，就意味著 “沒本事”“沒人脈”。

（三）制度性排斥：公共資源分配中的底層弱勢

公共資源的分配公平與否，直接關系到不同階層群體的生存質量與發(fā)展機會。在我國的公共資源分配體系中，底層群體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這種制度性的排斥，進一步加劇了外賣員群體的困境，也強化了其 “丟人” 的社會形象。

住房資源是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的典型體現(xiàn)。城市的優(yōu)質教育資源、醫(yī)療資源往往與住房綁定，擁有城市核心區(qū)域房產的家庭，其子女可以就近入學，享受優(yōu)質教育；而外賣員群體大多無力購買城市房產，只能租住在城中村、城鄉(xiāng)結合部等配套設施落后的區(qū)域。這些區(qū)域的學校往往師資力量薄弱、教學質量低下，醫(yī)療設施匱乏、就醫(yī)不便，公共交通不便、出行成本高。這種住房與公共服務的綁定，使得外賣員的子女從出生起就面臨著教育、醫(yī)療等方面的劣勢，難以獲得平等的發(fā)展機會。

社會保障資源的分配不均，同樣讓外賣員群體缺乏安全感。根據(jù)相關調查顯示，我國外賣員群體中，繳納五險一金的比例不足 15%，絕大多數(shù)外賣員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他們既沒有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也沒有失業(yè)保險、工傷保險。一旦遇到工傷、疾病、失業(yè)等情況，就只能獨自承擔全部風險。在一次采訪中，一位外賣員坦言：“我們最怕的就是生病和出車禍。上次我同事送外賣時被車撞了，平臺只給了 2000 塊錢慰問金，后續(xù)的醫(yī)療費、誤工費都得自己承擔，最后只好回老家養(yǎng)病，工作也丟了?！?這種缺乏社會保障的狀態(tài)，讓外賣員群體始終處于 “朝不保夕” 的生存焦慮中，而這種脆弱的生存狀態(tài)，在大眾眼中往往與 “失敗”“沒本事” 掛鉤，進一步加深了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

公共參與權的缺失，也是制度性排斥的重要表現(xiàn)。底層群體由于缺乏話語權，難以參與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其利益訴求也往往被忽視。外賣員群體作為城市服務的重要提供者，其工作條件、權益保障等問題，長期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與制度規(guī)范。平臺的罰款規(guī)則、派單機制、薪酬體系等，都是由平臺單方面制定，外賣員沒有任何議價能力。當他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往往只能通過個人維權、媒體曝光等方式尋求解決，而這些方式往往成本高、效果有限。這種缺乏制度保障、難以維護自身權益的狀態(tài)，讓外賣員群體在社會中顯得格外弱勢，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帶上了一層 “可悲”“無奈” 的色彩。

經濟回報的幻象：高強度勞動背后的生存脆弱性

在討論外賣員的收入時，常常會聽到這樣的說法：“外賣員一個月能賺好幾萬，比白領工資還高”。然而，這種說法往往只看到了表面的收入數(shù)字，卻忽視了其背后高強度的勞動付出、高昂的隱形成本以及極度脆弱的經濟基礎。外賣員的經濟回報，看似誘人，實則是一種 “虛假繁榮”，這種繁榮背后的生存脆弱性，正是 “送外賣丟人” 認知的重要經濟根源。

（一）收入結構的真相：計件工資與隱形成本

外賣員的收入模式以計件工資為主，即 “送單量 × 每單單價”，部分平臺會設置全勤獎、沖單獎等激勵機制。從表面上看，只要多接單、多跑單，就能獲得較高的收入。一些外賣員在旺季或高峰期，確實能實現(xiàn)月收入過萬，但這背后的勞動強度遠超常人想象。

根據(jù)外賣行業(yè)的相關數(shù)據(jù)，一名月收入過萬的外賣員，平均每天需要配送 60-80 單，工作時長長達 12-14 小時，甚至更長。他們每天清晨出門，深夜才能回家，午餐、晚餐往往只是簡單的盒飯，甚至邊走邊吃，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在節(jié)假日、惡劣天氣等訂單高峰期，他們更是需要連軸轉，才能完成沖單目標。這種高強度的勞動，對身體的消耗極大，許多外賣員都患有腰椎間盤突出、關節(jié)炎、胃病等職業(yè)病。

更重要的是，外賣員的收入中，還隱藏著許多隱形成本，這些成本往往被外界忽視。首先是交通成本，外賣員大多需要自己購買電動車，或者租賃電動車，每月需要支付電費、車輛維修費、租賃費等費用，這些費用每月大約在 500-1000 元不等。其次是時間成本，為了多接單，他們往往需要放棄休息時間，甚至犧牲陪伴家人的時間，這種隱性的時間成本難以用金錢衡量。再次是風險成本，外賣員為了趕時間，常常違反交通規(guī)則，闖紅燈、逆行、超速等行為屢見不鮮，由此引發(fā)的交通事故風險極高。一旦發(fā)生事故，不僅會影響收入，還可能面臨高額的醫(yī)療費用。此外，平臺的罰款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超時、差評、投訴等都會導致罰款，有時一筆罰款就可能抵消幾天的收入。

扣除這些隱形成本后，外賣員的實際收入并沒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根據(jù)《2022 年中國外賣員生存現(xiàn)狀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外賣員的平均月凈收入在 5000-7000 元左右，中位數(shù)約為 6200 元。而這一收入水平，是建立在每天 12 小時以上高強度勞動的基礎上的。如果按照時薪計算，外賣員的時薪僅為 15-20 元左右，遠低于許多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與那些工作時長 8 小時、有周末雙休、享受法定節(jié)假日的穩(wěn)定職業(yè)相比，外賣員的收入性價比極低。這種 “多勞不多得” 的收入結構，讓他們在經濟上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有了現(xiàn)實依據(jù) —— 在以 “性價比”“舒適度” 衡量職業(yè)價值的當下，這種高強度、低回報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不劃算”“沒前途”。

