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了一場特殊的文物史料捐贈儀式。

來自徐州的高一學生于聹鵬站在眾人面前，雙手捧著兩份泛黃的史料。

左手是一封蓋著 “南京陷落紀念”郵戳的日軍信件，右手是一本裝有44張照片的 “花見部隊”相冊。

這位15歲少年平靜而堅定地說：“這些文物史料是日本侵華的鐵證，只有放在紀念館，才能讓更多人銘記那段屈辱歷史?！?/strong>

捐贈儀式上展開的，是兩件直接來自侵華日軍加害者的原始罪證。

第一封是日軍中尉山川儀仁于1937年12月18日寄往日本福島縣山川德太郎的戰(zhàn)地信件。

信封正面清晰地蓋著“南京陷落紀念”郵戳，信中寫道：“我們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終于在13日被我們攻占了，在17日舉行了盛大的軍司令官入城式，我們接受了檢閱。”

這位日軍中尉在信末輕描淡寫地提到：“請告訴正人君，我發(fā)現(xiàn)了最貴的麻將，我將作為特產送給他?！?/p>

經紀念館專家考證，與山川儀仁同屬一個大隊的另外兩名日軍士兵，已被證實參與了南京大屠殺。

另一件罪證是日軍“花見部隊”相冊，其中收錄了44張珍貴照片，集中記載了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某部在天津設立野戰(zhàn)醫(yī)院的情況。

照片清晰記錄了醫(yī)院化驗室、物資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軍的醫(yī)療活動和醫(yī)院工作人員的情況。

于聹鵬與老物件收藏的緣分始于6歲。

在酷愛收藏的大伯的熏陶下，他自幼便跟隨大伯穿梭于博物院、古玩市場。

而真正讓這份好奇升華為守護責任的，是多次參觀紀念館的經歷。

他說：“今年是第一次以捐贈者的身份來紀念館，以前都是以游客的身份，每次看到都非常的沉重?！?/p>

十年間，他利用課余時間收藏老物件，足跡遍布徐州、南京等地的古玩市場，同時通過二手線上渠道篩選，如今個人收藏已達百余件。

此次捐贈的兩件侵華罪證便是通過二手交易平臺尋覓所得，共花費兩萬余元。

這位少年透露，最早是攢壓歲錢，后來通過 “以藏養(yǎng)藏” 的方式，再用這筆錢買想要的藏品，一步步積累至今。

而紀念館工作人員蔣俊介紹了此次公布的另一封關鍵信件，侵華日軍國崎支隊步兵第四十一聯(lián)隊士兵村田芳夫于1938年1月8日寫給父親的家信。

信中，村田芳夫以令人不寒而栗的輕松口吻寫道：“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棧橋，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斬殺或射殺中國敗殘兵或傷兵，并且把尸體全部拋入揚子江沖走，真痛快?！?/p>

這封由日本友人捐贈的信件，與于聹鵬捐贈的信件形成了殘酷的互證。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衛(wèi)星指出：“村田芳夫甚至使用了‘很有意思’‘真痛快’這種毫無人性的表述，顯然，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將殺人視為一件輕松愉快的事?！?/p>

孟國祥教授參與了對于聹鵬捐贈信件的考證工作，他表示：

此次紀念館共公布了13件（套）文物史料，除了日軍信件外，還包括一組由河南的黨小舉、黨彪父子捐贈的8張珍貴歷史照片。

這些照片真實定格了日軍占領南京前后的情景。

其中一張背面標注 “南京唐山路宿舍附近孩子乞討的實況” 的照片，清晰記錄了南京淪陷后孩童沿街乞討的悲慘境遇。

美籍華人魯照寧今年第三次來到紀念館，捐贈了一批英法文刊物。

其中1937年12月8日的法國《卓越報》報道了南京淪陷時“尚有百萬居民”，這與南京鼓樓醫(yī)院美籍醫(yī)生羅伯特·威爾遜在東京審判時的證詞相呼應。

威爾遜當時陳述：“南京人口銳減到不到50萬?！?/p>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生指出：“戰(zhàn)后日本右翼勢力長期以南京人口數(shù)量問題否認南京大屠殺，這份報紙是對日本右翼勢力錯誤言論的有力回擊?！?/strong>

對于自己捐贈的文物，于聹鵬有深刻的理解：“從文物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歷史的重量?！?/strong>

他說，山川儀仁的信件讓曾經停留在課本上的史實變得鮮活而沉重。

“這段歷史不能忘也不敢忘，忘記就等于背叛，背叛就可能讓歷史重演！”

這位少年對時事新聞十分關注。

他后面說：“我會一直收集這些歷史資料，想把這些事情告訴那些同學，影響同學 記住這段歷史！”

如今，報考考古專業(yè)、做對國家有用的人，已成為于聹鵬的明確目標。他表示：“我們要把家國放在心里，努力學習本領，讓國家變得更強大，才能不讓歷史悲劇重演。”