（二）社會保障的真空：風險抵御能力的極度薄弱

社會保障是勞動者的 “安全網”，也是維持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基石。然而，外賣員群體卻長期處于社會保障的真空地帶，缺乏基本的風險抵御能力。這種缺乏保障的狀態(tài)，讓他們的經濟基礎極度脆弱，一旦遭遇意外，就可能陷入生存危機。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以全日制就業(yè)為基礎，而外賣員大多屬于靈活就業(yè)人員，與平臺之間屬于勞務合作關系，而非勞動關系。這種法律關系的界定，使得外賣員無法享受全日制勞動者所擁有的五險一金等社會保障。根據(jù)相關調查，我國外賣員群體中，繳納養(yǎng)老保險的比例僅為 8.3%，繳納醫(yī)療保險的比例為 10.5%，繳納失業(yè)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比例更是不足 5%，住房公積金的繳納比例幾乎為零。

缺乏養(yǎng)老保險，意味著他們在年老體衰、無法從事高強度勞動后，沒有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只能依賴子女贍養(yǎng)或微薄的積蓄，面臨著老年貧困的風險。缺乏醫(yī)療保險，意味著他們一旦生病，就需要承擔全部的醫(yī)療費用。對于收入本就不高的外賣員而言，一場大病就可能讓他們傾家蕩產。缺乏工傷保險，意味著他們在工作中遭遇交通事故、摔傷等工傷時，無法獲得工傷保險賠償，只能自己承擔醫(yī)療費用和誤工損失。缺乏失業(yè)保險，意味著他們一旦因身體原因、平臺規(guī)則變動等失去工作，就沒有任何生活保障，只能迅速尋找下一份底層工作。

這種社會保障的缺失，讓外賣員群體始終處于 “裸奔” 狀態(tài)，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在一次對北京外賣員的采訪中，一位 50 多歲的外賣員說：“我現(xiàn)在每天都在擔心，萬一哪天我騎車摔了，或者生病了，不能送外賣了，我和家里人該怎么活？我沒有養(yǎng)老保險，也沒有醫(yī)療保險，手里也沒多少積蓄，真不敢想以后的日子?！?這種對未來的焦慮與恐懼，讓他們在經濟上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更具沖擊力 —— 在大眾認知中，“體面” 的工作不僅要有穩(wěn)定的收入，還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而外賣員的工作顯然不具備這一點。

（三）職業(yè)晉升的死胡同：缺乏發(fā)展通道的勞動循環(huán)

職業(yè)晉升通道的有無，直接關系到一份工作的長期價值。對于勞動者而言，一份有前途的工作，不僅能提供當下的收入，還能為未來的職業(yè)發(fā)展積累經驗、提升能力，提供向上晉升的機會。然而，外賣員的工作卻幾乎沒有任何職業(yè)晉升空間，屬于 “一眼望到頭” 的職業(yè)，這種缺乏發(fā)展前景的狀態(tài)，進一步強化了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

外賣員的工作內容高度同質化、簡單化，主要是接單、取餐、送餐，不需要復雜的專業(yè)技能，也難以積累有價值的行業(yè)經驗。無論從事這份工作多久，他們的技能水平都不會有明顯提升，唯一的 “進步” 可能就是送單速度更快、路線更熟悉。這種簡單重復的勞動，無法為他們的職業(yè)轉型提供任何助力。

從職業(yè)晉升路徑來看，外賣員的晉升通道極為狹窄。目前，外賣平臺為外賣員提供的晉升機會主要是成為站長、區(qū)域經理等管理崗位，但這些崗位的數(shù)量極少，競爭異常激烈。要成為站長，不僅需要具備一定的管理能力、溝通能力，還需要在平臺工作多年，積累足夠的人脈和業(yè)績，絕大多數(shù)外賣員都難以達到這些要求。對于大多數(shù)外賣員而言，他們的職業(yè)發(fā)展軌跡就是：年輕力壯時送外賣，隨著年齡增長、體力下降，送單量減少，收入降低，最終被更年輕的外賣員取代，不得不離開這個行業(yè)，轉而從事其他底層勞動。

這種缺乏晉升通道的勞動循環(huán)，讓外賣員群體看不到未來的希望。他們每天在大街小巷中奔波，只是為了賺取眼前的微薄收入，卻沒有任何長遠的職業(yè)規(guī)劃。在采訪中，一位從事外賣行業(yè) 5 年的外賣員坦言：“我現(xiàn)在 35 歲了，感覺體力越來越跟不上了，送單量比以前少了很多，收入也降了。我也想換一份輕松點、有前途的工作，但我除了送外賣，什么都不會，也不知道能做什么?！?這種對未來的迷茫與無助，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挫敗感，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帶上了一層 “悲哀” 的色彩 —— 在一個鼓勵 “向上發(fā)展”“追求夢想” 的社會中，一份沒有前途、無法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丟人”。

個人發(fā)展的囚徒困境：技能固化與人力資本貶值

個人發(fā)展的核心是人力資本的積累與提升，即通過學習、實踐等方式，不斷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知識儲備和綜合素質，從而增強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力。然而，外賣員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難以實現(xiàn)人力資本的積累，反而會陷入技能固化與人力資本貶值的囚徒困境。這種對個人長期發(fā)展的限制，是 “送外賣丟人” 認知的深層心理根源。

（一）簡單重復勞動對技能的消解

技能的形成與提升，需要復雜的勞動實踐和持續(xù)的學習積累。而外賣員的工作屬于典型的簡單重復勞動，工作內容單一、機械，缺乏創(chuàng)造性和挑戰(zhàn)性，這種勞動方式不僅無法提升技能，反而會消解已有的技能。

對于那些原本具備一定技能的外賣員而言，長期從事送外賣工作，會導致他們原有的技能逐漸生疏、退化。例如，一些外賣員之前是技術工人、廚師等，擁有一定的專業(yè)技能，但由于種種原因選擇從事送外賣工作。在長期的送外賣過程中，他們沒有機會運用自己的專業(yè)技能，這些技能會逐漸被遺忘，最終失去在原行業(yè)就業(yè)的能力。

對于那些年輕的外賣員而言，他們正處于人力資本積累的關鍵時期，但送外賣的工作卻讓他們錯失了學習技能、提升自我的機會。年輕時期是學習能力最強、精力最充沛的階段，本應通過學習專業(yè)知識、掌握專業(yè)技能，為未來的職業(yè)發(fā)展打下堅實基礎。但由于缺乏教育資源、經濟條件有限等原因，他們不得不選擇從事送外賣工作。在每天 12 小時以上的高強度勞動中，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學習新的技能，只能在簡單重復的勞動中消耗青春。

這種技能固化的狀態(tài)，讓外賣員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中始終處于被動地位。隨著科技的發(fā)展、產業(yè)的升級，勞動力市場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而對簡單體力勞動者的需求則逐漸減少。外賣員群體由于缺乏專業(yè)技能，無法適應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只能被困在底層勞動崗位上，難以實現(xiàn)職業(yè)轉型。這種 “越干越沒本事” 的狀態(tài)，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更加根深蒂固。

（二）青春飯的代價：中年危機與再就業(yè)難題

外賣員的工作對體力要求極高，需要長時間騎行、搬運餐品，對身體素質的要求不亞于體力勞動者。因此，送外賣本質上是一份 “青春飯”，年輕力壯時可以憑借體力賺取收入，但隨著年齡增長、體力下降，外賣員的職業(yè)生命周期會迅速縮短，提前面臨中年危機與再就業(yè)難題。

根據(jù)外賣行業(yè)的相關數(shù)據(jù)，我國外賣員群體的平均年齡為 29.6 歲，其中 30 歲以下的外賣員占比高達 68.7%，40 歲以上的外賣員占比僅為 8.2%。這一數(shù)據(jù)表明，外賣行業(yè)是一個以年輕人為主的行業(yè)，隨著年齡的增長，外賣員會逐漸被淘汰出這個行業(yè)。

對于 40 歲以上的外賣員而言，他們面臨著嚴峻的再就業(yè)難題。由于長期從事送外賣工作，他們缺乏專業(yè)技能，人力資本嚴重貶值，在勞動力市場中幾乎沒有競爭力。他們既無法從事需要專業(yè)技能的工作，也無法與年輕人競爭底層勞動崗位 —— 年輕人體力更好、工資要求更低，更受雇主青睞。因此，許多 40 歲以上的外賣員在離開外賣行業(yè)后，只能從事一些收入更低、工作環(huán)境更差的底層勞動，如清潔工、保安、建筑工人等，甚至面臨失業(yè)的風險。

這種提前到來的中年危機，讓外賣員群體陷入了深深的焦慮。他們深知自己的職業(yè)生命周期短暫，卻無力改變現(xiàn)狀。在采訪中，一位 42 歲的外賣員說：“我現(xiàn)在每天都在擔心，萬一哪天平臺不要我了，或者我體力跟不上了，我該怎么辦？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都指望我賺錢養(yǎng)家，我真的不敢想失業(yè)的日子?！?這種對未來的恐懼與焦慮，讓他們在心理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更具悲劇色彩 —— 一份無法保障中年生活、讓勞動者陷入失業(yè)恐慌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丟人”。

（三）自我提升的困境：時間、金錢與機會的三重限制

自我提升是突破職業(yè)困境、實現(xiàn)個人發(fā)展的關鍵，但對于外賣員群體而言，自我提升面臨著時間、金錢與機會的三重限制，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首先是時間限制。外賣員的工作時長極長，每天需要工作 12-14 小時，甚至更長，幾乎沒有休息時間。他們每天清晨出門，深夜才能回家，回家后往往身心俱疲，只想休息，根本沒有時間去學習、去提升自己。即使是在周末、節(jié)假日，他們也需要加班加點接單，以賺取更多的收入。這種高強度的工作節(jié)奏，讓他們完全沒有時間進行自我提升。

其次是金錢限制。自我提升需要一定的經濟投入，如報名培訓課程、購買學習資料、參加線下活動等。而外賣員的收入本就不高，扣除生活開支、交通成本、家庭負擔等費用后，幾乎沒有剩余的資金用于自我提升。對于他們而言，生存是首要任務，自我提升則是一種 “奢侈品”，根本無力承擔。

最后是機會限制。即使外賣員有時間、有金錢進行自我提升，他們也缺乏有效的提升機會。由于缺乏社會資本和人脈資源，他們難以獲取優(yōu)質的培訓信息、學習資源和就業(yè)機會。市面上的許多培訓課程、職業(yè)技能培訓班，往往針對的是有一定基礎、有明確職業(yè)規(guī)劃的群體，對于外賣員群體而言，這些課程要么門檻過高，要么與他們的職業(yè)需求脫節(jié)，難以發(fā)揮實際作用。此外，由于長期處于底層社會，他們的視野和格局受到限制，缺乏對職業(yè)發(fā)展的清晰認知，即使有提升的機會，也難以把握。

這種時間、金錢與機會的三重限制，讓外賣員群體陷入了自我提升的困境，無法突破職業(yè)瓶頸，實現(xiàn)個人發(fā)展。他們只能在底層勞動崗位上不斷循環(huán)，難以改變自己的命運。這種 “無法進步” 的狀態(tài)，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挫敗感和無力感，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共識。

社交與精神的邊緣化：封閉圈層中的身份認同危機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交互動與精神文化生活是個體融入社會、實現(xiàn)自我認同的重要途徑。然而，外賣員的工作性質與生存狀態(tài)，決定了他們的社交圈子狹窄、精神文化生活匱乏，逐漸被邊緣化，陷入身份認同的危機。這種社交與精神的邊緣化，是 “送外賣丟人” 認知的重要文化根源。

（一）社交場景的局限：碎片化互動與低質量聯(lián)結

外賣員的工作模式以個體勞動為主，工作時間高度分散，缺乏與他人進行深度社交的場景和機會。他們每天的社交互動主要集中在三個群體：顧客、商家和同行，而這些互動大多是碎片化、功利性的，難以形成高質量的社交聯(lián)結。

與顧客的互動是外賣員最主要的社交場景，但這種互動往往極為短暫，大多只持續(xù)幾秒鐘到一分鐘?；拥膬热菀矘O為單一，主要是確認餐品、收取餐費、請求好評等，缺乏情感交流和深度溝通。由于配送時間緊張，許多外賣員甚至沒有時間與顧客多說一句話，只能匆匆放下餐品就離開。更有甚者，由于超時配送、餐品灑漏等問題，外賣員還可能遭遇顧客的投訴、指責甚至辱罵，這種負面的互動體驗，進一步加劇了他們對社交的排斥。

與商家的互動同樣缺乏深度。外賣員與商家的互動主要是取餐、核對餐品，互動時間通常只有幾十秒，內容也僅限于工作相關的事務，沒有任何私人情感的交流。商家關注的是外賣員取餐的速度，外賣員關注的是商家出餐的效率，雙方之間是純粹的利益關系，難以形成真正的社交聯(lián)結。

與同行的互動是外賣員最頻繁的社交場景，但這種互動的質量也不高。同行之間的交流主要圍繞工作展開，如哪個區(qū)域訂單多、哪個商家出餐快、如何避免罰款等，缺乏思想碰撞和情感交流。由于存在競爭關系，同行之間往往相互提防，難以建立信任。此外，外賣員的工作時間不固定，同行之間很難有固定的社交時間，大多是在取餐、等餐的間隙短暫交流，難以形成穩(wěn)定的社交圈子。

這種碎片化、低質量的社交互動，讓外賣員群體難以融入社會主流，只能在封閉的圈層中自我循環(huán)。他們缺乏真正的朋友，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內心的孤獨感和無助感難以排解。這種社交隔離的狀態(tài)，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疏離感，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更具殺傷力 —— 在一個重視社交、強調人脈的社會中，一個缺乏高質量社交聯(lián)結、被社會孤立的群體，自然會被視為 “丟人”。

（二）精神文化的匱乏：視野窄化與主流社會脫節(jié)

精神文化生活是個體提升素養(yǎng)、拓展視野、實現(xiàn)精神滿足的重要途徑。然而，外賣員群體由于工作繁忙、收入有限、時間緊張等原因，精神文化生活極為匱乏，逐漸與主流社會脫節(jié)。

首先是文化消費的缺失。外賣員的收入本就不高，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維持基本生活，難以承擔文化消費的費用。他們很少有機會去電影院看電影、去書店買書、去劇院看演出，甚至連上網、看電視的時間都很少。根據(jù)相關調查，我國外賣員群體中，每周進行文化消費的比例不足 10%，大部分外賣員的文化消費為零。

其次是知識獲取的渠道有限。由于工作時間緊張，外賣員沒有時間進行系統(tǒng)的學習，只能通過手機碎片化地獲取一些信息。他們關注的信息大多與工作、生活相關，如天氣預報、交通路況、平臺規(guī)則等，缺乏對社會熱點、行業(yè)動態(tài)、文化知識等方面的關注。這種碎片化的信息獲取方式，難以形成系統(tǒng)的知識體系，也無法拓展視野和格局。

最后是主流文化的疏離。由于長期處于底層社會，外賣員群體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與主流社會存在較大差距。他們很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對國家政策、社會發(fā)展等方面的了解極為有限。這種與主流文化的疏離，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隔閡感，覺得自己不屬于這個社會的主流群體，而是被邊緣化的 “外人”。

這種精神文化的匱乏與主流社會的脫節(jié)，讓外賣員群體的視野和格局受到極大限制，難以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他們往往只關注眼前的利益，缺乏長遠的規(guī)劃和追求，在精神上處于空虛、迷茫的狀態(tài)。這種精神上的 “貧困”，讓他們在社會中顯得格外 “另類”，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帶上了一層 “沒文化”“沒素質” 的色彩 —— 在一個重視文化素養(yǎng)、強調精神追求的社會中，一個精神文化匱乏、與主流社會脫節(jié)的群體，自然會被視為 “丟人”。

（三）身份認同的焦慮：自卑感與 “低人一等” 的自我認知

身份認同是個體對自己在社會中所處地位、所扮演角色的認知和接納。對于外賣員群體而言，由于長期處于社會底層，遭受著職業(yè)歧視、社交隔離、精神匱乏等多重困境，他們的身份認同陷入了嚴重的危機，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和 “低人一等” 的自我認知。

這種身份認同的焦慮，首先來源于外界的偏見和歧視。在日常生活中，外賣員常常會遭遇不公平的對待：有的顧客會用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對待他們，甚至隨意指責、辱罵；有的商家會把他們當作 “下人” 使喚，讓他們干一些額外的活；有的路人會用異樣的眼光打量他們，流露出不屑和輕視。這些外界的負面反饋，不斷強化著外賣員 “低人一等” 的自我認知，讓他們覺得自己的職業(yè)是 “丟人的”，自己的身份是 “卑微的”。

其次來源于內心的比較和挫敗感。在社交媒體高度發(fā)達的今天，外賣員可以輕易地看到他人的生活狀態(tài)：同齡人通過努力考上大學、找到體面的工作、過上舒適的生活；甚至比自己年輕的人，也通過創(chuàng)業(yè)、學習技能等方式實現(xiàn)了人生的逆襲。相比之下，自己卻只能在大街小巷中奔波，從事著高強度、低回報的工作，看不到未來的希望。這種強烈的對比，讓他們產生了深深的挫敗感，覺得自己是 “失敗的”“沒本事的”，進一步加劇了身份認同的焦慮。

最后來源于對未來的迷茫和無助。如前所述，外賣員群體缺乏職業(yè)晉升通道，難以實現(xiàn)個人發(fā)展，只能在底層勞動崗位上循環(huán)。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能給家人帶來什么。這種對未來的迷茫和無助，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不安全感，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懷疑和否定。

這種身份認同的焦慮，讓外賣員群體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掙扎。他們既想擺脫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又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既想獲得他人的尊重和認可，又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在采訪中，一位外賣員說：“每次送外賣到高檔小區(qū)、寫字樓，看到里面的人穿著光鮮、工作體面，我都覺得特別自卑，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我也想讓別人尊重我，但我知道，只要我還在送外賣，就很難得到真正的尊重。” 這種發(fā)自內心的自卑感，是 “送外賣丟人” 認知最直接的心理體現(xiàn)，也是整個社會結構性矛盾在個體身上的集中反映。

平臺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勞動異化與權力失衡

外賣員群體的困境，不僅源于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也與平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模式密切相關。在平臺經濟的邏輯下，外賣平臺以 “技術創(chuàng)新”“靈活就業(yè)” 為幌子，通過算法控制、規(guī)則制定等方式，實現(xiàn)了對勞動者的深度剝削，導致勞動異化與權力失衡，進一步加劇了外賣員群體的弱勢地位，也強化了 “送外賣丟人” 的社會認知。

（一）算法控制下的勞動異化

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了 “勞動異化” 理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的勞動產品、勞動過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自身，都會發(fā)生異化，勞動者最終成為自己勞動的奴隸。在平臺經濟時代，算法成為新的 “資本家”，外賣員的勞動在算法的控制下，發(fā)生了嚴重的異化。

首先是勞動過程的異化。外賣平臺的算法以 “效率最大化” 為核心目標，通過大數(shù)據(jù)分析，為外賣員設定了極其嚴格的配送時間。算法會根據(jù)訂單距離、交通狀況、商家出餐速度等因素，計算出最短的配送時間，而這種時間往往是在理想狀態(tài)下才能完成的，沒有考慮到天氣變化、交通擁堵、電梯等待等實際情況。為了在規(guī)定時間內完成配送，外賣員不得不違反交通規(guī)則，闖紅燈、逆行、超速，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在車流中穿梭。在算法的控制下，外賣員的勞動不再是自主的、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而是變成了被動的、機械的、高強度的體力消耗。他們失去了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只能被算法牽著鼻子走，成為算法的 “工具人”。

其次是勞動產品的異化。外賣員的勞動產品是 “配送服務”，但這種服務的質量評價權完全掌握在顧客手中，而顧客的評價又與外賣員的收入直接掛鉤。為了獲得好評，外賣員不得不忍受顧客的各種不合理要求，甚至犧牲自己的尊嚴。例如，有的顧客會要求外賣員幫忙帶垃圾、買東西，有的顧客會因為一點小事就給差評，導致外賣員被平臺罰款。在這種情況下，外賣員的勞動產品不再是滿足顧客合理需求的服務，而是變成了取悅顧客、換取好評的 “商品”，勞動者與自己的勞動產品產生了嚴重的對立。

最后是人的異化。在算法的控制下，外賣員的勞動完全服從于效率和利潤的目標，人的價值被徹底忽視。平臺只關注外賣員的送單量、配送速度、好評率等數(shù)據(jù)，而不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心理需求、權益保障。外賣員被簡化為一個個 “配送數(shù)據(jù)”，他們的喜怒哀樂、健康安全都無關緊要。這種對人的忽視，導致外賣員的人性被嚴重壓抑，他們逐漸失去了作為人的尊嚴和價值感，變成了只會賺錢的 “機器”。

這種算法控制下的勞動異化，讓外賣員的工作變得更加痛苦、更加沒有尊嚴，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更具現(xiàn)實依據(jù) —— 一份讓人失去自主、失去尊嚴、變成 “工具人” 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丟人”。

（二）平臺與勞動者的權力失衡

在平臺經濟的勞動關系中，外賣平臺與外賣員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權力失衡。平臺憑借其掌握的技術、數(shù)據(jù)、資本等優(yōu)勢，成為規(guī)則的制定者和利益的分配者，而外賣員則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缺乏任何議價能力和維權渠道。

首先是規(guī)則制定的權力失衡。外賣平臺的配送規(guī)則、定價機制、罰款制度等，都是由平臺單方面制定的，外賣員沒有任何參與權和話語權。平臺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利益需求，隨意調整規(guī)則，而外賣員只能被動接受。例如，平臺可以隨意降低每單的配送單價，提高罰款金額，縮短配送時間，而外賣員為了保住工作，只能選擇忍受。這種單方面的規(guī)則制定權，讓平臺可以肆意剝削外賣員的勞動價值，而外賣員卻無力反抗。

其次是利益分配的權力失衡。外賣平臺的利潤主要來源于商家的傭金和顧客的配送費，而外賣員的收入僅占配送費的一部分。平臺通過壓低配送單價、收取各種費用等方式，將大部分利潤據(jù)為己有，而外賣員只能獲得微薄的收入。根據(jù)相關測算，外賣平臺的毛利率高達 30%-40%，而外賣員的時薪僅為 15-20 元左右。這種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讓平臺賺得盆滿缽滿，而外賣員卻只能在溫飽線上掙扎。

最后是維權渠道的權力失衡。當外賣員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他們缺乏有效的維權渠道。由于與平臺之間沒有正式的勞動關系，外賣員無法通過勞動仲裁、訴訟等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他們只能通過平臺的客服渠道進行投訴，但平臺的客服往往偏袒平臺一方，難以給出公正的處理結果。更有甚者，平臺會對維權的外賣員進行打擊報復，如降低其派單量、取消其獎勵資格等。這種維權渠道的缺失，讓外賣員在權益受到侵害時，只能選擇忍氣吞聲。

這種平臺與勞動者的權力失衡，讓外賣員群體陷入了 “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的困境。他們在工作中遭受著不公平的對待，卻無力改變現(xiàn)狀，只能默默承受。這種無助的狀態(tài)，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帶上了一層 “屈辱” 的色彩 —— 一份讓勞動者失去議價能力、無法維護自身權益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丟人”。

（三）零工經濟的陷阱：靈活就業(yè)背后的不穩(wěn)定本質

外賣平臺常常將自己包裝成 “靈活就業(yè)的提供者”，聲稱外賣員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時間、自主選擇接單量，實現(xiàn) “多勞多得”。然而，這種 “靈活就業(yè)” 的背后，隱藏著極大的陷阱，其本質是不穩(wěn)定的、缺乏保障的底層勞動。

首先是工作時間的 “偽靈活”。雖然外賣員可以自主選擇上線和下線的時間，但為了賺取足夠的收入，他們不得不長時間工作。由于配送單價較低，外賣員要想獲得較高的收入，就必須每天工作 12 小時以上，甚至放棄周末和節(jié)假日。這種 “靈活就業(yè)”，實際上是 “被迫加班” 的代名詞，外賣員并沒有真正的時間自由。

其次是收入的 “偽穩(wěn)定”。外賣員的收入與送單量直接掛鉤，而送單量受多種因素影響，如天氣、季節(jié)、平臺規(guī)則、市場競爭等。在訂單高峰期，外賣員的收入可能會有所增加，但在訂單淡季、惡劣天氣或平臺規(guī)則調整時，收入會大幅下降。此外，平臺的罰款制度也讓外賣員的收入充滿不確定性，一次差評、一次超時，就可能讓幾天的收入付諸東流。這種收入的不穩(wěn)定性，讓外賣員始終處于 “朝不保夕” 的狀態(tài)。

最后是勞動關系的 “偽自由”。外賣平臺聲稱外賣員與平臺之間是 “勞務合作關系”，而非 “勞動關系”，以此規(guī)避用人單位的法律責任。這種關系界定，讓外賣員失去了勞動法的保護，無法享受五險一金、帶薪年假、法定節(jié)假日加班工資等基本權益。外賣員看似 “自由” 地選擇了這份工作，但實際上是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被迫接受了這份高強度、低回報的勞動。

這種零工經濟的陷阱，讓外賣員群體看似獲得了 “靈活就業(yè)” 的機會，實則陷入了更加不穩(wěn)定、更加缺乏保障的生存狀態(tài)。這種 “偽靈活”“偽穩(wěn)定”“偽自由” 的就業(yè)模式，進一步強化了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 —— 在一個追求穩(wěn)定、重視保障的社會中，一份不穩(wěn)定、無保障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丟人”。

社會價值評判體系的偏差：財富至上與職業(yè)尊嚴的失落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不僅源于外賣員群體的客觀困境，也與當下社會價值評判體系的偏差密切相關。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財富至上”“成功至上” 的價值觀逐漸蔓延，職業(yè)尊嚴被忽視，職業(yè)等級觀念死灰復燃，這種扭曲的價值評判體系，將外賣員等底層勞動者推向了 “丟人” 的深淵。

（一）功利化價值觀的蔓延：成功標準的單一化

在當下的社會中，功利化價值觀日益蔓延，成功的標準被單一化為 “財富” 和 “地位”。一個人是否成功，不再取決于他的品德、能力、貢獻，而是取決于他賺了多少錢、當了多大的官。這種單一化的成功標準，讓人們陷入了 “向錢看” 的誤區(qū)，也讓職業(yè)價值的評判變得功利化。

在這種價值評判體系下，高薪、高地位的職業(yè)被視為 “體面”“成功” 的象征，而低薪、低地位的職業(yè)則被視為 “丟人”“失敗” 的體現(xiàn)。醫(yī)生、律師、企業(yè)高管、公務員等職業(yè)，由于收入高、社會地位高，被人們追捧；而外賣員、快遞員、清潔工、建筑工人等職業(yè)，由于收入低、社會地位低，被人們輕視。這種功利化的職業(yè)價值評判，完全忽視了不同職業(yè)在社會分工中的重要性，也忽視了勞動者的勞動價值和人格尊嚴。

外賣員群體作為城市服務的重要提供者，他們的勞動保障了城市的正常運轉，方便了人們的生活。沒有外賣員的辛勤付出，無數(shù)上班族、獨居老人、行動不便的人將無法及時獲得餐品；沒有外賣員的奔波，城市的餐飲行業(yè)也難以實現(xiàn)快速發(fā)展。然而，在功利化的價值評判體系下，他們的勞動價值被完全忽視，只因為他們收入低、社會地位低，就被貼上了 “丟人” 的標簽。這種扭曲的價值觀念，是對勞動者的不尊重，也是社會文明的倒退。

（二）職業(yè)等級觀念的殘留：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二元對立

盡管我們一直倡導 “職業(yè)無高低貴賤”，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職業(yè)等級觀念依然根深蒂固。這種觀念將職業(yè)分為三六九等，腦力勞動被視為 “高尚”“體面” 的職業(yè)，體力勞動則被視為 “卑微”“丟人” 的職業(yè)。這種二元對立的職業(yè)等級觀念，源于傳統(tǒng)社會的 “士農工商” 等級制度，在當下的社會中依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在這種職業(yè)等級觀念的影響下，人們普遍認為，腦力勞動者是 “靠腦子吃飯”，體現(xiàn)了個人的智慧和能力，理應獲得高收入和高地位；而體力勞動者是 “靠力氣吃飯”，不需要智慧和能力，只能獲得低收入和低地位。這種觀念完全忽視了體力勞動的復雜性和重要性，也忽視了體力勞動者的付出和貢獻。

外賣員的工作雖然以體力勞動為主，但也需要一定的技能和智慧，如熟悉路線、合理規(guī)劃配送順序、與顧客和商家溝通協(xié)調等。然而，在職業(yè)等級觀念的影響下，這些技能和智慧被完全忽視，外賣員的工作被簡單地等同于 “體力勞動”，被貼上了 “卑微”“丟人” 的標簽。這種職業(yè)等級觀念的殘留，不僅傷害了外賣員群體的感情，也加劇了社會的階層分化，阻礙了社會的和諧發(fā)展。

（三）媒體與輿論的雙重作用：標簽化與同情式忽視

媒體與輿論在塑造社會認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對待外賣員群體的問題上，媒體與輿論往往存在兩種極端：一種是標簽化報道，另一種是同情式忽視。這兩種極端的報道方式，都進一步強化了 “送外賣丟人” 的社會認知。

一方面，部分媒體為了吸引眼球，往往會對快遞員的負面事件進行夸大報道，如外賣員闖紅燈、逆行、與顧客發(fā)生沖突等。這些報道將個別外賣員的不當行為擴大為整個群體的標簽，讓公眾對外賣員群體產生負面印象，認為他們 “素質低”“沒規(guī)矩”，進一步加深了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

另一方面，更多的媒體則對外賣員群體采取 “同情式忽視” 的態(tài)度。他們往往會報道外賣員的辛勤付出、生活不易，呼吁公眾尊重外賣員、關愛外賣員。這種報道看似充滿正能量，實則是一種 “居高臨下” 的同情，沒有深入探討外賣員群體困境的根源，也沒有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這種 “同情式忽視”，本質上是將外賣員群體視為 “需要被憐憫的弱者”，而不是 “需要被尊重的勞動者”，進一步強化了外賣員群體 “低人一等” 的自我認知。

媒體與輿論的這種雙重作用，讓外賣員群體陷入了 “負面標簽化” 與 “同情式忽視” 的雙重困境。他們既被個別負面事件所代表，又被簡單的同情所包裹，難以獲得真正的理解和尊重。這種媒體環(huán)境與輿論氛圍，進一步鞏固了 “送外賣丟人” 的社會認知，讓外賣員群體難以擺脫被歧視、被邊緣化的命運。

正視問題：超越同情，走向制度性解決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不是對勞動者個人的否定，而是整個社會結構性矛盾的集中體現(xiàn)。要消除這一標簽，不能僅僅依靠道德呼吁和同情，更需要正視問題的根源，通過制度性的改革與完善，解決階層固化、資源分配不均、職業(yè)價值導向偏差等深層次問題，讓每一位勞動者都能獲得尊嚴與發(fā)展的機會。

（一）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零工勞動者兜底

社會保障是勞動者的 “安全網”，也是消除職業(yè)歧視、保障勞動者尊嚴的重要基礎。要解決外賣員群體的困境，首先需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將零工勞動者納入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為他們提供基本的風險抵御能力。

首先，要明確外賣平臺與外賣員的勞動關系。目前，外賣平臺與外賣員之間的勞動關系界定模糊，這是外賣員無法享受社會保障的根本原因。相關部門應加快立法進程，明確平臺與零工勞動者的勞動關系，要求平臺為外賣員繳納五險一金，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對于不愿意與外賣員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的平臺，應加大處罰力度，提高其違法成本。

其次，要建立靈活的社會保障制度。針對零工勞動者工作流動性強、收入不穩(wěn)定的特點，應建立靈活的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制度，允許零工勞動者根據(jù)自己的收入情況選擇繳費檔次和繳費方式，實現(xiàn) “多繳多得、少繳少得”。同時，要擴大工傷保險的覆蓋范圍，將零工勞動者納入工傷保險的保障范圍，確保他們在工作中遭遇工傷時能夠獲得及時的賠償和救助。

最后，要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對于因工傷、疾病、失業(yè)等原因陷入生活困境的外賣員，應給予及時的社會救助，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可以建立專門的零工勞動者救助基金，為他們提供醫(yī)療救助、生活補貼、就業(yè)幫扶等服務，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二）打破階層固化：促進教育公平與社會流動

階層固化是外賣員群體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要讓外賣員群體及其子女有機會實現(xiàn)向上流動，就需要打破階層固化，促進教育公平與社會流動。

首先，要促進教育公平。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重要通道，要縮小城鄉(xiāng)、區(qū)域、階層之間的教育差距，讓底層家庭的子女也能獲得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政府應加大對農村教育、薄弱學校的投入，改善教學設施，提高師資水平，為底層家庭的子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同時，要完善貧困家庭學生資助體系，減輕底層家庭的教育負擔，讓每個孩子都能 “上得起學、上好學”。

其次，要暢通社會流動通道。要打破 “拼爹”“拼關系” 的潛規(guī)則，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就業(yè)機制，讓個人的能力和貢獻成為職業(yè)發(fā)展的核心依據(jù)。政府應加強對就業(yè)市場的監(jiān)管，打擊就業(yè)歧視、暗箱操作等違法行為，為底層群體提供平等的就業(yè)機會。同時，要完善職業(yè)技能培訓體系，為外賣員等底層勞動者提供免費的職業(yè)技能培訓，幫助他們提升技能水平，實現(xiàn)職業(yè)轉型。

最后，要促進公共資源的均衡分配。要打破住房與公共服務的綁定，讓底層群體也能享受優(yōu)質的教育、醫(yī)療、交通等公共服務。政府應加大對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為底層群體提供 affordable 的住房；同時，要推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縮小城鄉(xiāng)、區(qū)域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讓底層群體也能獲得平等的發(fā)展機會。

（三）重塑職業(yè)價值觀念：尊重每一份正當勞動

職業(yè)價值觀念的偏差是 “送外賣丟人” 認知的重要文化根源。要消除這一標簽，就需要重塑職業(yè)價值觀念，讓全社會認識到，職業(yè)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每一份正當?shù)膭趧佣贾档米鹬亍?/p>

首先，要加強宣傳教育。政府、媒體、學校等應共同發(fā)力，加強對職業(yè)平等觀念的宣傳教育，引導公眾樹立正確的職業(yè)價值觀。可以通過公益廣告、主題活動、校園教育等多種形式，宣傳不同職業(yè)在社會分工中的重要性，弘揚勞動精神，贊美勞動者的付出和貢獻，讓 “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 的觀念深入人心。

其次，要發(fā)揮榜樣的示范作用?？梢酝诰蚝托麄魍赓u員群體中的先進典型，如見義勇為的外賣員、助人為樂的外賣員、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外賣員等，通過他們的故事，展現(xiàn)外賣員群體的優(yōu)秀品質和精神風貌，改變公眾對外賣員群體的負面印象。同時，要尊重每一位勞動者的人格尊嚴，禁止任何形式的職業(yè)歧視和偏見。

最后，要提高底層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政府應建立健全勞動模范評選制度，將外賣員等底層勞動者納入評選范圍，讓他們有機會獲得社會的認可和榮譽。同時，要暢通底層勞動者的政治參與渠道，讓他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參與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

（四）規(guī)范平臺經濟：平衡效率與勞動者權益

平臺經濟的無序發(fā)展是外賣員群體陷入困境的重要推手。要解決外賣員群體的困境，就需要規(guī)范平臺經濟的發(fā)展，平衡效率與勞動者權益，實現(xiàn)平臺與勞動者的共贏。

首先，要加強對平臺算法的監(jiān)管。算法是平臺控制勞動者的重要工具，也是導致勞動異化的根源。相關部門應加強對平臺算法的監(jiān)管，要求平臺公開算法規(guī)則，保障勞動者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同時，要限制算法的 “效率至上” 傾向，要求平臺在制定配送時間、罰款規(guī)則等時，充分考慮勞動者的身體狀況和勞動強度，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權和健康權。

其次，要規(guī)范平臺的用工行為。相關部門應加強對平臺用工行為的監(jiān)管，要求平臺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同時，要建立平臺與勞動者的集體協(xié)商機制，讓勞動者有機會參與到平臺規(guī)則的制定和利益分配中，提高勞動者的議價能力。

最后，要引導平臺承擔社會責任。平臺企業(yè)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應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不僅要追求經濟效益，還要注重社會效益。政府應通過稅收優(yōu)惠、政策支持等方式，鼓勵平臺企業(yè)改善勞動者的工作條件、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完善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實現(xiàn)平臺與勞動者的共同發(fā)展。

“丟人” 的不是勞動者，而是需要完善的社會

“送外賣丟人”，這句看似簡單的評價，背后隱藏著復雜的社會結構性矛盾。它不是對外賣員個人的否定，而是對階層固化、資源分配不均、職業(yè)價值導向偏差、平臺經濟無序發(fā)展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深刻折射。外賣員群體作為城市服務的重要提供者，他們用自己的辛勤付出，保障了城市的正常運轉，方便了人們的生活，他們的勞動值得尊重，他們的人格值得平等對待。

“丟人” 的從來不是送外賣這份工作，也不是從事這份工作的勞動者，而是那個讓底層勞動者缺乏社會保障、難以實現(xiàn)向上流動、遭受職業(yè)歧視的社會制度與價值觀念。當一個社會無法讓辛勤勞動的人獲得尊嚴與發(fā)展機會，當一個社會用財富和地位來衡量一切，當一個社會讓底層勞動者陷入 “越勞動越貧困、越勞動越卑微” 的困境時，真正 “丟人” 的是這個社會本身。

要消除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我們需要超越簡單的道德譴責和同情，深入反思社會結構性矛盾的根源，通過制度性的改革與完善，為每一位勞動者提供平等的發(fā)展機會、完善的社會保障、應有的人格尊嚴。我們需要打破階層固化，讓教育公平成為社會流動的基石；我們需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讓零工勞動者不再 “裸奔”；我們需要重塑職業(yè)價值觀念，讓每一份正當勞動都得到尊重；我們需要規(guī)范平臺經濟，讓效率與公平實現(xiàn)平衡。

只有這樣，才能讓外賣員群體擺脫 “丟人” 的標簽，讓每一位勞動者都能在自己的崗位上實現(xiàn)自我價值，讓我們的社會真正成為一個公平、正義、有溫度的社會。這不僅是對外賣員群體的救贖，也是對整個社會的救贖。因為一個尊重勞動者、保障勞動者權益的社會，才是一個有希望、有活力、有尊嚴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